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冀、鲁、豫等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同时也是历史上的旱灾频发地区。近七十年前的1942年，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就曾遭遇过一场极为罕见的特大旱灾，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几十年后重温这段悲惨的历史，仍然为之震撼不已。
中原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八年，河南始终是抗日的主战场和川陕大后方的有力屏障。自抗战爆发以来，河南已遭受了数次重大灾害，其中最为著名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夺去了黄泛区89万鲜活的生命。当1942年再次天降灾祸时，饱受“水、旱、蝗、汤”蹂躏的中原百姓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正如《河南灾情实况》一书所言：“（河南大地）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
驻军河南、被称为中原四害之一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
当河南灾象初呈时，部分豫籍士绅就纷纷上书蒋介石请赈。如果国民政府此时救灾，那么完全有时间和能力将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可蒋介石却误认为河南人在和他玩“躲猫猫”的把戏——名为请赈，实为逃脱征粮。1942年秋夏之交，蒋专门作了一个关于粮政问题的训示，训示中称：“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驶，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
后来蒋介石从当地驻军那里了解到了准确消息，随即在西安召开了“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但粮食部部长徐堪事后又把250万石改为250万包（每石约合小麦120市斤，每包约合小麦200市斤）。据说许多农民交粮后家中颗粒无存，大多活活饿死，有的甚至全家服毒自杀。而豫省当年的军粮征收任务却超额完成，河南粮政局长为此还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嘉奖。
河南的灾情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最先报道此事的是南阳一家民营小报《前锋报》。该报特派记者流萤（即作家李蕤）骑一辆自行车辗转灾区，沿途记录撰稿，在文章中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惨景：“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市，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灾荒导致了人性的泯灭，人吃人、抛弃亲生骨肉、拐卖妇女儿童的事屡见不鲜，娼妓业也成为灾区一道抢眼的风景。据流萤调查，1943年春在巩县的一个“以往并没有多少娼妓”的小街市上，看到“每家旅社都充斥着猥亵的影子和淫秽的笑声”。此间，流萤共写出了《喑哑的呼声》、《雨天绝粮记》、《“死角”的弦上》、《粮仓里的骨山》等通讯，后来《前锋报》将其汇集出版，题为《豫灾剪影》。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发自灾区的通讯《豫灾实录》，第二天，意犹未尽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又刊发了由他亲笔撰写的社评《看重庆 念中原》，将矛头直指重庆当局：“河南的灾民卖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大公报》因披露灾区真相和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而遭整肃，被停刊三天。但当局对灾区进行新闻封锁的举动却引起了一名美国记者的注意，此人名叫白修德，是《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他随即前往河南采访。
白修德镜头下的河南灾区景象
白修德来到灾区后，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走访了许多村庄和灾民，并与当地的一些官员进行了交流。采访期间，白修德发现《前锋报》和《大公报》的同行对灾区的报道并没有丝毫的夸大和失实，他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队每年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农民全年的收成，除此之外农民还须缴纳各种名目的税赋。但当他向河南省政府主席说起这种情况时，却遭到了否认：“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
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白修德估计河南大约有300万至500万的灾民饿死。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数字基本属实，但这个说法同样遭到政府的否认，当时河南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602人。
1943年3月，白修德对灾区的报道经洛阳电报局发往美国《时代》周刊，按规定这篇报道应先发回重庆审查后才能发出，但那位勇敢的报务员并没有这么做。后来报务员被当局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而河南灾荒的真相则大白于天下。
白修德镜头下的河南灾区景象
在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荒年不可胜数，但如1942年这样的惨景却不多见，为何会如此残酷？究其缘由，既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而后者可能还是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发生在1940年代初的这场大旱，是天灾，更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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