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治河为何能让黄河安澜近八百年？
自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决酸枣溃东郡金堤开始，汉代黄河河患见于记载的就多达十七次之多，其中好几次都是河道发生了变化。汉代因此也涌现了很多治河的策略，如武帝时齐人延年献河出胡中之策，贾让的治河三策，韩牧的挑河之策，等等。汉代治河以王景最有成效，功绩最大，后世称颂其治河之功“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1 汉代河患
汉文帝十二年（元前一六八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东郡曾派出许多人填塞这个缺口。当日被灾的区域有多大，《史记》《汉书》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据《史记》二八《封禅书》新垣平对文帝，有“今河溢通泗”的话，当是决向东南方面。
再过三十六年，到武帝元光三年（元前一三二年），据《河渠书》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汉书·沟洫志》同）。但依《汉书》六《武帝纪》，那一年河决计有两次：第一次在春天，“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第二次在五月后，“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
元光三年黄河向北和向南各冲开一条新道，那是极重要的变迁，应该列入胡氏所称黄河“大变”之一，因为胡氏未有注意到，直至最近，史地学者们仍不看作是一回事，这种错误是急须纠正的。
根据这些讨论，我们晓得宣房未塞之前，黄河除上游的蒗荡渠外，下游实分作三支：一支从濮阳入泗，一支从顿丘出海，一支仍走漯川的旧道。
汉文帝十二年（元前一六八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东郡曾派出许多人填塞这个缺口。当日被灾的区域有多大，《史记》《汉书》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据《史记》二八《封禅书》新垣平对文帝，有“今河溢通泗”的话，当是决向东南方面。
再过三十六年，到武帝元光三年（元前一三二年），据《河渠书》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汉书·沟洫志》同）。但依《汉书》六《武帝纪》，那一年河决计有两次：第一次在春天，“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第二次在五月后，“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
元光三年黄河向北和向南各冲开一条新道，那是极重要的变迁，应该列入胡氏所称黄河“大变”之一，因为胡氏未有注意到，直至最近，史地学者们仍不看作是一回事，这种错误是急须纠正的。
根据这些讨论，我们晓得宣房未塞之前，黄河除上游的蒗荡渠外，下游实分作三支：一支从濮阳入泗，一支从顿丘出海，一支仍走漯川的旧道。
《汉书》
当这四五十年间，黄河不断地闹乱子，究竟根于什么原因呢？《汉书》里面没有明白指出，可幸从《后汉书》二所载永平十三年（七〇年）的诏书，我们得了一些线索。诏书说：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瀁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后汉书》一○六《王景传》也说：
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
济水、汴渠同在一处受河，所以张汜的济渠，诏书的汴渠，同是指黄河的南派。由永平十三年追上六十余年，相当于公元初期，即汉平帝时代。然而在这之前一百三十余年（元光三年），黄河“注巨野，通于淮、泗”，已是横断济、汴两渠。瓠子的决口，经过二十多年，才加以填塞，济、汴两渠之被壅断，自在意料之内。所谓“侵毁济渠”“汴渠决败”“汴流东侵”和“河流入汴”，就是西汉末年黄河多事的原故。
建武十年（三四年），阳武令张汜曾建议修治济渠，光武帝正拟执行，因浚仪令乐俊“新被兵革……民不堪命”的话而中止。及至明帝时代，河患越来越广，经不起兖、豫百姓的怨言，永平十二年（六九年），明帝才决心加以修治。
修治的经过，《后汉书》一○六《王景传》也有记录：
（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拥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
王景
2 王景的成功靠什么方略？
王景治河成功，读过黄河史的人哪个都晓得。他得力究在哪些地方，从来却很少透辟的讨论。王景治导的原理，我以为可分作两点来探讨。
（1） 根据自然的分流而加以整理
