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机《文赋》写作的背景
（一）
我们松江人，对陆机其人可说是耳熟能详了，所以在这儿只消稍作简单的介绍。他是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陆机居住的松江具体地点，大致是小昆山附近。据杨潜《云间志》引《旧图经》说：“华亭谷水东有昆山，相传即其宅”。他在南京秦淮河边也有住宅，那可能是父亲陆抗去世后，兄弟几个分领父兵他担任“牙门将”时的住处。陆氏家庭是什么时候迁居松江的呢？《吴地记》称：“汉庐江（今属安徽庐江）太守陆康与袁术有隙，使侄陆逊与其子绩率宗族避难，居于是谷（华亭谷）”。据此说陆家就在此时入居华亭小昆山，所以有“玉出昆冈”之说。
陆机生于吴景帝永安四年（261年），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出身在东吴显赫的贵族世家。祖父陆逊出将入相封侯（华亭侯），父陆抗官拜奋威将军、大司马（国防部长）、荆州牧。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陆机之兄陆晏、陆景战死，陆机与其弟陆云被俘，后释放回乡，苦读十年，于太康十年（289年）被征召入洛，入洛以后，拜见太常张华，张华说：“伐吴之役，利得二俊”，陆机、陆云开始了在晋朝的仕宦生涯，在洛阳颇有文名，晋八王之乱后，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讨伐长沙王司马乂，陆机被任为前锋都督，因受到牵制，手下将领又不听军令，导致河桥一战，兵败被杀，并夷三族，时年四十三岁。历来对陆机的人品有两点非议，一是“热衷仕进，好游权门”，二是“与贾谧亲善，与二十四友之列”，当代史学家范文澜的评价是“热衷仕进，性格卑污”（范文澜《中国通史》）。我把这些评价归结为“传统偏见”（解放日报，新论内刊。《试论〈晋书〉陆机评价中之传统偏见》）。对此今天不宜展开。但是，有一点，即使批评陆机性格的论客，对陆机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也都作了高度肯定，这是毫无疑义的。
（二）
众所周知，魏晋以前，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创作，基本上遵循儒学的文艺观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文艺观点就占了统治地位。遵循的是孔子论诗教的理论“诗可以兴（激发志气），可以观（提高观察能力），可以群（与人合群），可以怨（抒发愤懑）。迩之事父（事奉父亲），远之事君（待奉国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增加知识）。”（《论语·阳货》）。文学的社会功能呢，就是“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经夫妇（理顺夫妻关系），成孝敬（养成孝敬习惯），厚人伦（敦厚人际关系），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审美功能、娱悦功能被轻忽了。
公元220年，魏国灭了西蜀，同年，权臣司马炎篡政，建立了晋朝，280年灭吴。290年，晋惠帝登基，这个惠帝十分昏庸，百姓没饭吃，大地上饿殍遍野，他想不通，居然说没有米饭，“为什么不吃肉糜？”社会复又动荡。陆机就处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可是魏晋的文学创作却与两汉有了变化。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父子两人，对文学的影响不容小觑。曹操作风是尚“通脱”，做文章没有顾忌，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突破成规，颁布求贤令，竟说，不孝的人只要有才，我也用。简直是振聋发聩。此前有地位的人去世前，要写《遗令》，遗令是有一定格式的，他不管，不但不依格式，里面还写到身边那些女人怎么安排的问题。以至陆机《吊魏武帝文》批评他“贻尘谤于后王”。而曹丕呢？篡位为帝，文章通脱之外，又加上华丽，他在《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所以，魏晋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而且把文学创作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说人总是要死的，而文章却可以流传千古。然后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文人辈出，这些文人貌似反儒家，反传统，不拘小节，其实这表象，是逃避迫害的手段，但追求个性自由是一致的，形成一种“名士风度”。所以，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全集（三）而已集》。有点接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了。陆机，就处于这样的文学氛围之中。这就是陆机《文赋》的写作背景。
二、历代《文赋》研究概况
