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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巽昌:实说太平天国——李秀成供词成稿始末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中后期的中流砥柱。1858年遭内讧重创后的太平天国得以再延祚数年、甚至一度呈现振兴气象,离不开李秀成的苦心经营。李秀成为太平天国事业所作的业绩,为他赢得了诸多美誉和同情,但其被俘后所作供词中流露出的乞降、谄媚之意又让他陷入“变节”的持久争议中。李秀成是在何种情境下写下了这份供词?又经审讯者曾国藩做了哪些删改?供词是否能说明李秀成的真实心声?本次推送节选自《实说太平天国(增订本)》,让我们跟随作者盛巽昌,来回顾李秀成供词的成稿始末。

7月23日清晨,曾国荃熟睡之中,听说李秀成已被拿到,朦胧之中,当时仅穿短衣,便急于赶出来审讯。

李秀成被放置囚笼中,由四个健卒抬来。曾国荃端坐大堂,列兵如临大敌,数次问话,李秀成傲然视之,不发一语。曾在众人面前,太丢面子。他手握铁锥,对着李秀成遍体狠刺,血流如注。李秀成把身直立,大喝道:“曾九,各为其主,且兴灭无常,今偶得志,遽刑我乎?”曾氏幕僚赵烈文怕曾国荃当场把李秀成杀了,不好交代,随着附着曾的耳朵悄悄地说:“这是大酋,不可随意处刑。”曾更加暴怒,于座位上跳起来说:“此土贼耳,有什么必要留下来,难道要送往北京去吗?”说着又命亲兵拿着小刀子,狠狠宰割李秀成的手臂和大腿,鲜血不断地流下来,而李秀成仍旧挺直胸膛,毫不为动。

▲曾国藩画像

五天以后,曾国藩由安庆来到南京。当晚,曾国藩初审李秀成,他装得有点和善。当李秀成戴着镣铐进来时,他故意看了对方很久,然后以怜悯的口气说道:“你就是李秀成吗,你亦是一条好汉呢。可惜!可惜!”还说,“人杰也,不早遇知己,乃如此。”李被触及心境,哭了。这时,他所执持的倔强气终于消解了。曾国藩命令除去李秀成手铐和脚镣,为他治疗,放进禁闭室。

两天后,李秀成开始写供词。

“供词”,俗称是向官方交代。这里顺便讲一句,它本是中性词,并非是贬义。自20世纪50年代后的新中国史家,都将《李秀成供词》改名为《李秀成自传》、《李秀成自述》,以表明站正太平天国立场。其实李秀成所写虽有个人行事,但在敌人威逼中,很多文字是言不由衷,故意歪曲,阿谀奉迎,算不得是个人自传、自述,只能算作“供词”;“供词”者乃被审讯者交待,所以本书即恢复原有旧称,仍用“供词”。

李秀成供词写了太平天国始末、重要人物和自己的主要活动,和所谓“天朝十误”等失败因素。在曾国藩第二次谈话后,他又另写了“招降十要”。

李秀成供词写得很用心、认真,写作者为使它能为审讯者保存下去,也在用语造词上痛下工夫。连续写了十天,长达五六万字,因而引起当时和后世人们的注意和讨论。20世纪30年代流行一种说法,是借托李秀成写供词的目的,说李秀成自称:“太平天国史已被焚,此供可为国史。”(《李鸿章孙李国瓌记》,《学风》7卷5期)但是李秀成不是史学家,他的笔录并非为留作国史。

▲呤唎所画李秀成画像

李秀成被俘后,原以为像他那样的身份,那是受尽欺凌、侮辱,必杀无疑了。曾国荃对他凶狠有加,他是冷眼相视,漠然对待。不料曾国藩对他很和善,去其镣铐,客礼相待,这又出乎他的意料。故在供词里,他处处吹捧曾氏兄弟;凡提及他们时,就处处流露出感恩戴德的情感,并阿谀奉承,说“中丞大人(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佩服,救世之人”,“中堂(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未及”。在提及湘军时,他亦大肆夸奖,说他们稳健不摇,冲锋猛战。而为了显示己才不凡,又处处诋毁非湘军,如淮军、老湘军和绿营。他的意愿,是讨好曾氏兄弟。

李秀成此类的话说得甚多,也相当肉麻。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是颇经世事,有政治阅历的曾国藩。曾国藩稍加思索,就能发觉李秀成的别有用心。李秀成真是太天真了,更没有想到,自己越是阿谀讨好、灌米汤,却正适得其反;尤其是传言颇广的,他竟然劝曾国藩做皇帝,更遭曾所忌。

相传咸丰帝生前曾许诺,谁首先攻下金陵(南京)就封为王。曾国藩统率湘军竟攻陷天京,辛勤倍至,但没有封王,就是三等公爵也不与,只是折为一个侯(曾国藩)、一个伯(曾国荃),一个子爵(李臣典)、一个男爵(萧孚泗)。如此失信,很为人愤懑,此时湘军之盛,遍及东南半壁,因而传说如彭玉麟有与曾国藩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王运、左宗棠、郭嵩焘等均有类似劝说。据记载,曾国藩家人相传,当年李秀成也劝说过,要他做皇帝,曾国藩不是“不干”,而是“不敢”。若如是,李秀成仍是以自己单纯的农民思维和理念认识曾国藩的。他对拥有中华道统学说的曾国藩极不了解。曾国藩应该认定他是从来未想到做皇帝,也不愿做皇帝。“依天照梅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藩从来没有想做皇帝。他不是“不敢”,而是“不干”。他作为圣教传人,一代夫子,所谓中华道统的卫护者和继承者,被称为是自孔子、朱熹、王阳明等以来的最大完人,其声誉、影响,足以超过帝皇百倍。他现在的聪明行为,将是功成身退,学张良从赤松子游,何必因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呢。李秀成不可能懂得曾国藩,他的认识绝对是错了。