济和汴或是黄河的故道，或是黄河的分流，前头说过很多了，惟其为自然的而非人工的分流，则有点表现着“顺水之性”，实科学未昌明时代治水者所不可忽略的一面。宋苏辙说：“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明潘季驯说：“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缓。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淤。此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也。”潘氏尤为清人所佩服，故多数奉“水不宜分”为原则。李协的批评说：“西人治河，亦以堵塞支流（Closing secondary arms）为要，其义一也。……禹厮二河，后世学者拘于泥古之法，则以为河不可不分，故自汉以后，治河者莫不以分水为长策，惟张戎反对之。潘氏则尤深知河分之弊。盖自来决口不堵，则正流断绝，靳辅论黄河下流之淤高，亦归咎于决口不即堵塞。顾河非绝对不可分也，不分，亦未必即能免其淤也。使河身宽弛，则虽合亦淤；使其狭深而整，则虽分亦可不淤。散漫之支歧，固必封闭，然因地势、流量关系，亦非必强之使不分。故禹之厮河，无弗当也，谓河必分，过也，谓必不可分，亦未为得也。”从前文的辩证，我们晓得上古绝无大禹治水的故事，所传禹厮二渠，简直是黄河顺着自然之势，分作两条路出海。那时候人口稀疏，放着不管，等到海口高仰，不能畅通，王莽时北渎断绝，就是自然的堵塞。后世生齿日繁，与水争地，唯盲目地主张恢复故道，没有科学眼光来审察形势，河越治而河患越多，未尝不因为这个原故。
李氏所引外国专家之说，只限于“堵绝次要的分支”，如其性属重要，当然不在此论，所以李氏亦有“非绝对不可分”之补充。黄河溃决，总在暴涨时期，涨得甚速，落得也甚速，这是它的特性，不能呆板地与别的河流相比拟。万恭《治水筌蹄》说：“黄河非持久之水也，与江水异，每年发不过五六次，每次发不过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气之时也，七月则再鼓而盛，八月则三鼓而竭且衰矣。”光绪六年叶荫昉奏：“黄流涨落，只在须臾。”又张含英说：“黄河之大患，在洪水之来去甚骤。试就二十二年大水而论，八月八日，河水在陕县猛涨，一日之间，流量自五千增至一万五千秒立方公尺，九日中夜，续涨至二万三千秒立方公尺；十日渐落，十一日落至一万，至十四日又落至五千秒立方公尺。以二日之间，自五千增至二万三千秒立方公尺；而又于四日之内，仍降至五千秒立方公尺。水势既如此甚骤，河槽自无刷深之时间，故二十二年开口五十余处，多漫溢也。”读了末一段记录，便明白河防危险的情况，往往发生在急促而较短的时间，由于水量大，流势急，无法消弭，故易于溃决。黄河穿过了豫西山地之后，正像奔马怒驰，不受羁勒，汴、济分河于今广武县的西边，把汹涌的来势，迎头一泄，那种影响，非同小可。而且，济则东出定陶，汴（或蒗荡渠）又散入于颍、涡各流，分途会淮，直是保持着许多变相的大水库，经千百年没有大患，就因为王景能顺着黄河自己的规律而加以医治。有人又引张氏的话：“大水之时，洪流刷槽，兼淘坝根，未及抛石护之。洪去水落，继以正溜顶冲，故其危险，较大水之时为尤甚。”以为危险在落水，分河不能照顾到这一层。殊不知分流既泄其怒气，刷槽淘根的力量自然会减低，是落水后的危险，分流仍可给以间接的阻止。
汴水
北宋时期也有汴水，为甚么它的河患特别多？或人提出这一个疑问。我觉得可能有几种原因：其一，东流之济，唐前便已断绝，少了一道分泄的去处。其二，大梁为帝都所在，他们怕发生危险，不敢多放河水入汴渠，“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又河口接溜，已遂渐失去管制之能力，“故河口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其三，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当中，上游只决荥泽、阳武各二次，原武一次，其余都发生在浚、滑以东，那当是下游狭束，日久淤塞，无法宣泄，所以出海的口屡次变易。宋人治河又不得法，把治河方案的是非，混入党争的成见，河患于是越来越多了。三个原因中，大抵以末一个最为要紧，故虽有汴渠的分泄，也无从挽救下游的河患。反之，下游屡溃决，也不能捏汴河分泄为主因。我们试回想一下，唐代固有汴分流而河患不多，事情便明白了。《宋史》九四元祐四年梁焘奏：“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既永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决之害。”“旷岁不决”，虽未尽合实情，然浚、滑以西，溃溢特少，梁焘归功于汴渠分水，不是毫无所见。《水经注》七曾说：“汉明帝之世，司空伏恭荐乐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学多艺，善能治水，显宗诏与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吴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吴所修故渎也。渠流东注浚仪，故复谓之浚仪渠。”这一段记事也意味着景之得以成功，半在分渠着眼。