距曹丕《典论·论文》之后的七十年，陆机的《文赋》问世了。《文赋》是以骈赋的形式撰写的关于文学创作的论文。如果说曹丕《论文》（仅800余字）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启动的标志，那未陆机《文赋》则显示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趋于成熟。这两篇文章堪称中国文学的理论史上双峰并峙的姐妹篇，创造了两个“第一”，《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文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地、系统地全面论述创作的文学理论作品。它细致地阐述了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陆机也因此被誉为“研究我国文学创作过程开先河”者。
正因为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所以，对陆机《文赋》的研究，可谓代不乏人。
最早的研究者当属200多年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他将《文赋》收进了《昭明文选》，成为读书人的范本，从此被历代封建士大夫所诵读。嗣后从唐代到清代，很多学者对《文赋》作了校勘、诠释。最早的注释本，恐怕是隋唐间扬州江都（今扬州）人曹宪。《旧唐书·曹宪传》称他“所撰《文选音义》，堪为当时所重”，同乡李善师从曹宪，显庆三年（658年）《文选注释》成，此后又有《五臣注本》。那时叫“文选学”。《文赋》问世300多年后的李善（约630~689）是唐高宗时的崇贤馆学士，学识博渊，有“书簏”之称，他的后半生就以教授《文选》为业，可以说是“吃《文选》饭的”，他对《文选》作注释，《文赋》自然包括在内，这更导致了《文赋》的广为流传。从而达到了“天下何人不识君”的程度。此后，从唐至清，诠释校勘《文赋》的大家，近30余家。可谓硕果累累。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文赋》，起点就可以高一些，也省力多了。要读通《文赋》，可供选择的注释本很多。喜欢原汁原味的，就选唐代李善的注本（1999年中州出版社《昭明文选》），喜欢白话的就选1985年中州出版社出版的《文选诗品注译》，疑难字词都作了注音解释，而且每句都作翻译。如欲研究，资料就更多了。
从20世纪初开始，对《文赋》的研究，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切入了理论研究的深度。“五四”以后，研究者日众，各种版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包括郭绍虞、游国恩、朱东润都列有专章论述《文赋》。20世纪来，《文赋》的研究进入高潮，有影响的《文赋》研究的论文就不断涌现，各各从文学审美、形式内容、辞、意等角度展开论述，夏承焘先生《关于陆机〈文赋〉的三个问题》，阐述了《文赋》“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周振甫《谈陆机〈文赋〉》指出《文赋》“是古代杰出的文学理论”。由此，对《文赋》的研究愈发拓展，有研究陆机“缘情”说的，“源泉”说的，“灵感”说的。更有研究《文赋》创作年代的，有20岁作，29岁作，41岁作的各种说法不一而足。顺便提一句，《文赋》作于20岁，出于杜甫诗《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如此说成立，那末陆机肯定是在今松江区的昆冈完成了这篇巨制，也为咱们松江留下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文赋》的研究论文达六七十篇，其中张少康《文赋集释》，张怀瑾《文赋译注》，钱钟书先生《管锥篇》对《文赋》也作了研究，而且钱钟书见解有别于唐代的李善。
以上是历代对《文赋》研究的概况，挂一漏万，不很全面，仅供参考。讲到这里，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陆机《文赋》的研究，作为陆机诞生地的松江，仅在2000年，由区史志办公室编了《松江文选系列丛书》，出了一本由王永顺主编的《陆机文集·陆云文集》之外，并无更多的有份量的研究作品，似乎显得有些寂寞。同时也感到欣慰，因为从不久前始，松江各界对陆机的关注度，提高了，研究者多了起来，比如陆机的《平复帖》，《松江报副刊》上的讨论就很热烈，希望不久，将会有研究陆机和他的《文赋》的重要作品问世。
三、陆机《文赋·序》和首段的解读
讲到这儿，各位会说，讲了这么些，还不知《文赋》是何模样。那我们就讲讲《文赋》。不过首先打个招呼，《文赋》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很难全面展开，在这里，我仅对《文赋》的《序》和第一段作较详尽的解说，以便“窥豹一斑”，有个感性的体验，从而多花些时间，集中来谈一谈《文赋》的亮点和它的突破性，原创性贡献。
（一）《序》的解读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
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
妍（yan）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
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
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
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
