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后

◎1936年9月5日，也即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他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杂文，当中一段话，被普遍认为是鲁迅的遗嘱：“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公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生前曾经说过：“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又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忘，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病逝，宋庆龄在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电话沟通后，立即要求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把丧礼搞成一个运动”。当时还有一种声音传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在10月22日有六七千人送葬的队伍里，许多人更是高唱《鲁迅先生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上新中国的前头……”鲁迅在当时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群体中的影响力，渐成汹涌浪潮。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后，赶来吊唁的冯雪峰经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后作出两项决定：第一，由内山完造联系万国殡仪馆承办出殡事宜；第二，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并拟出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这个名单见报时，除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都删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孔祥熙曾与鲁迅交好。鲁迅逝世后，孔送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孔之为人且不说，从挽联上看，可谓鲁迅之知己。

◎鲁迅逝世后，前来吊唁的萧军径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号啕大哭。一直守在父亲灵前的周海婴，60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场景时还无限感慨地说：“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天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的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

◎鲁迅逝世后，陈独秀于1937年11月21日在《宇宙风》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对鲁迅之认识》的短文。陈独秀写道：“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鲁迅逝世时，茅盾在乌镇探望母亲。他回忆说：“……痔疮正大出血，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四五天后，稍微好些，我就挣扎着赶回上海，可是鲁迅的丧事已经办好了……当时，我也是治丧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们送了我一本记载鲁迅丧仪的纪念册，那里面刊载着致送挽文和挽联的内容和人名，其中居然还有孔祥熙和王晓籁的名字。那时瞻仰遗容整整三天，全市轰动，去瞻仰的人犹如潮涌。报上连日刊载某某大明星之类也去瞻仰遗容等报道。鲁迅曾说过：死人给活人出风头。想不到在他自己死后，竟给各式人等出足了风头。”

◎画家司徒乔回忆说，1925年除夕，“一位燕大同学请我吃辞年饭，我走到筒子河边，经过一间施粥厂门前，突然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高举着棍棒，手推脚踢把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孕妇扑打出来。问起原因，是那妇人讨了一碗粥给孩子们吃了，最后想为自己讨一碗，就是为这，四个大汉子扑打凌辱她。这灭绝人性的事件使我无法参预同学们的除夕宴叙，我跑回宿舍，把当时情景快笔记下，因为素描基础不好，又是凭记忆追溯，画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认得出那笔线所倾诉的东西”。1926年6月，司徒乔的这幅画和另一幅名为《馒头店门口》的作品，被鲁迅从一个展览会上买去。10年后，鲁迅逝世，司徒乔为先生画遗像，连画三幅。在最后一幅背面，他含泪题道：“鲁迅先生盖棺前五分钟司徒乔作。”

◎1936年鲁迅去世次日，《大公报》第四版刊发了一篇题为《悼鲁迅先生》的短评：“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和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短评刊出后，正为鲁迅守灵的巴金“气得跳了起来”；萧乾则大闹报社，以辞职相挟，要求报社公开道歉，处分执笔者。《大公报》只得以再刊登一篇由萧乾执笔的全方位盛赞鲁迅的文章的方式，将此事平息。

◎鲁迅逝世后，叶公超接连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鲁迅》两篇文章。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中，叶公超从学理层面认为，“鲁迅仍有可纪念的”：一、鲁迅“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是应该有专家来纪念他的”；二、“我想大家都会想到的便是鲁迅的小说”；三、“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尤其是第三个方面，叶公超指出：“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被鲁迅“骂”过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鲁迅去世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鲁迅之死》一文，作为悼念。其中如此剖白自己与鲁迅的恩怨纠纷：“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响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林语堂这是从人格上肯定了鲁迅（“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却在思想立场上拒绝认同鲁迅。

◎193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就鲁迅去世的媒体宣传，下达过这样一份指导意见：“查左翼作家鲁迅逝世后，各地报纸刊物多为文纪念，阅其内容，复逾常规，殊有纠正之必要，兹指导两点于下：一、鲁氏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

◎“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梁实秋说。

◎1946年初，郭沫若在上海提出纪念鲁迅的三点建议：设立鲁迅博物馆，由景宋（许广平）任馆长；多多塑造鲁迅像；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

