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由秦汉文明向隋唐文明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礼俗变化很大。其中家具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席地家具向垂足高坐家具的转变。
北周安伽墓屏风石棺床
南京西善桥南朝竹林七贤拼镶砖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屏风是流行的家具之一。
古代文献有许多有关华美屏风的记述，如《邺中记》说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作“金银钮屈膝屏风”，高矮可以随意伸缩。考古发掘的漆画屏风实物仅有北魏司马金龙墓一例，现简述于下：
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面漆画
司马金龙墓屏面漆画
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石础漆画木屏风。司马金龙生前封琅琊王，官至“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可证华美的漆屏风是当时最高统治集团的奢侈品。
司马金龙墓屏风石础两侧
可惜该墓因遭盗掘等人为和自然原因，漆屏风已经朽毁，残件散落墓室各处，只有5块屏板较完整，板高81.5厘米。还有4件浅灰色细砂石精雕的小柱础，应系屏板的础座。如把屏板与础座插合成整体，看来是适宜于床上使用的四尺屏风。
司马金龙墓屏风石础两侧
整具屏风的形制，可以从它自身上的画面看出来，原来在屏板正、背两面都有彩画，朱底上分上下四栏，各画一组人物画，所绘内容有列女图。其中“和帝后”、“卫灵公”与“灵公夫人”等画面中，都有在一人独坐的床榻后部和左右两侧屏障用的屏风。屏板每块宽约26厘米，厚2.5厘米，上下有榫，两侧也有上下两个榫或卯口，可知原应与屏风边框相卯合。
在墓中还发现一些木板漆画，板面绘连续的忍冬图案，或在忍冬图案中加绘人物、朱雀、虎、神兽等图像，它们或可能是屏风的边框。并联拼合6块屏板和边框，宽度应能超过200厘米，正好安放在墓内宽241厘米的石床上，两侧如各安3块屏板和边框，全屏用12块屏板则与文献中讲的“十二牒”相近了。
司马金龙墓屏画边饰
屏板安装在石础上的方法，没有实物可供参考，但是这种作法的屏风，后来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
故宫博物院藏宋画《十八学士图》中恰好画有一具这种形制的屏风，可供参考。因此可能复原司马金龙墓石础木制漆画屏风的形貌。
除了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础木制漆画屏风外，目前还没有再发现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屏风实物标本，仅是插放屏风的小型石础，在山西、山东等省有所发现。山东济南东魏天平五年（538年）崔令姿墓出土有4件素面的覆钵式滑石屏风柱础。
应注意，东晋南北朝时期在屏风的屏面所绘屏面画，已逐渐成为室内艺术装饰的重要内容。因为在东晋南北朝时期，艺术家的绘画创作主要有3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手卷；第二种是在宫室或寺庙绘制壁画；第三种是在屏障上的绘画。
屏风画六朝时已引起著名画家的重视，仅在《历代名画记》中，就记有孙吴时曹不兴作屏风画时误落笔点素，因而画为蝇状，孙权误以为真蝇的故事。还有记有东晋时荀勖有维摩诘像屏风、顾恺之有水鸟屏风、王廙百“村社齐屏风”等作品传世。屏风画成了六朝以来人们居室中陈设绘画艺术品的主要形式，对美化居室环境很重要。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镜台
传世古代绘画保存了一些东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后代摹本，主要有传东晋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洛神赋图》的后代摹本，以及传北齐杨子华作《北齐校书图》的后代摹本，绘出有席、大床、榻、案、胡床等家具。
《女史箴图》局部 大床
在《女史箴图》卷中，自右向左依次出现的家具有坐榻、下作覆盆状础的镜台、平铺地面的坐席、上张平顶帐的大床，在大床前放有与床同长的曲足案。
比较特殊的是《女史箴图》里有人下床時先垂足坐于案上，一面回顾床上人对谈，一面伸足穿履，明显不是曲足案的传统用法。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局部
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局部 坐榻
《列女仁智图》卷中在绘出的卫灵公和灵公夫人对谈画面中二人均坐在平铺地面的坐席上，有围屏，屏面绘山水画。并在灯侧以极小的屏风围护。《洛神赋图》卷中出现的家具只有足作壸门形状的独坐的坐榻。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摹本局部 大床
《北齐校书图》卷中绘出的家具有大床和胡床。将上述几件传世绘画中绘出的家具与前述考古发现的家具资料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些绘画中的家具虽经后人摹写多有变形之处，但确是按当时的实用家具模写而成，因此不失为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日用家具有用的参考材料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摹本局部 胡床
虽然沿袭汉魏传统的席地起居家具到南北朝时期一直沿用不衰，但是自十六国时期开始不断受到高足家具新浪潮的冲击，后来在五代北宋时终被新浪潮所掩没，让位于新兴的高足家具的新组合。
内容整编自：杨泓《考古所见魏晋南北朝家具（中）》《紫禁城》2010年12月刊，感谢作者及杂志提供资料，如有问题私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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