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十万伏高压电击中的那一秒，周国民瞬间失去了知觉。火势蔓延，他从四楼掉下，摔在木板上，变成一团火球。再醒来时，他感到全身剧痛，难以动弹。
二十二年前，32岁的周国民在长沙坪塘镇一个建筑工地做木工时，意外碰到不远处的电线杆，被十万伏电压击中，全身烧伤面积达95%。手术后，他的四肢高位截肢，余生与轮椅为伴。
失去四肢的他花了五年“坐起来”，重拾生活的信心；又花了三年练习用口含笔写书法，为自己找到生活的乐趣；十年后，他学会了生活自理，将“做什么事都不能失败”作为生活信条。
在他的“半截人生”里，虽有绝望，但“希望一直在”。
读完小学四年级，周国民就不再上学了。
早上他必须砍完柴才能去学校，经常错过前两节课。放学后他也要砍完柴才能吃饭，做家务的时间远远多过学习。
没有本子写作业，他就把面条的包装纸裁成四块缝起来当本子。因为交不起两块钱一期学费，他时常被拎到讲台上罚站，受的批评多了，他越来越不想读书。
退学后，他去家附近的砖窑搬砖，搬了两个月只赚到三四十块。舅舅介绍他去湘潭锰矿装火车皮，一担超过一百斤。装了三个月，他在长沙买到一部梦寐以求的五羊牌单车，一路骑回湘潭。
（周国民用脸操纵轮椅外出）
父母觉得做临时工不够稳定，想让他去学门技术。当时他的叔叔在做木工，可以每天到雇主家吃饭，伙食不错，有鱼有肉，他觉得当木工也不错，就跟着叔叔学了两年。
出师后，他在长沙湘潭两地接活做家具，赚了些钱，娶了老婆，还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直到一场意外降临。
1999年8月的一天，包工头叫他去一处工地做木工。当时房屋已有第三层，砌到第四层时，周国民做工的地方离高压电线杆不到一米远。
他从未发觉电线杆周围有任何明显的危险提示，做工时意外触碰到高压电线杆，整个人瞬间燃烧起来，变成一团火球。他从四楼滚下，摔到木板上，失去了意识。
（32岁，高位截肢后的周国民）
送到湘雅医院时，他发现自己的脚全部萎缩了，“像猪脚一样”。动手术需要50万，而包工头和房东老板都不愿出钱，“那时他们觉得即使救活我也是废人一个了”。
周国民父母拿不出钱做手术，便回村里“收份子”，拿着一个麻布袋子，挨家挨户“讨钱”，五角、一块、两块……加上跟亲戚的借款，凑齐了第一次手术的费用。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星期，夏日炎热，他的伤口已经溃烂发臭。经过手术，周国民的四肢均高位截肢。
父母一直在外想尽办法筹钱，医院里只有妻子一人在身边陪着他。
（周国民和妻子）
手术后，他每天需要输两袋血浆和两袋白蛋白，一天的费用就超过2000元。意识清醒后，他请求医生将他的营养液减半，省点钱用作生活费。
因为没钱打止痛针，每次换药时他只能死扛，嘴里咬着一条毛巾或是妻子的衣角。
每天早晨，他和妻子共吃两块钱一碗的米粉，或是三块钱一块的蛋糕。日子虽苦，却也充满温情。一天，妻子在垃圾堆看见被人丢弃的花篮，趁着夜色将其捡来，稍作整理，放在他的床头，希望可以调节他的心情。
有时，周国民会想，自己即使被救活了也只是给家里增加负担。妻子只能不停地安慰他：“不管怎样，存活下来就是希望。只要活着，什么都好说。”
（周国民和妻子）
父亲来医院看望周国民时也只报喜不报忧。一次，父亲在后山捡到十几颗鸡蛋，来医院缴费时特意来病房跟他说起这一幸事。他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始终感谢父母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花费了二十万之后，周国民不忍看着妻子总要东躲西藏，躲避医护人员的催缴，便决定提前出院。他将放在床头20天的花篮也带回了家，用来在最痛苦的时候提醒自己，“家人就是我的动力，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回家后，周国民在床上躺了五年，“像植物人一样”，母亲时刻守在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坐在床上的周国民）
五年里，他总忍不住责备自己“救活了也没用”。当时他的儿子只有一岁，女儿九岁，俩人刚看到爸爸没有四肢时，觉得他是个“怪人”，有些害怕。母亲安慰他：“天灾人祸都是很正常的，也没有办法避免。”
躺在床上久了需要翻身，母亲只能请邻居帮忙，经常四个人一起抬才能翻一次。时间久了，母亲不好意思总是麻烦别人，忍不住跟儿子说：“你要是能自己坐起来就好了。”
看着母亲日夜辛劳，妻子在外打工赚钱养家，儿女也逐渐接受自己，鼓励自己站起来，他望着眼前一成不变的天花板，暗自下定决心：“我要坐起来。”
