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
然而，在世界成为图像并成为人类利用、改造的客体的过程中，人真的如其所愿地成为了超越其他一切存在者的主体吗？还是说，正是在人被确立为主体的过程中，人本身却同其他存在者一道，成为了摆置的对象？“笛卡尔被指责犯了'人类中心主义’错误，然而，笛卡尔的主观论（相对应于现代科学宇宙观）不也带来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吗？它不也把人驱赶出中心，把他贬低为生存与一个小小行星上的无足轻重的生物吗？”[1]
我们看到，数学因素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出现在现代形而上学中所引起的，不仅仅是世界变成了认识的客体，而更是通过这种“学”去支配、控制客体。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认识世界”的科学与作为“改造世界”的技术同出一根。早在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科学知识中已经蕴含有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权力，人类知识之所及就是人类权力之所及；而直到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这种因素才变得最终显明了。认为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纯理论的古老观点没有意识到知识本身当中蕴含的权力因素，而以为唯有在技术的应用中人才对自然有着这种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技术只是揭示出了现代科学中那尚未显明的一个因素，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展开了的形式已经内在地包含于科学的本质之中了。“现代物理学的自然理论并不只是技术的开路先锋，而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开路先锋”[2]。
既然现代技术是现代科学展开了的形式，那么我们考察现代技术，就能够看到在对科学现象的考察中没能看清的科学的另一重本质。透过海德格尔的考察我们能够看到：科学在其诞生之初就在其中隐秘地包含着支配和掌控的要素，而技术也展现出了在科学现象中没能完全道出的那些真理。科学和技术相互交织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之一。
（一）技术的本质：一种解蔽方式。流俗的观点[3]认为1. 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2. 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两者相互联系：人为技术规定目的，并为了这个目的现实地把技术作为工具创造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对技术的理解可以称之为人类学的技术规定。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技术当然是工具，并当然是人的行为，就算在古代的技术中情形也依然如此。但如果满足于这种对技术的人类学理解：把人理所当然地看作技术的主体，把技术单纯地看作一种单纯的、中立性的工具，技术的真实本质就永远地被遮蔽了。我们首先可以提出两个问题：1. 人真的是技术的主体，因而能够完全掌控技术吗？2.技术真的只是中性的、现成的工具，只是等待人去使用吗？若非如此，技术作为工具又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技术的源始涵义进行考察。
1. 古希腊的技术概念：工具性的东西总是包含着原因的概念：工具制造出来所服从的那个目的是工具得以制造的原因（为什么），谁和什么样的过程使得工具成型是工具得以现实地被制造出来的原因（怎样）。古希腊哲学认为有四种原因：形式因、质料因、目的因、结果因（注：海德格尔在此处用“结果因”一词取代了一般认为属于四因的“动力因”）。“四原因乃是本身共属一体的招致（Verschulden）方式”[4]，它们共同“招致”了作为技术产品的物。海德格尔在这里举了一个银盘的例子。质料因：银，形式因：盘，目的因：祭祀；结果因：银匠。但海德格尔随后又说：银匠不是结果因，这是因为虽然形式上来讲，银盘之所以成为银盘是由银匠造成的，但银匠并非仅仅起到了提供动力的作用，“银匠考虑并聚集上述三种招致方式”[5]。这个“招致”把银盘带入在场，而从不在场者带入在场者的过程就是产出。物作为ta physica（自然物）和ta poioumena（受造物）都是一种产出，而技术之产出不同于自然之产出，是因为作为physis的自然是自身涌现者，自然物自身把它自己带入在场，而技术之产出却需要依赖一个他者，即把不在场者带入在场的人。既然自然和技术是两种把不在场者带入在场的方式，那么就其都把存在者从遮蔽状态带入无蔽状态中来而说，技术和自然都是一种解蔽（Aletheia）。解蔽即真理之发生。
