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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篆书艺术发展史上，从李斯到吴昌硕，能如唐代李阳冰如此自信，而且在身后享有众多赞誉的篆书家，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人了。他曾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其自信程度可见一斑。窦臯认为李阳冰篆书：“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识者谓之仓颉后身。”溢美之词，跃然纸上。宋朱长文《续书断》将李阳冰书法与颜真卿、张旭书法同列为神品，评价极高，将其誉为李斯之后小篆第一人。
尽管宋以后对李阳冰的赞誉不胜枚举，但伴随着清代篆书中兴的到来，人们对篆书的审美眼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于是也开始了对李阳冰篆书的重新审视，对李阳冰的篆书提出了批评，如钱大昕即称李阳冰篆书未合秦小篆之法，康有为评其篆书时也称：“益行怯薄，破坏古法极矣。”只不过这种批评与对其褒扬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只能说明对篆书理解的艰难性和世俗人情的顽固性。
从史料记载，李阳冰传世的碑刻很多，其中以《城隍庙记》尤为著名，堪为李阳冰代表之作。此碑全称《缙云县城隍庙记》，刻于唐乾元二年（759）八月，李阳冰撰文并篆书。记李阳冰在城隍庙祈雨有效，迁其庙而祀之之事。碑文篆书8行，每行11字。碑原在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县），原石已佚，现存者为宋宣和五年（1123）吴延年重刻。碑后有重刻题记：“阳冰以篆冠古今，而人争欲得之。昨缘寇攘，残缺断裂，时不可读。偶得纸本于民间，遂命工重勒诸石，庶广其传，亦足以使之不朽也。”现其上部清晰可辨，下部已漫滤。是现在见于文献的李阳冰刻石中最早的一件。因此，《城隍庙记》虽为宋人翻刻，想必去原刻不远，可基本反映出李阳冰篆书风貌。该碑篆书直承秦《峄山刻石》，线条粗细一致，圆润劲挺，为标准的“玉箸篆”用笔之法，劲利豪爽，结体匀称规整，晴朗端严，篆法全然秦篆风貌，章法字字规然，字间合度不差，字形修长纤细，而劲挺飞动若神。在“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的基础上，更加端庄整伤。宋欧阳修认为，《城隍庙记》是李阳冰篆书中最为瘦硬者，深得秦人篆法精髓，信然。
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自学丛帖：篆隶（下册）》也收入了此碑，并在简介中指出：“此刻书法圆劲婉通，典型尚存，极易初学。”所谓“极易初学”，也许是由于《城隍庙记》在线条、结体和章法上都被归结为一种程式和规范，形成一种非常严密的秩序，但这种严密的秩序和刻板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这是临习《城隍庙记》时不得不面对并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李阳冰篆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在魏晋至唐这段楷书、行书时代，篆书沦落为装饰性纹样，真正意义上的篆书创作已经基本无人问津的背景下，完成了一次篆书创作的回归，才使篆书这一失去实用地位的书体得以不绝于世，绵延传袭。由于在唐代，书法非常强调严谨的法度，因而李阳冰这种循规蹈矩的小篆风格非常符合唐人的审美标准，这便是李阳冰带有秦人笔意但又更为理性的小篆能够在唐代盛极一时的历史原因。
因而，可以说李阳冰在书法史的价值已远远大于他篆书创作的价值。以今天对篆书的审美眼光来审视，李阳冰的小篆缺少了许多变化和生动，也正是从李阳冰开始，小篆进入了程式化的书写阶段。#篆书欣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