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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丧心病狂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军官,受到惩罚了吗?

冷兵器时代,常用百人斩、千人斩来形容战场浴血杀敌的猛将。

日军侵华期间,竟然也有所谓的“武士”号称是“百人斩”。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这俩货:

野田毅和向井敏明

相信了解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人,都见过这张照片,照片上的两个日军少尉: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南京大屠杀前夕展开杀人竞赛,约定谁先杀够100人,谁就获胜。

结果,向井敏明斩杀106人,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光荣”获胜,就有了这张合影,公然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据说当时因为不能确定是谁先杀到100,二人丧心病狂地约定:重新比赛,看谁能先杀满150人。

他们杀的是什么人?抗战胜利后,这两个杀人狂魔的下场如何呢?

这要从东京审批团里一个东吴大学的高材生说起。

高文彬,上海人,1922年出生,1941年就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

高文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组建,各受降国均派法官和检察官参加。中国当时派出的大法官是梅汝璈先生。国际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而东吴大学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学校,参加国际审判的人员主要从这里挑选。

刚毕业不久,满怀爱国热情且英文极好的高文彬被重点举荐,经过面试,正式录用为中国审判团队中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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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日本涩谷的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如今成了他们罪行的审判地,算是历史莫大的讽刺。

高文彬的工作主要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以及各种联络往来,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证据,造成审判举证困难,所以当时中国团队所有人空闲时都会帮忙翻资料、找证据。

一天,高文彬翻档案材料时发现了一张1937年12月的报纸,没错!正是那张《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上面登载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

报道这样写的:

[十二日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发于紫金山麓]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10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

野田:“喂,我斩了一百零五了,你呢?”

向井:“我一百零六了!”

两少尉:“啊哈哈哈……”

结果是谁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

不要说高文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报道都会气得发疯,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高文彬的心都碎了。他后来说,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高文彬把报纸拿给中国检察团队的小伙伴,大家开始不眠不休地查找这两个人的信息和罪证。随着查找,他们发现了两个事实:

第一,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所谓的“百人斩”,杀的都是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

野田毅曾在家乡鹿儿岛县一所小学作报告,他说:“报纸上所说的乡土出身之勇士,斩杀百人竞赛之勇士,说的就是我。占领战壕后,我对里面的人喊,你!出来!支那士兵愚蠢,都出来了。我叫他们排好队,然后从队伍的一头逐个砍过去……

很明显,这就是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屠杀。

高文彬发现的那份《东京日日新闻》,只是日本媒体对“百人斩”众多报道中的一份。

那一时期,《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许多报纸,都刊发了“百人斩”的消息,一时之间,野田毅、向井敏明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

《东京日日新闻》更是对“杀人竞赛”进行了持续关注。据《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1月30日第1次报道,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两人开始“百人斩”竞争,两人杀人数分别为56人和25人。至1937年12月13日第4次报道时,两人的杀人记录已经分别达到105人和106人。

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还配发了照片。正是野田毅和向井敏明这两个杀人狂魔犯罪的铁证!

第二,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极有可能还活着,而且就在日本!

这两只野兽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京都师团。向井敏明,任九联队少尉。野田毅,任九联队副官及少尉。

京都师团号称日军在华最残暴的师团,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当时他们主攻南京中华门一带,城破后便开始大肆杀戮。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京都师团一万三千人被调往菲律宾,驻守莱特岛。1944年,莱特湾海战之中,美军登陆莱特岛,第16师团几乎被全歼,这支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野蛮军队,终归灭亡。

根据日本厚生省资料,莱特湾一战,京都师团被歼灭13158人,俘虏620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战俘名单之中。

作为冲在前线的低级军官,竟然都活着被俘,可见这俩人也就是屠杀老百姓比较“能耐”,并不是战场上真正英勇的军人,生死关头只会装怂。

战争结束后,除了少数高级军官作为战犯被扣押,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一样,被美军遣返回了日本,向井和野田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从此脱下军装成了普通日本百姓。

高文彬在远东军事法庭前

高文彬把查到的罪证资料和线索一起交给了远东军事法庭。

但法庭却没有受理,一是因为当时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结束,二是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都是将军以上的战犯,比如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这样的“大家伙”,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军衔太低,不够资格。

难道就此让这两个魔鬼逃脱法律制裁?当然不行!