2. 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由此看来，技术当中有作为解蔽的真理。受造物作为技术的产物，并非单纯地是一种中性的工具、手段，而是一种解蔽方式，它把受造物从遮蔽状态带入无蔽状态的澄明（Lichtung）当中。技术并非通过制造，而是通过解蔽，才成其为产出，而产出就是把存在者带入在场。就现代技术也是把存在者带入在场而言，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但又是不同于古代技术的解蔽。有人认为技术产物是人按照主观意愿造出来并服务于某个目的的，因而自始至终技术都在人的掌控下；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被人制造出来之后就脱离了人，变成了中性的工具，因而人应该掌控技术。从这些观点出发，这些人会认为“解蔽”不适用于现代技术，因为人把技术产物带入在场的方式只是听任人的想法，形式因、质料因和目的因都是通过人来最终规定的。这当然不错，但是对人的这种要求：必须要有技术，且人必须在根本上掌控这种技术——不也是人把技术带入在场所必须采取的一种方式吗？人不是也得遵从这种解蔽方式的号召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技术作为解蔽的一种特殊形式：促逼着的解蔽，而这种解蔽不仅把自然当作摆置的对象，同时也把人变成了“技术人员”。在现代技术中，人和技术的关系并没有倒转过来，人依然要听从技术所规定的解蔽方式。
（二）座架（Ge-stell）。
1. 现代技术：促逼着的解蔽。“这里，解蔽并不把自身展开于poiesis意义上的产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6]。在这种促逼中，人并非综合各种因素招致技术的在场，而是“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7]。自然遭到了技术的摆置，变成订造（Bestellen）——精确计算并控制——的对象，人看似随心所欲地摆置自然，要求改造自然为人服务。自然变成了资源的储备库，变成了“自然资源”，人想方设法让一切自然资源为人所用。于是，森林变成了木材的储备库，土地变成了矿石的储备库，连大江大河也变成了水力发电的储备库。订造强求自然在其被限定的方面表现自身，如果自然无法满足人的要求，人就会对自然加以改造，而科学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有力的工具。就算全球变暖、水土流失、海洋污染等被视为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最恶劣的问题以致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依然是现代技术——减少碳排放，植树造林以维持水土，限制海洋污染，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让自然条件依然处在被在某一方向上限定的情况下而能够最好地为人所用。人对自然方方面面的控制乃是“改造自然”这一口号最极端的形式。
通过促逼，存在者的一般形态被规定为持存（Bestand，兼具持续和库存之意）。并非仅仅是自然，一切存在者都被当作是持存来处理。人的使命就在于把存在者带入持存而在场：这个持存作为现代的无蔽状态却并非人能够决定的。因此，比起自然，人甚至是更加受到促逼的：人被促逼着把一切作为持存加以固定下来。同自然一样，人同样也变成了资源：所谓人力资源；人同自然一样受到订造。在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谈法当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现代权力全盘管控人的生命的各个细节，不仅是要让每一个人作为“人力资源”物尽其用，甚至还通过把人看作人口，让人的出生和死亡都必须遵从对人的订造。人作为主体不过是响应“无蔽状态之呼声”而已，这种解蔽方式已经先行占用了人、促逼着人，才让自然成为促逼的对象。
2. 座架（Ge-stell），“摆置的聚集”。Stell有摆置之意，暗指现代技术对人、对自然的全面摆置；特别地，Vorstellung（表象，把某物带到面前）作为摆置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把一切都看成是现成的持存。现在，现代技术摆置者人和自然的一切，这种摆置的聚集就被称为座架（Gestell），座架即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作为摆置的聚集所道出的并非在每一种具体的现代技术中我们都能看到的这种摆置（因而是某种技术因素，共相）：“座架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此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8]。座架是比所谓“技术因素”更加深刻的东西，它支配着技术如何（作为摆置着的订造）被带入在场，以及技术如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摆置/促逼。就座架设定了一种无蔽状态来讲，座架乃是关于现代技术之技术因素的筹划（虽然还不是技术因素本身）。
作为“座架”，现代技术终于展现出了其真正本质。现代科学中所包含的那种数学因素的筹划，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开路先锋：“学”已经意味着通过某种方式去占有、掌控、支配事物，而“座架”不仅是这种占有事物的方式，也是对这种事物之存在的先行筹划——当事物被理解为被摆置、被促逼着的持存时，对于数学因素而言，它们才成为可学的东西。在科学的认识当中，我们看到作为科学对象的物已经被先行理解为被摆置、被促逼的持存，而这种对科学对象的预先筹划却是内在于现代技术的本质。“由于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所以现代技术必须应用精确自然科学”[9]。
（三）危险与救渡。
