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疫病流行，众多的病者被夺去生命。张仲景面对现实，发愤读书，凭着自己的实践与天才，通过研读《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医籍，继承前人经验，吸取其精华，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在《伤寒杂病论》中肇基了辩证论治之大法。读过《伤寒杂病论》的人，细细思索觉得《伤寒论》的许多具体内容来自《内经》，但没有《内经》的原文，这说明张仲景在继承方面很会读书。不注一字，尽得风流。治学严谨，实令人崇尚。他精究医籍，细思师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通过大胆设想，融为一体，创立了辨证施治独特的理论体系。在辨证上留给我们的就是六病辨证。可是，自宋代朱肱起，释为六经辩证，这是千古谬误。我们所以叫六病辨证，是因为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全文称病，将大题小目均叫“病”。采取“孔步我步，孔趋我趋”的态度，并非领古非今，而是尊重历史事实。
张仲景之法，实为千古之法矣，虽愈一千余年，实无一人能过之。因此，其为辨证论治的奠基人也。
从《伤寒杂病论》成书问世到今天保存下来的宋本《伤寒论》，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朝代的更替，战争的纷繁，使《伤寒杂病论》一书流传的历史显晦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易。
陈寿撰写《三国志》，为华佗立了传，将张仲景脱失。历史记载有三处叙述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著述。
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自述是建安年间人，面对当时疫疠流行的情况，批评当时的“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斥责了“钦望巫祝”的迷信观点，反对“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草率医疗作风，反对“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保守态度，强调了治病要博采众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这种博学开放、严谨求实的思想指导下，著成《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
竞逐荣势，唯名利是务。这个“荣”在《金匮》虚劳篇有一提纲言夫“尊荣人”，与这个荣大体都一个意思，就是荣华富贵的意思，这个“势”就是权利权势的意思。竞逐荣势，唯名利是务，这句话放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那是相当的吻合，相当的贴切，就像是为这个社会量身订做的一句话，说明仲圣相当有远见。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城市到家村，从学校到工厂，处处都是这种现象，居然还常态化了，比如中医花钱出书为评职称，有的拜师名医，又是哪门传人，到处走穴，用自已高大尚的简介来吸引患者。有的中医不去治病了，搞起培训来了，为了好招生，就花钱出书，给自已渡金，然后又评为什么艾灸协会会长，有金身加持，招生培训在来一个政治式宣传，名利双收。这只是中医行业的一个小角，而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每当有公务员招考时，省级公务员一千多人竞争一个名额，国家级的公务员都有上万人报名来竞争一个名额，这也同古代的科举，现代美名曰国考，这些现象不都是唯名利是务。如果是有编制的公务员，那找对象就不用愁了，并且还可以挑挑拣拣。编制有无限的吸引力，可以让有的人放弃现在的高收入，去考一个低工资在编的小学教师，并且还离家一百多公里。还有我一发小，考上了一个县城的司法部门的公务员，没过两天，就有人联系他出高价要买他这个名额。在生活中，谁要是有在公检法上班的朋友亲戚，那可是出尽风头，喝酒都能比别人有底气。（备注；下画线部分，是我自已写的）
各承家技，终使顺旧，这句话就更有时代意义了，这简直就是时代专属。以前的各承家技，还是一个多形态的个体，跟谁都能学，学完就能干，也不用什么证，也没有什么法，现在是体制教育，一家独大，统编教材，唯我独尊，不仅没的选，还有证有法，这样条条框框的各种门槛，只能我龚断，不让别人干，并且还终使顺旧，只承一家之技。这个体制很大，大到有关连很多有关部门，这个所谓的有关部门越多，就越改不动，互为犄角，只能终使顺旧，最后痛苦是众多学子，毕业以后，重新开始学医，还有患者，四处奔波，找不到好医生，最后就是中医本身，也渐渐阳萎堕落。中医的理论体系，本来就是混乱不堪，这一整合，貌似正经了起来。从鲁迅口中的有意无意，变成了一本正经。中医教育，只是教育，而不是中医，结合应试教育，只是考试，而不是中医，中医与应试结合，美名曰教育。现在是体制内不改，改体制外，美名曰师承，这个师承只解决了各承家技这前半句，而最终的结果，仍是后半句，终使顺旧。不信就走着看，作为后来半路学医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并且懂得这个体制的体制外的人，并且对中医四圣理论入门的人，看的清清楚楚。当一本正经成为主流，清醒就是犯罪。如果对中医有追求，就读《黄元御》。借用当下最留行的一句话，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读黄氏，学四圣，得医道。（备注；下画线部分，是我自已写的）