◎1947年11月，沈从文发表了《学鲁迅》一文。那时，鲁迅尚未成为“官学”，提倡学习鲁迅并不能获得多少支持和褒奖。沈从文认为：“（在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他将鲁迅对现代中国的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自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营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二十年文学的主流。”这三点可谓持平中正之论，不贬低亦无溢美。沈从文的文学圈子与鲁迅并不接近，在他的好朋友中甚至有不少人还是鲁迅的论敌，沈从文却能推远拉近地观察鲁迅的成就。“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这是对鲁迅所有作品的最为深刻的概括，也是沈从文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同时，沈从文也颇为赞赏鲁迅之人格，“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的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尤其可贵的是，当1949年后赞美鲁迅成为时髦，连内心仇视鲁迅的周作人也加入了“吃鲁迅饭”的行列，沈从文却保持了沉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一读者写信向人民日报社提出设问：“鲁迅若是活着，现在该安排什么工作？”人民日报社将这问题，转呈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负责文教工作的郭沫若。郭老按照当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首先不是考虑安排的问题，而是要看思想改造的表现。如果鲁迅思想改造得好，也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新华社发的电讯说，“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小时。”这条电讯还报道了被接见的36人的全部名单，其中有谈家桢、郑君里、赵丹、黄宗英、罗稷南、王元美等人。在这晚的谈话中，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30周年祭日，“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空前的纪念大会。许广平的发言以《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为题，反复强调一个意思：“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由“文化战线的旗手（或主将）”，变成了仰望着红太阳、跟随红太阳转的向日葵。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的题目是《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其中说：“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鲁迅那样，坚决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而《人民日报》则在那篇题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的社论中说：“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

◎“文革”期间，有人为周建人捉刀代笔，撰写了一批回忆鲁迅的文章，误导读者，扭曲史实，以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如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一文中，虚构了一个鲁迅上海“秘密读书室”的故事，说鲁迅“经过周密的筹划，为了迷惑敌人，在上海向内山书店租了一间他们职员住过的房间，存放马、恩、列、斯的著作，设了这个秘密的藏书处”；“室内都是书，空余的地方就很少了，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上面挂着一盏电灯，灯罩用旧报纸围着，四周的光线是比较暗的，屋子里总是带着浓烈的烟味”。鲁迅经常到这里“攻读马列主义，边读书边思索，往往通宵达旦”。后来，周建人特撰《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一文予以澄清：“有人把这个秘密藏书处说成是秘密读书室，是不对的。上海出版的我的《回忆鲁迅》一书中也写成'秘密读书室’，这是别人修改的，没有经我核阅过，在这里更正一下。据我所知，鲁迅并未经常到那里去看书，而是有时去查找一些资料。”

◎1971年9月25日《光明日报》以周建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学习鲁迅，认真读书》。文中说：“有一次，瞿秋白写一个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后来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说：'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象狗耕田！’鲁迅对此深为不满，当面批评了他。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1980年3月16日，周建人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纪念瞿秋白殉难45周年的文章，提供了与前文截然相反的回忆，说瞿秋白使用“犬耕”的笔名“鲁迅对他丝毫没有责备”，并对《海上述林》一书只收瞿秋白译文而未收论著的原因进行了正确解释：“鲁迅认为，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他的理论怎样评价，对他的著作应怎样出版，留给党来考虑。鲁迅这种态度是极慎重的。”显然，后一种说法才比较符合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建人署名的《回忆鲁迅》一书，内收17篇文章，其中大多数为配合当时形势的应景之作，如《学习鲁迅，深入批修》《学习鲁迅，彻底批孔》，但也有几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忆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情况》《关于在绍兴的鲁迅故居》。

◎1976年10月19日为鲁迅逝世40周年，人民日报《学习鲁迅，永远进击》的社论，勾起了叶圣陶对旧事的记忆，他在日记中写道：“忆四十年前此日，余家已迁至苏州，而其时余方依惯例到上海，编辑《中学生》。鲁翁入葬之日，余与丏翁雇一出租汽车到墓地，亲见当时之群众热烈场面。不意此时情景，至今已历四十年而余犹能回忆及之也。”

◎1951—1981年，也就是鲁迅诞辰70年至100年之间，《人民日报》关于鲁迅的社论计有：《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1951年10月19日)、《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1952年10月19日)、《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1956年10月19日)、《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1966年10月19日)、《学习鲁迅永远进击》(1976年10月19日)、《鲁迅精神永在》(1981年9月25日)。

◎金性尧曾在《鲁迅丧仪之忆》一文中写道：“丧仪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一本厚厚的纪念集，我放在书架的醒目地方。这书原很容易买，到了我此刻要参考时便没有了。纪念集的出版在解放前，纪念集的被抄却在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历史应当对照，却又经不起对照，对于我这个八十五岁的老人尤其如此。”

◎胡适晚年漂泊天涯，多次以赞赏的口吻谈及鲁迅，有时还饱含深情。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适在美国当面对周策纵（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适之先生感慨之深重，语气之激昂，40余年后仍让垂垂老矣的周策纵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曾如此概括其一生：“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身后的命运让陈丹青感慨不已：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