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标大语文 2022-07-04 11:56 发表于陕西
史海探珠
【题注】
著名学者金克木在《“古文新选”随想》一文中说道：“我已无力读书作文，但还免不了胡思乱想。我想，若把古文和古代文化联系起来，有几篇短文似乎可以入'新选’。”接着，金先生列出他所选的十篇跟古代文化联系紧密的古文，说明入选的理由，其中第二篇便是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他说：“第二篇是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这是汉代学术思想源流中的关键性文章。先秦古籍几乎都是经过汉朝人之手的。刘歆主要是为他从古文字校订整理出来的《左传》说话，要求在最高学府中设立专业。后来流行的《左传》是西晋杜预大将军编订的。关于这部书的争论是汉代思想的一个缩影，是后来一直争到清朝、民国的'今文、古文’对立思想的开端。”我是十分认同金先生的看法的，并且，我以为，此文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经学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故而在这里全文录入，供大家参考。
这里需要简单解释的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个概念，以免诸位在读此文时心生疑惑。所谓古文、今文，原是就文字说的。西汉初年，申公、董仲舒等人传的五经传注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后来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誊抄下来，故而称为“今文经书”。后来，鲁恭王破坏孔子旧宅，在墙壁里发现了用战国时期蝌蚪文书写的经传，这就是“古文经书”。两个流派最初只是文字的不同，后来演变为治学风格的不同，今文经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强调“明经知理”。汉代盛行古文经学，宋代盛行今文经学，故后世又有“汉学”“宋学”的分别。拿《春秋》三传来说，《公羊传》《谷梁传》是“今文经”，《左传》则是“古文经”。西汉时期，立在学官的都是今文经，刘歆想把《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列入学官，《移让太常博士书》即他为此事的上书。
原文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点评：班固于《楚元王传》欲写其“诗礼传家”，故刘歆为乱之事放入《王莽传》中，此篇只记其学术成就，重点在《移让太常博士书》。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点评：《艺文志》即从《七略》而来，为我国著名目录学著作。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点评：以下即是《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内容。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东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儒家），而孙、吴之术兴（兵家）。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尚书》原百篇，剩二十八篇）。《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今文诗有三家，齐国辕固生传的为“齐诗”，鲁国申公传的为“鲁诗”，燕国韩婴传的为“韩诗”，今只《韩诗外传》一书尚存，其余两书已失传，今流行之《诗经》乃古文经——毛玠所传之“毛诗”）。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点评：以上讲六经传承的断绝史。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点评：以上讲“古文经”的发现史。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点评：以上讲五经博士都有多家，是取“兼包大小之义”，则身为古文经的《左传》也当立于学官。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点评：以上略记王莽篡汉前刘歆之事迹。
参考译文
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书》能做文章被召见，见到成帝，在宦者署等待诏令，做黄门郎。河平年间，接受诏令和父亲刘向一起主持考证宫廷藏书，研究六艺传记，先秦的各学派、诗赋、术数、（医病、星相、占卜之类的）技艺，没有不涉及的。刘向死后，刘歆又做中垒校尉。
哀帝刚即位，大司马王莽推举刘歆是有才德的宗室，做侍中太中大夫，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位尊且受到君王的宠爱。又负责《五经》之事，完成父亲之前的书。刘歆便汇集有关六艺的各种书，分类编排为《七略》。《艺文志》有载。
刘歆和刘向开始都研究《易》，宣帝时，下诏让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十多年，已学得很精通。到刘歆考证宫廷藏书时，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他非常喜欢这本书。当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和刘歆一起校订经传。刘歆大略跟尹咸和丞相翟方进学习，询问重要的旨义。起初《左氏传》多为古字古语，有学问的人只是记载解释文义罢了，到刘歆研究《左氏》，引用传记的文章来解释经典，互相阐释，从此具备了章节句读、道理规律。刘歆又沉静有谋略，父子都喜欢古物，博闻强记，超过别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一样，亲眼见过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听传闻说他和亲眼见他，其中的详细和简略不一样。刘歆多次向刘向发难，刘向不能责难他，却仍自己坚守着《谷梁》的义旨。等刘歆被皇上亲近，想把《左氏春秋》和《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陈列在学校中。哀帝让刘歆和《五经》博士讨论其意旨，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致书太常博士，责备他说：