西晋?皇甫谧撰集《甲乙经》，在序言中记载：“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使用'，并说：“凡术唯仲景最精。”说明晋代后皇甫谧已读过《伤寒杂病论》并受到其学术影响和理论指导，且记述了张仲景与王桑在一起的一段看病趣事。由此可见，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已成，并对当时的医者形成一定影响。
范晔是南朝宋代历史学家，在宋五十九年写成《后汉书》，书写何锸别传时，提到张仲景。那时，张仲景尚在少年时代，是“总角谒何锸'，何锸对其说：'君用思精，韵不高，后必为良医”。何锸是东汉何时代人，生卒年代不详，无以考据。但记载了张仲景早年就开始习医。在汉代，20岁以前算童年，扎髻不戴冠谓之总角，20岁以后戴冠，表示到了成年。从“总角谒何锸”看，张仲景在20岁以前见到何锸，就已经开始学医。
从《后汉书》记载张仲景“总角谒何锸”到《甲乙经》叙述其给王桑看病，再结合《伤寒杂病论》的自序看，张仲景是一个自少年时代就开始习医，一生研求医术，不入仕途的医学家。《伤寒杂病论》成书当为张仲景的晚年，其他论说由于资料不足不能为凭。
仲景遗论，经王叔和搜集整理成书，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时未加注疏，这其中原委在医界一直存有争议，故应对王叔和系何处人、何时任太医令及和张仲景之间的关系加以考证。
王叔和的籍贯究竟系何处，据历史资料看，和王叔和同时代的卫汛称“高平王熙”。
东晋哲学家张谌在《养生论》中说：“王叔和，高平人也。”
唐代甘宗在《名医传》中说：'叔和，西晋高平人。”
贾以仁在1981年第1期《中华医史杂志》上载：“王叔和籍贯及任太医令考'，其观点如下：王叔和籍贯从历史来看，曹魏及西晋并无高平县的设置，今山西晋城东北之高平县，当时为法氏县。在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永安年间（公元529年），在长平西北二十里设高平，同属建州长平郡。
在东汉和曹魏时，有高平国，称山阴郡，属兖州管辖，故城在现今山东鲁西南，微山县西北。从历史的角度看，“王叔和当为高平国即今山东微县人”。
王叔和任太医令问题，素有争论。晋代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诣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由此可见，皇甫谧是晋人，显然不是吴人，序中所述甘露应是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的年号，那是公元256年，为甘露元年。《甲乙经》序中记载：“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张仲景遗论甚精，指事绝用。”表明皇甫谧著《甲乙经》时，王叔和已经当了太医令。
由此看来，王叔和当为魏?太医令，而不是晋?太医令。
从王叔和与张仲景之间的时间承继关系看。据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载：“自建安纪年以来，尚未十稔.?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说明建安十年后，张仲景就开始《伤寒杂病论》的著述，至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即公元220年，再过36年就是魏高贵乡公曹髦作皇帝，为甘露元年。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历经50余年，在甘露年中，王叔和已当了太医令，撰次张仲景的遗论。那个时候，皇甫谧42岁，可以推算张仲景的老年和王叔和的中年是皇甫谧的少年时代。
东汉时期，书的整理大部分仍刻到竹简上，王叔和任太医令向我们提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任太医令后，时间和经济有保障，文字的加工整理有条件，撰集《伤寒杂病论》的理想能得以实现；二是说明任太医令提示医术是高明的。当时的名师有两个，一是华佗；一是张仲景，那时华佗已死，只有张仲景，名师出高徒，王叔和的医术或当从师于张仲景。另据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近代太医令，撰次张仲景遗论甚精”来看，若非关系密切的师徒之间，难能得其真传而具有高超医术，搜其遗论，而为其著述撰次，且能达到撰次甚精，这其中道理推断可知。因此，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十六卷手稿是由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后才成书发行，流传后世，没有王叔和，就没有今天的《伤寒论》。就此而论，王叔和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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