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8日是严复诞辰169周年的纪念日。有人说，严复的形象在历史上是暧昧、矛盾的：一方面，他是积极提倡向西方寻找出路的「先进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他也固执地坚持「旧法不可偏废」。他是一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变革者......今天，我们一起再回看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辉煌足迹的一代宗师。
严复（1854-1921）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为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来的新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的重要性不在政治场域或他所长期从事的海军教育，而在于他对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思想与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他所引介的西学，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诚如美国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一九一六-一九九九）教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所说，「严复的关怀……是有意义的关怀，他因应这些关怀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努力」。
一八五四年一月八日，严复生于福州府侯官县南台区苍霞洲。此地位于福州城墙南边、闽江北部，是一个热闹的沿海港口，有着繁荣的国际贸易与多样的文化活动，此种环境对于严复在成长过程中的视野开拓实有相当帮助。他的祖父严秉符与父亲严振先为当地名医，熟悉儒道经典与医道，但并无科举功名。因此，严氏家族在福州是属于中下层的地方精英阶层。
五岁时，严复开始跟随家人与数字老师读书，背诵《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九岁时，其父聘请当地著名学者黄宗彝来担任启蒙教师。一八六五年黄宗彝过世，严复又继续跟随其子黄孟修（增）学习。在黄氏父子先后教导之下，严复研习传统典籍，此时儒家的伦理价值，尤其是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在其内心生根。同时，他也开始喜好书法与诗词歌赋。后来，写字与吟诗作词成为他一生的嗜好，并留下不少墨迹与诗作。
一、少年早成
十二岁时，严复与一位王姓女子成亲。婚后数月，其父不幸罹患霍乱去世，家中顿失经济支柱。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他无力支付家庭教师的束修而被迫放弃科举事业，转而投考由福州船政局初办的船政学堂。这所位于马尾的新式学校是由船政大臣沈葆桢（一八二〇-一八七九）在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一八三五-一八八六）的协助下创办的西式军事学堂，旨在训练学生学习外语、习得造船与驾驶的技术，属于洋务新政中模仿西法的一部分。严复参加了该校于一八六六年所举行的包括口试、笔试与体能测验的第一次入学考试。其中，笔试作文题目出自《孟子．万章篇》的〈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当时甫逢父丧的严复对此一题目深有感触，因而能畅论内心情感，终以第一名获得录取。
次年初，他与其他百余位学生在福州城内定光寺上课，在诵经声中开始学习英文字母，并修习算术、几何、物理、化学、机械等航海必修课程。该校虽以西学为主，但同时也强调中学。因此，学生必须以部分时间来学习古文，并研读《孝经》与《圣谕广训》等教材。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并不感觉到中、西学之间的矛盾，严复后来会通中西的理念亦应植根于此。不过从此时到他自英国返国期间，严复学习的重心始终摆在西学方面。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七岁的严复从该校毕业。其后六年，则分别在建威与扬武两艘军舰上实习，并曾赴新加坡、日本与台湾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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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山之石开拓视野
一八七七年，二十三岁的严复被选派至英国读书，进入伦敦近郊格林威治（Greenwich）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展开两年求学生涯。在校期间，严复主修海军驾驶。上课内容包括数学、化学、物理、机械、航海与国际关系等。严复也在这时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如达尔文的演化论与斯宾塞、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赫胥黎、边沁（Jeremy Bentham，一七四八-一八三二）、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七二三-一七九〇）、穆勒（John Stuart Mill，又译作弥尔，一八〇六-一八七三）等人的学说。
同时，他也开始观察英国的法院、工厂、教堂、交通设施等，注意中西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他看到英国人因从小锻炼身体而较为强壮，这引发了他日后对于「民力」的提倡。再者，在观察英国法庭制度之后，英国法律执法的公正性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经验让他了解到中国政法制度的缺陷，并思索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一八七九年的夏天，二十五岁的严复返国，任教于母校福州船政学堂。为了标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严复将名字由「宗光」改为复，字几道。「复」来自《易经》，取其「复其见天地之心」，「几道」则出自《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也反映出严复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倾向。次年，在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的邀约下，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由「洋文总教习」一职开始其教学生涯；至一八九一年升为道员（正四品），再于一八九三年底「委办天津水师学堂」，此后他的头衔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
就在此一阶段，严复也开始以翻译作品与政治评论文章闻名于世。此时的他身体状况不好、沾染鸦片恶习、科举失利；人际关系方面，与直属长官李鸿章关系欠佳、又欲前往南方投靠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而未果。此种际遇与他个性不够圆融有关，郭嵩焘（一八一八-一八九一）与曾纪泽（一八三九-一八九〇）曾批评他的性格锋芒毕露，具有狂妄、骄傲之气。这也很可能是他日后难以适应中国官场风气的根本原因。