从前唐虞衰亡之后，三代紧接着出现，贤明的君主，多次出现、相互效法，他们的主张十分显著。周室衰微之后礼乐不正宗，理想的治国之道难以保全就像这样。所以孔子担心理想的治国之道不传布，游历各国去应和访问。从卫国回到鲁国后，音乐匡正，《雅》颂》才各得其所；刊定《易》，作《书》序，著作《春秋》，来记载帝王的治国之道。到夫子死而精妙之言灭绝，七十子死而正道乖谬。又遇上战国纷争，摒弃祭祀时的礼仪，管理军队的战斗队列，儒家的主张被压制，兵家的学说兴盛。一直衰落到了暴秦，烧经书，杀死读书人，制定禁书法律，赞扬古代的被治罪，无所不通之术于是从此灭绝。
汉朝建立，离贤明的君主很远，孔子的学说又灭绝，法令制度无从沿袭。当时只有叔孙通一个大致制定礼仪，天下只有卜书《易》，没有别的书。到孝惠帝时，才废除禁书法律，但公卿大臣绛、灌等人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夫，不以为然。到孝文皇帝时，开始让掌故晁错跟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墙中取出，腐烂散乱，现在那书仍在，当时师傅只是传解诵读罢了。《诗》开始萌芽。天下出现了很多书，都是诸子的传释，应该广泛地陈列在学校，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的通晓儒家经书的人，只有贾谊罢了。到孝武皇帝时，邹、鲁、梁、赵稍微有讲解《诗》《礼》《春秋》的前辈老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这时，一人不能独自穷尽经书，有的通晓《雅》，有的通晓《颂》，互相配合才能完成（讲经）。《泰誓》后出现，博士收集并诵读它。所以诏书说道：“礼乐衰败，书简散落破损，我很担心。”当时汉朝建立已经七八十年，离开全部的经书，本来就很远了。
到鲁恭王发掘孔子旧宅，想建造宫室，却在断墙中得到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有十六篇。大汉之后，孔安国献上它们，遭遇巫蛊乱难的祸事，没来得及施行。到左氏丘明所编纂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篇，藏在秘府，隐匿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惜学术残缺，与原书相差很大，便公布旧藏，校订旧文，用这三种书，来校订学官传授的经传，经书有的散落破损，注释有的脱编。传令询问民间，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的传学与此相同，受压制没有施行。这是有远见卓识的人哀伤的，有道德的人慨叹痛心的。以前做学问的人不考虑书的残缺，满足于简陋苟且、不求改进，分析文字，言辞烦琐，有学问的人到老不能研究通一部典籍。信口解说背诵传记，信奉低等的老师而责难以往的古事，至于国家要有大事，如建立太学、祭祀天地、天子视察各地的仪式，便认识不清不知道它的起源。仍要抱着残缺陈旧的东西，带着怕被戳穿的私心，而没有服从善义的公心，或者心怀嫉妒，不考虑实情，雷同的便相追随，听声音附和是非，压抑这三种学问，认为《尚书》是完备的，说左氏没有注释解释《春秋》，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现在圣上的德行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继承大统、发扬功业，也怜惜文章错乱，读书人像这样，即使明白真情，仍然迟疑谦让，愿意和有道德的人一样。所以下发明诏，辩论《左氏》是否可以存在，派近臣奉上旨令，要来扶助微弱，和两三个有道德的人同心合力，希望重新确立被废弃的经传。现在却并非如此，深藏坚拒，不肯论辩，姑且用不诵习来灭绝它，想要用来堵塞仅剩的大道，灭绝精妙之学。可以和他分享成果，难以和他谋划最初，这是老百姓的做法，不是有道德人的做法。并且这几家的事，都是先帝亲自谈及的，现在皇上考察，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内外相合，难道是苟且就能罢休的吗！
礼仪丧失就到民间去找，古文不是更胜于民间吗？以前博士《书》有欧阳，《春秋》有公羊，《易》则有施、孟，但孝宣皇帝还广泛设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虽然义旨不同，但仍然一起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因为它有错误而废弃它，宁可犯错误而设立它。注释解释说：“文武之道没有坠于地上，而在人间；贤人记大的方面，不贤的人记小的方面。”现在这几家的言论是同时包含大小的义旨的，怎么能偏废呢！如果一定要独断守缺，同门结党，嫉妒真道，违背明诏，丧失圣意，被文官们的议论淹没，我很希望这两三个君子不要这样做。
他的话非常深切，读书人都很怨恨。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刘歆致书向上陈述而深深自责，希望退休回家。等到儒者师丹担任大司空，（对于这件事）也十分生气，上奏刘歆改变扰乱旧的制度，诽谤先帝建立的学说。皇上说：“刘歆想推广道术，又怎能当作诽谤呢！”刘歆从此冒犯了执政大臣，被众儒讥讽，害怕被杀，请求出京补为官吏，担任河内太守。因宗室不应主管三河，转为五原太守，后来又转到涿郡，共做过三郡太守。几年后，因病被免除官职，从家中起用又做安定属国都尉。正逢哀帝崩，王莽主持朝政，王莽年少时和刘歆都做过黄门郎，器重他，禀告太后。太后留下刘歆做右曹太中大夫，升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主管宣明政教的地方和太学，封为红休侯。主管儒林史卜官，考察核定乐律和历法，写作《三统历谱》。
起初，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秀，字颖叔。等到王莽篡位，刘歆担任太师，后面的事都记载在《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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