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
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
言者。具于此云尔。
回过头来，讲陆机的“序”，在“序”中他还提出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新观点，那就是“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这句话指的是文学创作，就像用斧子砍木，做斧头柄，这斧头柄的样子（“则”）虽近在眼前，但一斧一斧砍木时的手势难以把握，随时会变，“砍”的结果就不一样。 “变”，实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深层的意思是，文章的写法是多变的，很难用一种死板的格式来死套，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文无定体”，手势不同，斧子砍下来的效果不同么。但是文章就没有规律可循了？有，那就是所谓的“大体则有”，举个简单的例子，“大体则有”就是文章的一般规律是有的。比如开头，过渡，主体，结尾，这就是斧头柄的样子“则”，但是在“大体则有”的情况下，变化无穷，无法规定得一定怎么写，所以“定体则无”。这就是随手之变的“变”。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先生最反对初学者去看什么怎样写文章的讲义，而提倡多看，多想，多改。当年鲁迅先生大学上课时，许多学生问先生怎么能写好文章？鲁迅背转身子，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改”字。有人说“文章是改出来的”就是此意，越改“意越称物”，“文越逮意”。
《文赋·序》的主要贡献，是首次提出“意”的概念，首次提出“意”、“物”、“文”三者关系的理论，首次提醒作者创作时应做到主体情意和创作客体（对象）吻合；应巧妙地遣词用句，把自己心中的具体的生动的“意”（文思）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是《文赋》突破性的贡献。
（三）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
于典坟。遵四时以叹
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
条于芳春。心懔懔以
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咏世德之骏烈，诵
先人之清芬。游文章
之林府，嘉丽藻之彬
彬。慨投篇而援笔，
聊宣之乎斯文。
《文赋》的首段，阐述的是创作的准备阶段。陆机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学创作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陆机认为客观世界是文学创作之源，这具有前无古人的原创性。
首段的原创性于在首二句，“伫中区以玄览，颐（yi）情志于典坟”，这两句是本段的关键词，也有论者称“全篇的纲领”。意思是文学创作的主体深刻观察大自然，在前人的经典作品中神游，汲取营养，从这过程中，产生创作的冲动。陆机指出客观世界和前人的著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作者应一只手伸向客观世界，另一只手伸向古人的典籍，去体察、去把握、去取舍，积蓄创作材料，汲取丰富营养，产生创作冲动，经过充分的筹思，才可以动手（慨投篇而援笔）。这体现《文赋》创作源泉论的思想，这思想，前人是从未论及的，具有突破性和原创性。
文学创作的源泉是生活，这观点反对的人不多。讲到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这当然是自己的体会，也许比较大胆，也许有人会不同意，我姑妄言之，大家不妨姑妄听之。
明代出现了一部小说叫《金瓶梅》，主要的人物形象是西门庆。写他生活的奢侈、糜烂、怙恶不悛，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人物。明代有这样的人么？有！《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创作源泉，正来自于客观世界。近一年半以来，我阅读了近几百万字的有关徐阶的史籍和笔记，发现有一种说法，这“西门庆”其人的原型，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严世蕃这人智商极高，但生活糜烂到极点，爱钱，所以他利用父亲的权力“卖官”，而且明码标价；渔色，家中姬妾成群，在母亲欧阳氏去世守丧期间照样淫乱；爱古董，谁家有古董被他看上就得献出，不然非搞得家破人亡不可。最为惊人的是家中的物件都极其奢侈，举两个例：玉唾壶、金溺器。何为玉唾壶？那就是姬妾的樱桃小口，严世蕃欲吐痰，有专门的姬妾得张口承接，不就是玉唾壶么？严世蕃撒尿的器具是用金制作，而且尿壶的口制成女性下体的形状，用上海话来说这叫作“恶形恶状”！
