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青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的苏轼便“奋厉有当世志”，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嘉礻右二年(1057)，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以其卓尔不群的才华而名震京师，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然而，就在此时，其母程氏病故，苏轼立即与父亲、弟弟回乡奔丧，并在家守丧两年。此后十年，苏轼又先后遭受丧妻、丧父之痛，仅仅当过三年多的凤翔府签判。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尽管苏轼主张革新政治，却力主渐进，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引起新党的不满。苏轼历任地方官，看到新法推行中的若干弊病，常常作诗讥讽，更激化了与新党的矛盾。元丰二年(1079)，新党中的投机政客以“谤讪新政”的罪名将他逮捕，企图将他置于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经过多方营救(包括已经退隐的王安石的上书营救)，苏轼被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他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神宗死后，哲宗嗣位，高太后控制朝政，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也被起用，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礼部尚书。旧党尽废新法，苏轼则有所保留，主张兼用所长，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他只好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
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早已变质的新党重新得势，苏轼连连遭到打击，先后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成为被放逐到天涯的孤臣。直到元符三年(1100)，他才受命由儋州渡海北返，次年便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
总之，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几起几落，饱经忧患。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晚年的他，更是境况凄凉，令人悲叹。
然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顾影自怜的落魄者，而是一个豪迈洒脱、个性鲜明、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确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这首先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乐观开朗的胸襟，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这一切，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世事犹如一场大梦，人生在世能有几个新的秋天到来,在这
萧瑟清秋的夜里，秋风吹打着庭院里的树叶，在空旷的长廊里发出凄凉的回响。取过镜子，看见自己两鬓己经爬满了如霜的白发。
可能是酒质低劣的缘故吧，自己常常忧愁来看望自己的客人太稀少了;因此，本想在这中秋月明之夜，望月抒怀思念远方的亲人，但明月又被乌云遮挡。在这亲人团聚的中秋佳节的夜晚，有谁个能与我共赏这孤独的月光呢,我只有端起酒杯凄凉地向北方望去～
苏轼《西江月——黄州中秋》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当时苏轼四十五岁，人到中年，被贬黄州。
苏东坡的思想经常在儒家、道家、佛家之间浮沉挣扎，他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却常常在文字流露出对人生的无奈感与对时间的荒谬感，有时他又以道家的超然达观思想化解自己的痛苦，有时这种无奈感与荒谬感又如此强烈，让他无法解脱。在中秋这样的喜庆节日，词人苏轼在《西江月——黄州中秋》中表达的就是这种无法解脱的痛苦。
词一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虽然苏轼诗词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但有时是自我排遣之语，有时是对往古来今的沉思，读来往往让人感受词人的放达，而不会觉得悲切。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这里却以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写出，加上几度秋凉之问，风叶鸣廊，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益觉开头浮生若梦的感叹，并非看破红尘的彻悟，而是对自身遭际有不平之意，从而
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刚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大劫，本想兼济天下服务苍生，但反遭奸臣诽谤排挤，难免有此人生世事如同一场大梦的感慨。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过片两句，更可见词人的牢骚，'酒贱'句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月明”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于是，“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成了“谁与共孤光”的凄凉询问，此时，作者能做的，也只有“把盏凄然北望”而已。
“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其实，苏轼当时政治上受迫害，孤苦寂寥，凄然北望之中，思弟之情，忧国之心，身世之感，或许交织在一起，作为欣赏者，不妨抛开考证，作宽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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