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人口老龄化也在快速发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90万，占总人口的 6．4％。虽然尚未跨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行列，但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逐年增加，加上艾滋病给老年人带来的沉重经济和精神负担，国家对老龄化的问题日渐重视。
一、南非重视老年人，较早地建立了《老年法》。早在1967年，南非就颁布了《老年退休金法》，1998年对该法又进行了必要的补充，颁布了《老年退休金补充条例》。此外，1996年通过的《南非宪法》中，也写进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有关章节。围绕老年人问题，还颁布了一些法律，如1994年的《社会援助法》和1998年的《反对家庭暴力法》等。这些法律条文有效地维护着老年人的切身利益。
二、建有全民性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待遇根据不同的经济状况因人而异。南非的社会养老金每人每月740兰特(约合702元人民币)，如住进养老院则要花去养老金的80％，即近600兰特。由于历史的原因，南非各种族之间的状况不尽相同。白人的经济状况要好于黑人。国家规定，凡本人的收入状况达到一定的标准，或者有不动产，他就不能领取养老金。因此，在南非 90％的老年人都可以领取养老金，而这些人中79％的为黑人老人。
三、政府涉老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分工明确，具体老龄工作由非政府组织去实施。目前，南非严格地说还没有建立专门的老龄机构，老龄工作由国家卫生部、社会福利服务部等涉老部门来承担，主要负责老龄工作的计划制定、资金划拨、政策的落实检查监督等工作。比如社会福利服务部，其主要职能就是保证老年人得到公平的资源分配，加强社区老年照料服务，提高老年人维权的知识，跟踪社会老年政策的落实，整合政府各个老年福利政策等。而具体的社会方面的工作和老年人的生活服务照料则主要靠像穆萨德老年服务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去做。
四、养老机构分公立和私立两种形式，国家对其经营服务制定有严细的审批和检查制度。南非的医疗体系分公立和私立两大块。公费医疗占80％，私人占20％。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看病不要钱，其他人看病要根据你的收入情况而定。公费医疗分初级、中级和专科医院三级，老人根据病情，办理有关手续之后即可去不同的医院治疗。养老院也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不论哪种养老院，都要在取得相关 机构注册后方可营业。对公立的养老院，政府给予一定的资助，相关制度规定较严格。私人办的养老院政府不资助，但对其实行检查和监督，进行建议和指导。如果发生有虐待老年事件要进行调查处理。
考察收获和启示
一、南非艾滋病的蔓延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南非有关部门提供，南非每天约有 600人死于艾滋病。此外每9人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全国共530万人感染，其比例是全球最高的。传播渠道主要是性传播和母婴传播。患艾滋病患者大都是壮年劳动力。患者病故，其子女要由老年人去抚养，这对老年人经济和精神上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南非政府对这些老年人实行了一定的经济补贴。艾滋病亡故者遗留下的子女如果属于残疾，抚养他们的老年人可以得到每月500兰特的补助。老年人的儿媳或女儿也可得到每月160兰特的补助。此外，由于艾滋病导致工人死亡、缺勤和生产力下降，从1992年至 2002年的十年间，南非的经济损失已高达720亿美元。
二、非政府组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许多养老机构除了对老年人实行赡养之外，还积极组织老年人参加力所能及的活动，用以弥补养老经费的不足：比如德班市社会服务局下属一共有?个类似于穆萨德老年活动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吸引着 5232个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通过基层社区老年托老所、午餐俱乐部为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饭、看病、打扫卫生、洗衣服、护理、交通等具体的服务帮助。我们在穆萨德托老所了解到，这个1982年成立的托老所实行理事会制度，每届3年，现有会员300名。他们组织老年人扫盲学文化；培训家庭成员如何照顾好老年人；传授预防艾滋病、痴呆症等方面的知识；每年召开一次老年体育运动会等。为弥补经费不足，他们还组织老年人参与编制手工艺品等。市政府对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活动资金和一些老年用品，并按老年人数比例选派一定的社会工作人员参加社区服务工作。一年来，市政府共资助老年社区服务中心近500万兰特的活动经费。
三、农村老人、老年妇女和老年人边缘化等问题是老年群体中亟需关注的重点。南非可耕地约占土地面积的 13％，但肥沃土地仅占可耕地的22％，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青壮年外出打工，家中便剩下了无助的老年人。缺医少药的现象在农村特别明显。如碰上自然灾害，大量的农村人便搬迁到城市，形成城市“贫民窟”现象。南非的妇女地位比较低、受歧视。老年妇女受到的压力更大，特别是老年妇女丧偶之后，她们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再就是老年人边缘化的问题。尽管政策上讲要把老年人融人社会，但实际上还没有做到，老年人退休后很难再能继续就业，发挥作用，而歧视老年人，虐待老年人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越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老年人的地位越是下降。如今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在南非，人越年轻，越有财富，越受到人们的尊敬。整体上讲，随着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社会发展，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