高文彬把证据材料复印了两份,一份由大法官梅汝璈发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另一份寄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对于这种突破人性底线的兽行,宋子文也表现得异常强硬,他通过南京政府直接发函给远东军事法庭,强烈表示,这两个人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必须严惩!

宋子文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引起了国际法庭的重视,他们委托美国宪兵队,在日本全国通缉野田毅和向井敏明。

美国大兵也被这两个人的禽兽行径震惊,大张旗鼓地在全日本境内展开抓捕。但战后的日本,一片衰败混乱,遣送回国的军人到处都是,要找这么两个低级军官实在不容易。

宪兵队首先来到了向井敏明的老家——日本山口县玖珂郡神代村,却没有找到向井敏明的下落以及任何线索。

日本军队通常会把一个地方招募的士兵分在同一个部队,神代村有不少和向井敏明同一部队的日本老兵,他们绝口不提自己曾经的暴行。宪兵拿着向井敏明的照片挨家询问,没人知道这个嗜血恶魔的下落。在野田毅的老家鹿儿岛,情形也是一模一样。线索就此断了。

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就在宪兵队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意外收获。又一个杀人恶魔自己跳了出来:

1947年5月18日中午,国际宪兵路过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里面忽然传来争吵声,一个名叫田中军吉的中年男人吃完鱼丸不给钱,还打了店老板一记耳光,狂叫道:“老子当年在支那参战,一天就杀掉了100多个支那人,还敢跟我要钱!”

路过的宪兵二话不说,冲进去就将田中军吉绑起来押走。

侵华日军第6师团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意外被抓获,他是南京大屠杀中另一场“百人斩”的刽子手。从南京中华门到水西门,他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

魔鬼的朋友圈里也是魔鬼。经过审讯,宪兵队发现,田中军吉居然跟野田毅有联系,他供出野田毅在鹿儿岛县。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1947年8月20日,宪兵在一个不起眼的集市上,发现了正摆地摊的野田毅。此时的他,头上裹着白布,一副典型的日本小生意人模样。

宪兵把他按倒在地时,他还在装无辜,一副“良民”的表情,直到看见翻拍的《东京日日新闻》和田中军吉,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不得不说物以类聚,一番审讯,野田毅也供出了向井敏明的下落:这个当年的恶魔伪装成平民,隐藏在山口县,靠贩卖山货维持生计。之后,国际宪兵前往山口县,将向井敏明抓获。

至此,两个杀人狂魔,外加一个“意外收获”,全部落网。

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战犯分为A、B、C三个等级,A级是“对和平之罪”,即计划、开始、实行侵略战争的犯罪,比如东条英机之流,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B级是“通例的战争犯罪”,即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C级是“对人道之罪”,即指战前、战时的杀害和虐待。B、C级战犯均由各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注定要接受来自中国的审判。

1947年11月6日,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对三人进行公审。审判庭设在励志社大礼堂(即现在的江苏省会议中心黄埔厅)。

开庭当天,大雪纷飞,到场旁听的民众足有三四百人。

虽然罪行清晰,罪证充分,但这三个所谓的“日本武士”却百般抵赖:

向井敏明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自己攻打南京时的手绘地图,硬说自己根本没进南京和句容,只到过无锡;野田毅说《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他和向井的照片和报道是“记者的想象”;田中军吉更夸张,居然说那张他砍人头颅的照片是做假。

三个曾经号称“百人斩”的“勇士”,彻底显露出“懦夫本色”。在他们惨无人道虐杀中国平民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血债血偿?

庭审到最后,无论证据如何确凿,事实如何清楚,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就是抵死不认。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法庭有足够的证据对他们进行宣判。

那天下午,审判长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作战期间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各处死刑 。”

三人听完判决,面色陡变,垂头丧气,报纸上那威风凛凛的“武士道”神情,彻底消失。

1948年1月28日,残雪初晴,南京市万人空巷,从市内通往雨花台刑场的路上站满了中国军民,只听三声枪响,3个罪孽深重的生命就此结束。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史,重提这个“百人斩”的故事,并不是为了重温仇恨,那是为了什么呢?用梅汝璈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或许可以解释: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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