李秀成在供词中多次谈到他人的投降,如艳羡韦志俊的投降行为,用银买通刑部保救陈得风因叛被捉事以及放纵苏州郜永宽、周文嘉等叛降,凡此情事,侃侃而谈,以蕴含自己被囚中的心路。

也许李秀成没有想到投降,但不管李秀成当时出于什么动机,他在所作供词中的任何自侮自辱文字,都为自己的声誉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李秀成供词中的一页

李秀成奋笔疾书,连续写了十天供词。他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且当时全身有伤,但供词写得有条不紊,粗细浑合,娓娓道来,很有文采。曾国藩对李秀成的供词很注意,每晚待他一写毕就索去审阅,还边读边作删改。李秀成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每天可写七千字,共约六万余字,但现今见存的手迹却只有27818字,其余都给曾国藩毁掉了。

据称,其中最多部分就是劝曾国藩做皇帝,也有的是谈及天京窖金,阿谀湘军,诋毁满洲八旗、绿营和其地各支清军等。这些都是忌讳的,不可为外人道传的。李秀成在供词里有时常显示意气自扬,本也遭曾国藩所忌。当在投降后被俘的鬆王陈得风,被押解前来见曾国藩时,见到囚中的李秀成,即长跪请安,如此更使曾国藩见嫉,以为李秀成即使在笼中还有如此威信,要是脱身,那正才是不可思量呢。

曾国藩原来打算献俘,将李秀成槛送北京。他在安庆时,就向清廷的报告中作了请求:“李秀成、洪仁达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但这时他变了原意,决定就地处决李秀成。言多必失,李秀成说得太多。在秦骂楚,在楚骂秦。他既然在供词中谩骂洪秀全,难道就不会在北京揭露曾国藩和湘军吗?如湘军的冒功,包括所谓在破天京三天里杀了太平军十余万人等。在杀死李秀成的前夕,曾国藩还假惺惺地设宴款待李秀成。

这时,曾已接到北京发来的圣旨,命速送李等往赴北京。李当然不清楚内情,“有乞恩之念”,自以为凭己之诚信、能量,尚有使用价值,可以得到解脱。曾国藩却若无其事地说:“我不能做主,要听圣旨决定。”实际上,他早已与赵烈文等亲信幕僚商及,决定擅自先杀死李,以除后顾之忧。李秀成受骗了。翌日,即8月7日清晨,曾国藩命候补知府李鸿裔通知李秀成:今天要处决他。李秀成面无蹙容,也许此时此刻,心理有所准备,做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傍晚,李秀成谈笑自若,从容走上刑场。供词也没有写完,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记载,“李秀成还在临刑前作有《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此词当时未见有记载。

20世纪7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的葛正慧先生介绍,几年前,王重民先生来沪期间,与他谈及:当时有安徽歙县茶商汪某,于天京失陷后路过南京,闻外国传教士所述此词。据传教士说,此词系得自两江总督衙门,乃李秀成临刑时所作,为传递者事后追记,此后就在衙中传诵。汪某就记录于账册中,在澳门推销茶叶时将它传播。有澳门人手记了其中两首:

新老兄弟听我歌,我歌就义活不多;

心有十条亲天父,不容天堂容妖魔。

新老兄弟听我歌,天堂路通休错过;

太平天日有余光,莫把血肉供阎罗。

词是广西山歌体。据称,其余八首的第一句,都和此两首的第一句相同。每首内容亦都是劝人敬天父,死后可上天堂。李秀成被杀死。曾国藩对他算是例外照顾,不采用前两天对病重的洪仁达所施行的凌迟极刑,只是斩首,一刀了之。事后,曾国藩却对北京朝廷报告,圣旨由安庆转到南京已迟了四天;怕有不测,已将李秀成处死了。先斩后奏,既成事实,清王朝明知就里,也只得不了了之。

曾国藩为表明自己心迹,甚为重视李秀成所写的供词。他在亲自审讯以后,又特命赵烈文、庞际云等得力幕僚进行分段、誊抄,一式多份,尔后分发各地督抚。此外,一份连同奏折送缴北京军机处存档;一份就交安庆付梓、刻印;一份快马递送到上海,译成英文,由海关出版,后上海基督教长老会的出版社印刷、再版。《北华捷报》在1864年10月还分三期整版连刊。1865年,上海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为集印成册,公布于世。《李秀成供词》引起中外注意。主持江西军务的杨岳斌将它再刊刻发布,以图影响时在江西的李世贤等各路太平人马。因为供词中只捧湘军和曾氏兄弟,对他人且多加诋毁,包括时为江苏巡抚,已开始红紫闪光的李鸿章。李秀成供词多有蔑视淮军,说他无用。李鸿章读了颇为愤懑,向曾国荃发泄。曾国荃不得不加以疏解:“李秀成屡经雄师击败,所陷江浙诸郡县皆为部下攻克,私愤已久,故作此诋毁之词。家兄忙中未及删改,弟别毫未闻及,此事至今亦未阅过一遍,可想见其疏矣。乞恕,乞恕。”(《曾国荃全集·致李鸿章》)

李秀成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人功罪与否,所谓大节晚节,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曾几番成为讨论热点。他所写的供词,正如梁启超所称:“被俘时之供状,为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重印李秀成禀状序》)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它是中华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最长、最详的一份出自农民将帅的文字,自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


《李秀成供词》诚然是出自李秀成之手,有非常高的文史价值,但其出自审讯者的强制恶刑,它是不能以此完全说明李秀成心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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