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驴”正名

曹长发

　　

你道是“为马开户口——打一字”，我说是“一‘驴’字”，你道是“马到芦边草不生，——亦打一字”，我说“还是一‘驴’字”。主客二人，一道一说之间，可谓闲人有清福，“驴”字有雅趣。

　　然而生活中怕不是这样的。夫妻相骂，一方说另一方不听忠言相劝，则往往说：“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忘本就说成：“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平时，说人蠢，又往往以“蠢驴”出之，令人心冷。就是骂和尚，也有“秃驴”之说。还有说话、写文章倘不对头——“驴唇不对马嘴”之语就出来了。如此国骂，真真污了一个“驴”字。试问：生活中的驴，究竟有何罪？

　　查2002年增补本《现代汉语词典》驴字条云：“驴，哺乳动物，比马小，耳朵大，胸部稍窄，毛多为灰褐色，尾端有毛，多作为力畜。”作为动物无贬意。不甘心，又查新华字典编纂组编的1983 年印刷的《新华字典》驴字条云：“驴，哺乳动物，家驴耐粗饲，善驮载，我国有关中驴、泌阳驴、渤海驴等著名品种。我国野驴主要分布于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是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严禁猎捕。”作为动物，驴，吃苦耐劳、品种繁多，而野种更是珍贵。看来，驴本应成为人类的朋友。而人们对驴这种动物竟有所敌视，令人不能解。推究起来，大概是出于人的主观意识，从科学的道理上看，“贬驴”是毫无根据的。

　　有人或许要问：“唐朝柳宗元不是有篇《黔之驴》吗？那里面写的驴，可是一头庞然大物，无所用，因而留下‘黔驴技穷’笑柄的驴啊。”是的，柳氏笔下固然对驴有所诋毁，对虎的小心与勇猛有所赞颂，但我要说，同样是“驴”，在钱钟书的《读＜伊索寓言＞》中引驴子与狼的故事时，却写道：驴子见狼，假装腿上受伤，对狼说：“脚上有刺，请你拔了去，免得你吃我时，舌头被刺。狼信以为真，专心寻刺，”被驴踢伤逃去，因此叹气说：“天派我做送命的屠夫，何苦做治病的医生呢？”显然，驴子的聪明有时能胜凶残的狼，那么，驴子与狼究竟孰优孰劣？我想聪明的读者是不难得出结论的。驴也好，狼也罢，文章里托物言志的写法而已！生活中的驴与狼并非正如人的主观意识与态度一样。

　　进一步而言，历史上关于驴的典故却不少，甚者，驴子与诗人还有着一定的不解之缘呢！如《三国志·诸葛恪传》就载有这样的故事。诸葛瑾，字子瑜，脸长。一日，孙权有意要取笑一下他的脸长，便让人牵出一驴，在驴头上标一签曰：“诸葛瑾”，引得众臣哄笑，然其子诸葛恪见父受辱，乃从容在标签“诸葛瑾”下缀“之驴”二字，巧变成了“诸葛瑾之驴”，如此一改，驴自然就能归于其父的名下了。本意是笑人脸长，却成就了一段“诸葛恪机智”的佳话，如此看来，人脸长乃至如驴脸，又有何妨？人若有此等智子，本可感自豪矣。苏东坡不也脸长，从而赢得“去年一点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的多情的佳话么？（无情未必真豪杰，男子多情又何妨？）人脸长，驴脸长，并不为过。岂但不为过，甚者，驴与诗人作诗，一定程度上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呢！唐杜甫便有“骑驴三十载”之语，宋陆游在其诗《剑门道中遇微雨》中也有诗句云：“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还有清张问陶的《题画》诗：“我亦长安车马客，几生修到骑驴人”这里的“骑驴人”似乎也成了诗人的雅号，如此“驴”诗，岂不是情趣盎然？而更雅致的当属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五“郑綮”条引《古今诗话》中云，有人问相国郑綮，你近来作新诗了吗？郑即以“诗思在灞桥风雨中驴子背上，此何以得之”作答，令人觉得意蕴无尽，妙语天成。至此，驴与作诗的构思似乎也能衔接得上，深一步说，此等好诗的出现，驴也该是功不可没了！

　　此外，从历史上看，贫寒之士多骑驴，“驴”基本上就成了“生活贫苦”的标志性符号了，从这点看，“驴”似乎更需要人们给予它太多的同情与怜悯。

　　如文学史上著名的“推敲”故事，唐寒士贾岛为了炼好一个字，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在蹇驴背上痴迷作“推敲”之状；又如，明朝后期女诗人李因的诗集《竹笑轩吟草》中诸诗也大都是在颠簸的驴背上吟成的；更有甚者，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生前好驴，颠沛流离，以至死后，曹丕为了寄托对诗人的哀思，带领一批文人竟在他孤坟前学驴叫，以这种独特方式来凭吊诗人。如此等等，都足以证明，驴与诗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每次过年，都会有《马年说马》《鸡年谈鸡》之类的妙文出现，十二个生肖中，几乎都有很多的优点，连唐朝的韩愈、清朝的刘大櫆也分别有《马说》《骡说》之篇传世，而“驴”既然与诗人的联系这么密切，却独没有《驴说》这类文章出现，岂不遗憾？

　　是以，特为驴来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