为什么说西门庆的原型是严世蕃呢？有人提出严世蕃号“东楼”，“西门”正与“东楼”成对，这是古人玩对对子的把戏。但是这名“庆”怎么来的呢？没有人作过解读。我以为恰恰是这个“庆”，泄露了天机，“世蕃”的意思就是世世代代昌盛。世世代代昌盛，不就是“家有余庆”吗？完全对上了号。而兰陵笑笑生，极可能是王世贞，此人是明代文坛“后七子”的领军人物，独步文坛几十年，他与我们松江的士大夫往来颇多，徐阶救助过他，徐阶的墓志铭就是他写的，各位读松江的古史，就会发现不少他在松江的足迹。王世贞与严嵩、严世蕃有杀父之仇。他的长诗〈尚书乐〉就是讥刺严嵩义子工部尚书赵文华的。他又作昆曲〈鸣凤记〉，鞭挞的就是严嵩。自然可能写〈金瓶梅〉。这当然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为了说明文学的创作源泉来自生活而已。
至于文学的源泉还是来自书本，其实也容易理解，天下有两种书，一种叫“无字书”，即社会，一种自然是有字书，书本。“昭君出塞”，是汉朝的事，昭君为什么被选出塞和亲，据说汉元帝欲与后宫美人亲近，先让画师毛延寿画像，然后看画像挑选，昭君没有向画家毛延寿送钱，毛延寿把她画丑了，所以元帝没有宠幸她。等到决定让昭君和亲，皇帝看到了昭君是个大美人，不免后悔，一怒之下，把毛延寿杀了。这都是书本上的记载。后人都把这书本记载作为创作的源泉，写诗骂毛延寿，而王安石呢？反其道而行之，写了组诗《明妃曲》，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迥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时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昭君太美了，这美是画家无法表达的，毛延寿被错杀了。这些诗文创作的源泉，当然是书本。不过，严格地说，书本的知识也来自于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算是“流”。
所以说，陆机《文赋》的源泉论，颠扑不破。
至于《文赋》的第二至第二十段的内容，列表如下：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第六段
第七段
第八段
第九段
第十段
第十一段
第十二段
第十三段
第十四段
第十五段
第十六段
第十七段
第十八段
第十九段
第二十段
四、陆机《文赋》的杰出贡献
《文赋》的贡献除了以上介绍的提出“意”、“物”、“文”三者关系和创作源泉论之外，在如下几个方面也有原创性。
（一）文体分类的创新
曹丕《典论·论文》把文学体裁分为四科八体，并指出这八体的特点，他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那时没有小说一说。奏，议是公文，公文欲雅（稳重典雅）；书、论是议论文，应该条分缕析（逻辑思维），铭称人功德，申明鉴诫，诔是悼词，都崇尚实事求是（例：操刀以革）；诗和赋这种文学体裁应该华丽（形象思维）。
陆机《文赋》在曹丕《典论·论文》的基础上作了创新，提出十体说，那就是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这是一个创新；其次是把公文类文体置于最末，把诗、赋类文体提到前两位，说明陆机对诗、赋这类纯文学的文体的重视。
（二）“诗缘情”的大胆创见
自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以后，孔子又强调了“诗言志”的观点，“言志”就成了诗歌创作的社会功能，《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些论述中，“志”和“情”是分离的。两汉到魏，作者都遵奉儒家的这一文学理论。《文赋》的突破在于把“诗言志”的社会功能推进了一步，强调了文学创作的未被重视的“诗缘情”的社会审美功能，那就是“诗缘情而绮丽”，不但强调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而且提出“颐情志于坟典”，把诗歌的抒情功能和孔子的“言志”功能珠联璧合，揉合起来，第一次明确地告诉人们，诗歌包括文学创作，就是作家主观心灵的自然流露，完善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文学创作不仅应有教育的作用，同时具有抒情的社会功能，高扬起“绮丽”的旗帜，凸现了创作的美学思想。
（三）突出了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创造了“主体论”
有些论者说“诗缘情”是对儒家正统的“诗言志”的挑战，说明陆机是背离儒家思想的。我认为这种观点难以成立。臧荣绪《晋书·陆机传》中称陆机这个人“服膺儒术，非礼不动”，说明陆机信奉的是儒家的正统思想的，这从《文赋》对文学创作中“理”的论述得到证明。他说：“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文章就像树，“理”是文章的主干，“理”一定要“直”，理直气壮；而“文”各种技巧和手法呢，就是“理”这棵树的主干“垂”下来的“枝条”，“枝条”也应该很繁盛。类似的论述《文赋》中还有，兹不一一列举。这一观点被学术界称为《文赋》的主体论，文学创作一定要把握“理”这个主体，而且这主体要正确“直”，我们不论从事何种文体的创作，主体是不可或缺的，这主体也就是主题。这一论点对此后的文学创作研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唐杜牧称“意（主体）犹帅也”王若虚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就是对《文赋》“理扶直以立干”的拓展。联系《文赋》中“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就可以看出，与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论语·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yi）》）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今天从事文学创作，自然也应该“禁邪（错误的思想，观点，理念）制放（放纵，靡靡之音）”。