1. 解蔽之命运：危险。就人已经先行遭到座架的促逼和摆置而言，人根本不可能先行选择一种与座架的关系，因此座架乃是命运。“但命运绝不是一种强制的厄运”[10]。人和命运之间可以处在一种自由的关系中，而唯有处在这种自由的关系中人才归属于自由。而这种自由的关系乃在于：人倾听命运。这种自由并非意味着人能够自由选择是否屈从于命运，而是说：人通过倾听命运获得了一条通达开放领域（das Freie）路径。开放领域即晦暗的被遮蔽领域，正是在存在者进入无蔽状态而在场之际被遮蔽的东西，“一切解蔽都来自开放领域，进入开放领域，带入开放领域”[11]。当我们看到技术乃是一种解蔽之命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逗留于命运之开放领域中”[12]，此命运乃昭示着一种自由，昭示这我们得以通过无蔽状态的澄明向命运之开放领域远眺，而这种逗留于开放领域之中的自由的目光却只在认清现代技术作为如此这般的一种解蔽方式之后才得以可能。人倾听解蔽之命运并因此逗留于命运之开放领域，他在这种自由的关系当中听从存在之命运的召唤而最终归属于存在。
2. 危险中孕育着的救渡。即使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洞察指引出了一条通向命运之开放领域的道路，然而现代技术在其解蔽之运作中却不断遮掩这它自身的本质。人往往走向这样一种可能性：“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造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且从那里采取一切尺度”[13]，那就是说，完全被现代技术所摆置、促逼，成为技术人员，并因此滞留于此在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中，因而锁闭了另外的可能性。就“座架伪装着真理的闪现和运作”[14]来讲，座架乃是危险，而座架的统治地位就意味着最高的危险。作为座架的解蔽之命运必然是危险，这种危险并不在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于人们流连于座架所展露出来的那些“正确的东西”而让现代技术的真实本质遁入了无边的黑暗。“解蔽之命运作为这样一种命运，在其所有方式中都是危险，因而必然是危险”[15]。“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座架之统治地位咄咄逼人，带着一种可能性，即：人类也许已经不得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16]。
然而“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极端的危险在于座架到处伪装成真理以及唯一的真理；对现代技术作流行的人类学解释，不仅遮蔽着座架乃是一种促逼的解蔽方式，而且一般地遮蔽着座架是一种解蔽方式，因而阻碍了对现代技术真正本质的洞察。而对现代技术的真正本质——座架的洞察，将带来这样一种可能性：把现代技术重新收入其本质，在听从解蔽之命运的召唤时始终保持着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觉知——这样，这种危险中就隐含着意味着一种救渡，而这种救渡是从现代技术作为座架的本质当中生发出来的。唯有这种对座架之本质的洞察才把人带到那种与解蔽的源始关系当中，而正是在这种源始关系中，人归于存在之本有。那就在于：“人守护着无蔽状态，并且与之相随地，向来首先守护着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的遮蔽状态”[17]。一方面，座架陷入摆置、订造与促逼的疯狂中，这乃最高的危险；而另一方面，座架之本质孕育着一种人归属于真理并守护真理的可能性，这乃是救渡。而如果座架到处把自己伪装为唯一的真理并促逼着人去推动这种真理，座架之本质便不得显现。救渡意味着人从被促逼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同解蔽之命运处在一种自由的关系中，成为真理的守护者。
[1]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4页。
[2]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40页。
[3]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25页。
[4]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27页。
[5]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28页。
[6]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32页。
[7]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32-933页。
[8]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38页。
[9]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41页。
[10]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43页。
[11]同上。
[12]同上。
[13]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44页。
[14]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46页。
[15]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44页。
[16]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46页。
[17]孙周兴 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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