一八九七年严复和王修植（约一八五八-一九〇三）、夏曾佑（一八六三-一九二四）等在天津仿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天演论》的译稿最早即曾在此刊物发表。然而，在戊戌变法中，除了在《国闻报》上呼吁改革之外，严复并未参与以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为首，以上海、北京为基地的政治活动。同时，在教书上他也并非那么成功，无法感受到教学相长的乐趣。在人际关系上，严复难以忍受同僚之间的贿赂之风与结党营私，对下属亦不满意。
在天津教书期间，严复的仕途限于水师学堂，无法更上层楼而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他的仕途与日人伊藤博文（一八四一-一九〇九，留学英国，后任内阁总理大臣）在日本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严复认为这一命运部分是由于他缺乏科举功名之故。因此严复捐了一个监生头衔，从一八八五年开始四度参与科举考试，但四次考试均名落孙山。科举失利的经验让他对八股文感到反感。于是，一八九五年他在《直报》发表〈救亡决论〉，批评八股取士有三大弊病：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无人才。此一主张无疑地与其落榜经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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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阅读会通中西思想
然而，准备科举考试的经验对严复的个人成长并非全然负面。余英时曾指出一个「塞翁失马」的现象。他认为严复从三十至四十岁之间为准备科举考试而阅读经史典籍，是对于古典文字运用的一种有效训练。严复在此十年间，有系统地沉浸于举业之中，使他补足了自十五岁起便中断的传统教育，并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足与同时代的士大夫等量齐观。
在准备科举的同时，严复也持续接触西学。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一年间他曾阅读斯宾塞的著作，又透过上海「别发书坊」（Kelly and Welsh Limited, Shanghai）等书店购买不少西书，而使个人藏书多达数千册。这显示严复在天津时期，不但因为准备科举而具备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同时也更加系统地阅读西方典籍，对西学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败，多位旧识、学生丧命疆场，对严复造成莫大冲击。他领悟到中国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落后，并存在着更深一层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而觉悟必须师法西方，方能突破困境。战争期间，严复曾写信给长子严璩（一八七四-一九四二），一面感叹「时势岌岌，不堪措想」，另一面认为根本之计唯有通晓西方的学问，才能「治国明民」，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战后，他发表了四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分别是〈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与上述的〈救亡决论〉，各文均环绕着中西文化的对比，并探讨中国积弱之缘由。除了批评中国的专制、八股取士、吸食鸦片、缠足等恶习外，他还受到斯宾塞的影响，提倡三项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同时，他积极地翻译西书，以从事开启民智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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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译介西方重要典籍
严复的第一个作品即是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间翻译的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原书名为《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严复认为翻译工作首重文字的信雅达，这也成为近代以来国人翻译工作的典范。同时，《天演论》的出版造成轰动，成为当时人们喜爱阅读甚至背诵的一个经典。
许多人认为严复透过此书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或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的解释虽大致正确，却忽略了严复透过翻译在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思想之间细致的取舍，以及同一文本的原文与译本，实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脉络之中。赫胥黎的原书旨在批判达尔文与斯宾塞的观点。赫胥黎认为，虽然自然界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但人类社会却不可完全遵从「丛林法则」，而应依赖伦理原则「以物不竞为的」。这一辩论源于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史中关于伦理力量与自然法则矛盾的论争。
《天演论》在中国的传译焦点不在上述论争，而在思索国人该如何应变、图强的现实考虑。严复同意斯宾塞所谓物竞天择适用于人类社会，但斯氏却太过强调自然力量而不够重视个人自由（「任天为治」）。他接受赫胥黎对斯宾塞的修正，以为人的能力虽源于天，个人的自由与努力则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可以突破自然限制，与天争胜，进而创造新局，因此天人之间既是相互冲突的，也是彼此制衡的。换言之，严复一方面同意自然有难以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发挥赫胥黎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肯定伦理原则，并进一步推演到认为「人治可以对抗天行」，最终得出「自强保种」的结论，并在二十世纪初引发举国疯狂的阅读潮流。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上述的想法深受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观点之启发。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对严复的公私生活均有影响。列强的战火摧毁了北洋水师学堂的建筑与他绝大部分的藏书，也迫使他离开生活近二十年的天津而避居上海。移居上海之后，严复在面临事业上的逆境之余，仍持续翻译《穆勒名学》。他坦承：写作思考是他的长处，处理行政事务则是他的弱点。此时的严复也开始享有声名，在几部重要的翻译著作出版之后，他获得了「西学第一人」的美名。