（四）驰骋想像推陈出新重视风格
《文赋》对文学创作的论述是全面的、严密的，《文赋》的贡献还可以从驰骋想像、推陈出新、重视风格等多方面加以探索，略加阐述如下：
1、文学创作应重视形象思维
“其始也，皆收听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收视反听”即对外界不听不看，听而无闻，视而无见——投入；“耽思傍讯”，即专心致志研究思考，四面出击拓展思路；“精骛八极”即思想像烈马一样在四野奔腾；“心游万仞”即心思在广阔的空间遨游。这四句非常形象地概括出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的重要性。尤其是他那“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云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这些描绘大自然的佳句更为陶渊明、谢灵运等山水田园诗的兴起打下了理论基础。
2、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这是去陈言，取清秀之意。
早晨开的花已经枯萎了，就不取；晚上花蕾刚抽出来，尚未开足，就取用。这是借喻，“朝花”指“意”，“词”，“句”式，“披”指脑袋答落，花的盛开期已过，我不取用，“唯陈言之务去”，他人嚼过的馍不吃。“启”即采用，应采用那些含苞待放的，刚秀出芽来的花（意、辞、句）务求创新。在新闻界叫“抓活鱼”。
1700多年前《文赋》的告诫，当代文人多束之高阁了，发一篇“谁动了我的奶酪”，不多久全是“谁动了……”，思想的枯竭，无以复加，甚至不知羞。此种现象，应该杜绝。
3、对创作风格的重视
《文赋》对文学创作风格的论述也是一个首创。文学创作主体不同，风格是不同的，这是陆机的创见。他说：“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善于夸张说事的作者，他的风格就崇尚华艳（奢）；擅长说理的作者，他的风格是严谨（贵当）；喜欢把事理说透的作者，他的风格是不狭隘（无隘）；喜欢阐明道理的作者，他的风格是气势通达（旷）。《文赋》的这一发见，体现的是“文如其人”的理念。这观点大体上说得过去，但是不能绝对化，陶渊明是田园诗人，但他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金刚怒目的诗句。李清照“寻寻觅觅，凄凄惨惨切切”其风格婉约，但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刚强。道德文章写得好（旷）的作者，道德品质低下的，也不乏人，所以，对此观点，应辩证对待。但他毕竟启发后人，从事文学创作，应形成自己的风格。
其他重要的还有“灵感说”，首次提到了创作灵感问题；社会功能说，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立片言以居要”说，提示锤炼令人过目难忘警句，凡此种种，都值得研究、借鉴。
总之，《文赋》对文学创作的论述是全面的、系统的、严密的，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文赋》中一两句话深入探究，就可作洋洋洒洒的论文，内容极其丰富，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顺便提及一下，《文赋》作为一篇骈赋论文，它本身就极富审美价值。就以我们刚分析过的首段为例，几乎每句就一个动词领起，“伫”、“颐”、“遵”、“瞻”、“悲”、“喜”、“咏”、“诵”、“游”、“嘉”等，既有节奏感，分析细致，又有气势，作为一篇论文，已经实现了他自己的“论精微而朗畅“的要求，是值得精读深思的。总之，曹丕〈〈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启动，陆机的〈〈文赋〉〉承前启后，为文学理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为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南朝齐梁间钟嵘的〈诗品〉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坚实的基础。近代大家章学诚先生就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而昌言文心”。（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文德〉）。在晋代，陆机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确实是当时任何作家，任何作品都不能望其项背的。这是我们松江的骄傲！
林林总总，就说这些，挂一漏万，不是在所难免而是肯定存在，这是有待于诸位指正的。末了，谢谢大家花费这么多时间不厌其烦地听我讲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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