（周国民的唯一一张全家福）
第一次尝试坐起来时，母亲托着他的头，他用背抵住被子和枕头，借着力一点点往上蹭，他终于坐起来了。刚开始，他只能坐一两分钟就要重新躺下。
由于长时间的卧床，他的肌肉萎缩，不能久坐。
“坐起来”给了周国民重启生活的信心，“我感到我重生了”。
周国民每年可以从镇上领到100元慰问金，但领取之前需要写一份申请报告。原先他找了别人代写，但第二年那人就说有事没办法再帮忙。母亲鼓励他：“儿子你以前做木工这么好的手艺，还这么聪明，肯吃苦，求人不如求己，你自己学着写申请书吧。”
于是，周国民开始学着用嘴含笔写字。一开始，他很难掌控力度，写不出一个像样的字。笔在嘴里咬久了口腔会有撕裂感，控制不好还会一直流口水。
经过半个月练习，他终于写成了报告，交到了镇上。镇上的陈主任听闻他是用嘴书写，拿着他的申请报告四处夸赞，“他说这是一个没有四肢的人写的，比别人用手写的都好”。就这样，他开始练习写字、画画，一练就是三年。
（周国民在用嘴写毛笔字）
接着，他又花了两年学习自己上厕所、洗澡、穿衣服、吃饭等等。失去四肢十年后，他终于可以生活自理了。
有一年冬天的晚上，卧室的灯泡坏了。黑暗中，周国民用脑袋抵着被子，想坐起来，却不小心用力过度，摔到地上。他不愿叫醒母亲，怕耽误她的睡眠，就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躺了一夜。
那之后，他告诉自己，“以后做什么事都不能失败，失败只会给家人和自己带来太多的痛苦”。
因为“不能失败”，他如同走钢丝的人，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想尽办法，花上比常人多几倍的时间将所有障碍清除。
他用脸操纵轮椅，轮椅的一侧有一个小黑袋子，里面装着一支铅笔。他含着笔，用笔头按压，可以打开电灯、空调和电视机。
（周国民用脸操纵轮椅）
他让家人在水泥台上凿个食指大小的洞，每次将牙刷插在里面，他就可以自己刷牙。
洗手间里有一座铁架子，上面摆放着两块平行的木板，中间空出一掌宽，便于他上厕所和坐着洗澡。
由于植皮后没有毛孔，无法散热，周国民非常怕热。他洗澡前，空调一定要开到16度，洗完澡，等吹干身上所有的水和汗之后，他才能穿上衣服，不然衣服就会“像膏药一样黏在身上”。
他还有用一根黑绳和一个铁钩组成的“抓物器”，如果东西掉在地上，他能够“捡”起来。
（在洗澡的周国民）
每次过年，周国民坐在家门口，看着在异乡打工的人都衣锦还乡，“他们都赚了钱，提着大包小包，开着汽车回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他不想一直在家无所事事，也不想只靠着救济生活，思索再三，开始接一些书法表演和励志演讲的活。但去年疫情暴发，他不能外出，于是和好友徐国强一起合伙开了一个养殖场，养了一千余只鸭子。他负责销售，徐国强负责喂养和送货。但一年下来，他们每人只赚到2万块。
（周国民和好友徐国强合伙开了一个养殖场）
家中没有经济来源后，周国民的妻子一直在外打工。如今在长沙一所大学的食堂工作，不常回家。
周国民一人独居，每个月花1500元请婶婶为他做一日三餐并做些家务。父亲三年前去世后，母亲也瘫痪了，两年前，姐姐接走了她。周国民坚持要承担赡养义务，每月给姐姐1000元作为母亲的生活费。
至今，他有一年时间没见到母亲了。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接母亲回来，请保姆照顾，让她在自己身边安养晚年。他还想开办一个家庭养老院，服务老人和残疾人，“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我知道他们生活得不容易。”
在艰难的日子里，他也收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善意。镇上的理发店老板为他免费理发，五金店老板送他免费的工具，电动车行的周老板给他免费修轮椅。
（电动车行老板给周国民免费修轮椅）
8月的一天下午，他开着轮椅去电动车行，想让老板帮他换一个电瓶。路过一家小型家具厂时，他停下来，抬头望向招牌，“如果我没出事，现在应该也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帮别人装修、做家具了，说不定我还能带着妈妈到处去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也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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