四、贫富差距、种族差距很大，不但影响着穷苦老年人的生活，而且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不安。南非的中产阶级一般是 1万兰特，普通老百姓月薪仅为900兰特，而这个阶层的失业率则在40％以上。黑人老年人的收入则更低。由于差距悬殊，种族对立现象仍十分明显。我们在南非考察期间，除民航系统外，很少看到黑人与白人共同工作的现象。托老所、午餐俱乐部、养老院清一色的为黑人老年人。约翰内斯堡的道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白人，大街小巷行人很少，据说是治安不好，某些地段几乎成为冷街空巷。我们考察的所有城市，接待人员都郑重地告诉我们，晚上最好不要出去，以防遭到抢劫。日益猖獗的杀人抢劫，已使南非的华人华侨和其他有色人“谈虎色变”，造成精神和心理上的恐慌。面对这种情况，南非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1994年推出“重建与发展计划”，计划在五年内筹措375亿兰特，用于建造住房、水、电等设施和提供基础医疗保健服务。1997年，又制定了“社会保障白皮书”，把扶贫和对老、残、幼的扶助列为社会福利重点。
(执笔 台恩普)
南非的养老金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比较优厚。其制度覆盖了所有的公民，包括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农民。但享受养老金制度的资格条件是男年满65岁、女年满60岁。
作为全球十大主权养老基金之一的南非“政府雇员养老基金”的基金规模和投资收益却都出现了正的增长，这归功于其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战略和灵活的投资策略相结合、“分权化”的投资管理以及公司化治理结构的有效调整。
南非的养老金计划减少了老年妇女的贫困。这是一个不用职工交款的、经过家庭经济调查的养老金计划，可以在妇女60岁，男子65岁后支付（伯恩斯、凯思维尔和雷伯阮迪，即将出版）。超过四分之三的60岁以上的人口是妇女。因为妇女更早具有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并且活得更长，得到养老金的妇女人数几乎是男子的3倍，使之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别特性（凯思和迪敦1998；南非社会发展部2002a,2002b）。据估计在南非超过80%的老人除了社会养老金外得不到任何其他收入，养老金将老年人的贫困差距减少了94%（南非社会发展部2002a,2002b）。
南非的国家结构与习惯制度
南非早从1830年代起就有多种正式的国家法律并存，当时Cape殖民地的酋长被授权执行本地法律（以接收殖民官员检查为条件）。[24] 在种族隔离时代结束之时，存在大约800部官方认可的传统部落和传统首领，12000名头人和12位国王。
自1994年以来，南非已经开始朝着将传统制度引入到国家结构中的方向努力。传统制度和法律在1996年宪法中都得到官方承认。经过一个长期的政治过程，国家的《传统领导阶层与治理结构法》（Traditional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Act）于2004年予以颁布，规定了各级传统首领的地位和责任，以及他们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尽管许多人赞扬宪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习惯法的承认，但无疑还有很多困难。有批评认为习惯作法同宪法和新的《南非权利法案》（South African Bill of Rights）。[25] 在800名被政府承认的传统首领中，只有一位是女性。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国家在2005年初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女性参与率在年底前必须达到30%，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没有一致意见。认识到有效整合不同制度的艰巨性，南非模式把目标定位于习惯法同宪法的“渐进式联盟”。
资料来源：改编自Chirayath and others（2005）。
南非的土地改革：日渐高涨
为了解决种族隔离地区的不平等问题，1994年南非政府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其计划放在土地的重新分配、归还和使用期限。土地重新分配的目标雄心勃勃：政府打算再1994年至1999年内期间将2400万公顷土地（占总量的30%）转移到大约300万人手中。按照这一计划，自我选择的群体运用补助金（grants）从有意愿的卖家手中购买土地，并且投资于土地开发。但是，到2005年2月，只有350万公顷土地重新分配到168000个家庭。土地归还计划也进行得十分缓慢——1995年至1999年期间79000件土地归还权利主张只有41件得到解决。
经过了这个进展缓慢的开端，一些重要的变化加速了土地规划和重新分配计划。土地归还法案（the Restitution Act）经修订允许通过谈判解决争议，这就极大地加速了土地归还的进程，此前所有的权利主张都在法院得到解决。到2005年3月，超过58000件权利主张得到解决，预计所有的权利主张都将在2008年3月前得到解决。
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在2001得到完善，使之更有灵活性，更加分权化。依靠受益人的贡献，用于土地购买和农场开发的补助金（grant）现在按照浮动方法计算，并且既能由群体获得也能由个人获得。正式批准成立的机构现在成为从部长到省级土地事务主管的代表。结果是，土地重新分配显著增加。从1994年第一次土地重新分配以来，土地转移只受事先编制的预算约束。
但是，一些巨大的挑战依旧存在。民间社会对政府的压力不断增加，要求实现经过修订的2014年重新分配30%农业用地的目标。当土地归还主张指向生产率很高、资本投资密集的农场，并且土地归还要求提出者拒绝（这是他们的权利）接受以财政补偿替代所主张土地的实际返还，问题的解决就变得很复杂。由于不适当地强调集体耕作以及决策中受益人权力不足，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对农业作用的发展受到阻碍。通过严格限制农地的再细分，以及从1939年开始的累退的土地税，土地市场依旧对家庭农业保有偏见。以未耕地价值为基础的新土地税能够激励大型农场出售未使用的或者未充分使用的土地。公共土地从国家转移到社区所有的新法律已经颁布，但是，依然需要很好的贯彻。
资料来源：World Bank（2003i），Van den Brink，de Klerk和Binswange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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