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专门记载历史的书籍。
狭义上指“记载历史的古籍”。
史书发展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早期的史书
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
今天特意为大家大家带来是史书上一些经典名句，我虽然喜爱文学，但是对于史书的接触是少之又少。
我第一次接触的司马迁的《史记》，那时候上初二，班里有个同学花钱买的厚厚的上下两册白话文版本，每一册厚约7厘米，16开大小的纸张上密密麻麻的堆积了小五号字体，书中配有少许人物插图，我当时有辛借来一读，快三个月我才读完上册，下册也是费了不少时间才看完，里面的人物事件精彩绝伦，越看越欲罢不能。
我后来接触到古文版本的《史记》，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书很薄,没有注解，生僻字词不少，即使读完也只是有个模糊的轮廓，读不太明白。
再后来，我读过《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史书，都是白话文版本，那时候也只是粗浅的涉入，打发时间罢了。
正好看到这些经典名句，大家就一起学习一下，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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