一九〇〇至一九〇八年间，他在上海、天津等地演讲，广受欢迎，有些场合甚至聚集超过五百位听众。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曾记录严复演讲时的样貌与实况，十分生动有趣：「他留着一抹浓黑的小胡子，穿了蓝袍黑褂……，戴了一架细边金丝眼镜……严先生演讲得很安详，他有一本小册子，大概是摘要吧，随看随讲，很有次序。不过他的讲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这些演讲也与他的译介西学的工作相结合。如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严复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之邀，做了八次演讲，商务印书馆将之出版，名为《政治讲义》。该书主要依据伦敦Macmillan出版社于一八九六年出版的John Robert Seele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导论》），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政治学的书籍。
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二年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名学浅说》（Science Primers: Logic）、《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等西方重要的典籍。在晚清思想史上，这些书倾向所谓「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政治上的渐进改革，而与孙中山等人所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烈主张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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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陷入政治生活低潮
此外，从清末开始严复即与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建立深厚的友谊。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顺利成为总统之后，随即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五月改为北京大学）校长，月薪三百二十两。严复担任了八个月的校长。后来袁世凯又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间分别任命他担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参政院参政、宪法研究会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协助翻译《居仁日览》（摘录国外报章），以了解世界大势。
严复与袁世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深信当时君主立宪要比民主共和更适合中国的主张，使他成为支持袁氏帝制的绝佳人选。后来在支持帝制的筹安会名单上，严复名列其中。这一举动似乎事先并未得到严复本人的认可。他私下表示袁世凯只不过利用他的声名牟取私利。他深信帝制并不实际，且会为中国带来灾难，然而他却拒绝撰文反驳梁启超为攻击袁氏帝制撰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这显示严复对袁氏称帝的态度软弱且摇摆不定。未能公开表明反袁立场，使他在袁氏帝制失败之后饱受国人批评。
其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严复的政治生涯也陷入最低潮。一九一六年七月，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为避免遭到逮捕，严复从北京逃到天津，并停止所有活动，仅偶尔与友人通信，抨击军阀与激进主义者所导致的灾难。他甚至批评民主共和制度，认为此时的中国应该实行申不害与商鞅的法家模式、或与之类似的日本和德国的模式来解救危亡。
晚年的严复十分肯定儒家传统，对道家更是深感兴趣，曾评点过老庄。他对道家思想的兴趣又涉及了宗教经验的看法。他曾劝孩子：「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而相信在科学的范畴之外有一个超越而「不可知的」宗教领域。有时，他借用佛教观念，将此一境界称为「不可思议」。如同许多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所强调的，作为道德之基础（包括严复所强调的儒家伦理，如「孝」）与痛苦之避难所的内在生活，必须奠基于某种形而上的本体论之上，如此方可避免陷入「最下乘法」、「一概不信」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
六、坚信「道通为一」
严复对宗教的态度与他对科学的看法密切相关。严复虽提倡实证科学，但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也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从赫胥黎所谓的「不可知论」开始，进一步地以佛教「不可思议」的概念来掌握科学以外的世界。此种知识观使他至晚年接受「灵魂不死」的观念、相信鬼神的存在，并肯定灵学研究在探讨未知世界的价值。这一种将自然、社会科学与源于中西传统的宗教、哲学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表现出严复思想的重要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认为严复在晚年完全放弃了早期宣扬的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而回归中国传统。
严复晚年思想虽有所变化，然无疑地仍然坚持建立富强、文明的现代中国，也肯定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只是他更发现，此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采取渐进调适的方法，一方面需尊重中国的「国情」或「立国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西方在科学与民主的主流启蒙传统之外，有更复杂的知识传承。严复乐观地认为「道通为一」，中西文化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取向可以会通在一起，并且坚信这将是未来中国应遵循的道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一九二一年，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六十九岁的严复因肺疾于秋季病逝于福州郎官巷。他的遗言是：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严复墓园 | 图源网络