又有人难我水势分则缓，缓则淤，黄河下游的淤淀，仍然是汴渠分流所招致，不过其淤度略慢，故延至宋代才显出严重，这一串话似有片面的理由。按包世臣的《说坝》曾有过“潘氏（季驯）之前，河流歧出，沙分停而不厚”那几句话，我们且不必引以为据。要对前说加以反驳，先须揭出黄河淤淀的现象。《锥指》四二：“余阙曰：河，天下之浊水也，水一石率泥数斗，尝道出梁、宋观决河，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穹居大木，尽没地中，漫不见踪迹。……《巨野县志》云：元末，河决入巨野，及徙后，泽遂涸为平陆。”李协说：“一八九八年河堤决口，山东境内王家梁地为黄沙所掩，地面占三○○方公里，厚自○.六公尺至二.○公尺，取其中，以一公尺计算，则有三○○，○○○，○○○立方公尺之土积，可谓巨矣。”淤淀既这样迅速和大量，而汴渠构成之历史，最少可推至北宋前千五百年以上，北宋的河患哪能归咎于汴渠？何况当日汴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影响正流或不至很大呢。
汴口分流的重要还可从王景治河后找出一两个明显的例子，阳嘉和建宁曾两次于汴口东边筑修石堰、石门以遏渠口，“遏”含着甚么意义呢？据《坤元录》说：“其汴口堰在（河阴）县西二十里……隋文帝开皇七年，使梁睿增筑汉古堰遏河入汴也。”（《通典》一七七）这个汉古堰无疑是阳嘉的旧堰，河溜趋势无常，不能分流入口，必须用人工来逼压，那就是筑堰、修门的动机（《古今治河图说》以为石门修治不辍，实种后此大河南犯之祸因，未免涉想太远，在金代汴河已废塞了）。比方说，王景和他的继承者不注重分流，则汴不受河正是从心所欲，他们又何苦急急来干这工作呢？一经反问，情势自明。武氏认汴口紧要是对的，认全溜归入正河是恰恰相反的。
（2） 针对沙泥的淤塞而量作分移
黄河的泥量怎样可惊，这里不消再说了，唯其非常宏伟，如果只凭一条水道来安置，无论空间时间，自然比两条为易于壅塞。束水虽未尝不可多少攻沙，然其效果是有限的，且须随时损益，非古代的技术所能掌握的。有此两因，所以分流方法在古代治河总是占居首位。不过王景的成绩，分流之外，还有其不可磨灭者在，我们要弄个明白，先须解决何谓“洄注”。
李氏说：“十里立一水门，使介河、汴之间，则不可通。盖汴低于河，无洄注于河之理。”这个问题须划分两方面来说。当今二千年前，黄河多半度其自流的生活，很少受人工压迫，那时是否“汴低于河”，我们不敢作出决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汴到了阳武之西，便派分为南北两济，黄河正流又自砾溪口起东北走向今之获嘉、新乡，河、汴相近的地方只在数十里间，越往东即相去越远，哪能令其洄注？再细绎《王景传》文义，十里水门显承上文荥阳东至千乘笼统立言，洄注不指河、汴之间，此其一。
王景注重分流，前文经已肯定，自应设法使汴流无碍。如果洄注在河、汴之间，结果必至汴流受其顶托，水势转缓，由是而节节淤淀，汴渠上游恐不久就会湮塞，分流作用全被取消。这与诏书之“河、汴分流”，恰相对立，景既善于治水，未必见不及此，洄注不指河、汴之间，此其二。
唯魏氏谓洄注于内堤之外，遥堤之内（诏书曾称“筑堤理渠”），可算得其窍要。刘氏再申明放淤，作戗及河涨水分，河消水合各作用，说更透辟，李氏则只阐明致用之原理，未能抉出致用之所在，故得半失半也。
继诸家之后，我试再作一个综合推衍，即是说，十里水门实兼具减水、滞洪、水戗、放淤四种作用：内堤和遥堤间遇河涨时可以消纳一部分水量，其用在减水。这一部分的水流出堤后，水势转缓，越降则缓势越大，大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等于滞洪。上口之水可以从下口泄出，那不是水戗是甚么。堤后水流既缓，所携泥沙必一部沉淀，不是放淤是甚么。不过这样的放淤，跟靳辅和近人所提倡的目标不尽相同，辅等之目标在填高洼地，巩固堤根或变造良田，王景之目标在引去一部泥淤，使正流的河身不至急剧增高。
综括起来，王景治河得手，就在他能够认识自然的真理，顺黄河的规律性，把两大支分流保留起来，又针对河之易淤，把多量泥沙转移到别处，而仍兼起减水、滞洪的作用。河水刚刚脱离豫西两岸束缚，正像万马奔腾，却被分水迎头杀其怒势，中、下游便减去了几分危险；一击之不已，更应用兵家再衰三竭的道理，节节水门洄注，使河水终于俯首帖服，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自金代失去分汴的作用，不久即完全淤塞，黄河带下的泥土，要正流单独担负，遂酿成南徙大变。我们试细静地比勘前后史实，便恍然于汴河的存在，大有助于黄河之安澜，那非光从文字表面可以见得到的。奈明、清治河的人员大率只顾下游，不顾上游，那何怪让王景专美于前呢。再从交通而论，试看晋及六朝怎样利用河、淮二系作军事交通，隋、唐、宋怎样利用汴水来运输物产，如果非凭着河水经常分流，哪能维持不弊？然则分流之利，不单止消弭河患，而且收到很重要的副作用了。后人极力否定分河，甚至拿这样眼光来批评古人治河，简直是超历史性的论调。
贾让的上、中、下三策，是上古治河最详细的方案，它以“不与水争地”为原则，后世批评它的，都以为太迂阔了，哪能够推行？其实，大多数治河方法，仍是从这一个原则推演出来，只要灵活地运用，不要呆板地执行。不与水争地，即在科学昌明的今日，依然是不磨的真理。东汉王景治河所以成功，即在善于运用这一个原则，采取分流，又施行水门洄注，兼具减水、滞洪、放淤诸般作用。后来安、顺、灵数世屡次在汴口加工，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经过八百多年，黄河比较安静，固然王景有其大功绩，也是耗费了群众无量血汗，作长期不断的斗争，然后能维持了那么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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