严复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学术，而不在政治。他基于救亡意识所翻译的西书，并非乱无章法或单纯因应市场需求，它们包括当时最为人瞩目的四个领域：逻辑推理的科学观念、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以及以进化理论为中心的社会学说，而四者紧密相关，构成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而且饶富意义的是：他的翻译并不是简单复述，而是配合译注与大量个人的作品，以一种源于本土的批判意识，对西学加以取舍、发挥。他熟稔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并尝试将西方文化的优点与中国固有的智慧结合在一起，以调适的方法，建立富强、自由与文明的新中国。这样的理论超越了清末以来「中体西用」、「西学源于中国说」、「全盘西化」等中西文化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此一构想直到今日仍具有其时代意义。
好友陈宝琛（一八四八-一九三五）在为严复撰写的墓志铭上说：「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弥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其中的「会通」二字，正是严复一生思想的核心。他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宗教与伦理等，一生均以典雅的桐城古文翻译西方新知，讨论古今学问，充分展现其会通中西的思想特征。然而，严复的学术理想是具有政治意涵的，而表现出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精神。此一精神充分地表现在其家中悬挂的两副对联之上：一是「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一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前者显示出「纵论古今、放怀天地」的恢弘气魄；后者则凸显了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一贯目标，以及对自身理念的高度自信。
七、充满冲突的一生
严复结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之关键时刻也让严复一生充满冲突与挫折，不断拉扯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际。严复思想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交织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复杂的面貌，表现出转型时代的特征。例如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对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彷徨，以及相应而来一些「诡谲歧异」的发展，几乎都可以在严复思想中找到肇端。就个人而言，严复深刻地感受到悲伤与苦痛乃是人生难以避免的经历，故在遗嘱中写道：「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人生的智慧不在于能达到完美无缺的理想境地，而是在体认人生的不圆满之余更能有所超越。
此外，严复恃才傲物的性格，在某些关键时刻却又无法坚持原则，反因软弱与摇摆而蒙受他人要挟利用，进而成为众人不满与批评的焦点，使其始终无法得意于政途。然而，正是严复于官场上的不得意使其专心投身翻译事业，反而能系统地引进西学，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并进而引领风潮，成为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严复铜像 | 图源网络
本文原为：〈开民国西方之智、会通中西之慧——严复〉，收入张作锦、高希均编：《百年仰望：二十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国人物》（台北：天下文化，二〇一一年），页五-一九。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新书推介
《开启民智 会通中西：严复译著与清末民初的思想变迁》
丛书系列：三联人文书系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黄克武
ISBN：9789620451133
版次：初版
出版地：中国香港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
开度：大32开（141 mm × 210 mm）
装帧：平装
页数：336面
内容简介
《开启民智 会通中西：严复译着与清末民初的思想变迁》，为「三联人文书系」之一种，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教授的七篇研究论文结集而成。作者多年来关注中国近代思想史，其中投入最多精力的主题是严复研究。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中，无论就思想深度或历史意义来说，严复都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从其一生可以看到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困境、挑战与希望。本书从严复的生平概述为起点，进而研究他所译介的新宇宙观与社会演化论、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及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思索形而上议题的灵学研究，最后再以具体的事例说明他在晚清民国历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上述几个环节的分析构成了解严复一生的基本框架。作者也希望透过严复丰富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翻译作品与影响，能为读者展现出在中西文化交汇之时刻，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历程。
作者简介
黄克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美国史丹福大学历史系博士。
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主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国近代史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先后赴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客座讲学。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政治史、知识分子研究。
主要著作：《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顾孟余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之重构》、《胡适的顿挫：自由与威权冲撞下的政治抉择》、《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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