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始类类书指辑录各种事物起源资料的综合性图书，是我国古代类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始类类书除具有普通类书汇集资料、以类相从等特点外，又有其自身的编辑特点，本文拟就事始类类书的发展始末、编辑特点、刻印出版等问题略作论述，以期厘清事始类类书的相关问题，便于更好地研究利用。
1 事始类类书发展始末
我国古代类书的编辑出版历史悠久，卷帙浩繁。学界一致认为，曹魏时期所编《皇览》是类书之祖。事始类类书作为辑录事物起源的类书，仅是类书大家族中的一个小类，有学者将此类书籍的出现上溯至先秦时期，如梁启超在《太古及三代载记》中说：“考《世本》有《作篇》，专记事物之起源，原书虽亡，群籍征引，尚见崖略。”[1]然《作篇》仅是《世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除辑录一些古圣贤的创作发明外，还辑录了许多与事始无关的内容，谓其为事始类类书之祖未免牵强。事实上，事始类类书的出现稍晚于类书，南北朝时期始见记载，最早的事始类类书当属北魏刘懋所撰《物祖》。刘懋系北魏宣武帝时人，史载其所为诗诔赋颂见称于时，“又撰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2]，惜此书未见著录。稍后，南朝梁武帝时人谢昊又撰有《物始》，首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及《通志》均有著录。《物祖》与《物始》当是最早的事始类类书，惜均散佚不存。
隋唐五代时期，见于记载的事始类类书未见明显增加。《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唐代刘孝孙《事始》三卷[3]，《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则言刘孝孙、房德懋撰。此书可能宋代已佚，《四库全书总目》（卷126）子部杂家类存目著录无名氏《事始》一卷，言“其书皆推原事物之始，杂引经史”，又谓“此本所引，皆唐以前书，疑后人抄撮类书中所引刘将孙书，凑合成帙也”[4]。此外《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有刘睿《续事始》三卷、冯鉴《续事始》五卷。刘睿唐人，始末不详；冯鉴五代后蜀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2）谓“伪蜀冯鉴广孝孙所著”[5]。
宋代是官修类书的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大型类书，卷帙浩繁，规模空前。受此影响，事始类类书的数量虽然未见增加，但篇幅则超过前代，质量及影响亦空前绝后，高承《事物纪原》堪称事始类类书的典范之作。关于高承《事物纪原》的成书与流传，许沛藻认为：“《事物纪原》原出于元丰中开封人高承之手，纪事二百七十条，十卷，至南宋宁宗时，有人增广为二十卷，较原本多数百事，并删除原本序言及作者姓名。南宋中期，现存《事物纪原》的规模已基本形成，十卷本及二十卷本曾同时流布坊间，这便是《事物纪原》成书和在宋代流传的概况。”[6]《事物纪原》的影响一直沿续至明、清两代，当时除不断地递补重刻外，尚有部分事始类类书是在《事物纪原》的基础上增补或删改而成。此外，《玉海》（卷55）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朱绘“以《事始》疏略，撰《事原》三十卷”[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2）作《事原录》，“皇朝朱绘撰，其书《事始》之类也”[8]。惜此书仅见著录，内容不得而详。
有明一代是事始类类书的泛滥时期，相较于前期数量大增，仅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就有数十种之多。就体例及内容而言，明代事始类类书不外乎两种情况：一则效仿甚至剽窃高承《事物纪原》，缺乏创新；二则繁芜秽杂，且大多不注出处。加之受明代空疏学风的影响，当时所编事始类类书整体质量不高，颇受后人讥评。如嘉靖时人赵釴所编《古今原始》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卷126）谓其“皆考究事始，提纲列目，而采摭繁芜，漫无别择，又多不注所出”[9]。万历时人徐炬《古今事物原始》三十卷系仿效《事物纪原》的体例而稍加附益，《四库全书总目》（卷138）谓其“芜杂太甚”，“盖制度器数，皆可考其渊源。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与天地而俱生，岂能确究其始。转辗援引，弥见纠纷。至于鸟兽花草诸门，每类之首，或括以偶语一联，或括以律诗二句，乃从而释之，尤弇陋之甚矣”[10]。崇祯时人吕毖所编《事物初略》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卷126）谓其“杂记事物俚俗语言之所自始，然多剽取《事物纪原》诸书，语多猥鄙，不足以言考证之学”[11]。此外，又有罗颀《物原》一卷，系据高承《事物纪原》改编，《四库全书总目》（卷137）谓“《纪原》犹著出典，颀乃混众说而一之，疏舛弥甚”[12]。明宁王朱权《原始秘书》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卷137）谓其“体例与《事物纪原》相类而荒谬特甚，如谓丑妇始嫫母，妒妇始尹吉甫妻，淫妇始柳宗元河间妇者，不一而足，甚谓自缢始申生，饮酖始叔牙，自刎始吳王夫差，其陋殆不足辨也”[13]。可见明代事始类类书虽然数量多于前代，但质量则乏善可陈。
清代是事始类类书的终结时期，也是集大成时期，此一时期事始类类书的显著特点是在采辑群书的基础上编辑新书，其中清初陈元龙所编《格致镜原》颇得后人好评，可与高承《事物纪原》相提并论。陈元龙在《格致镜原序》中言及自己编纂此书的初衷，主要是因为前人所编《物原》《事始》等虽“皆可以资考稽”，但有的略而不详， 有的缺而未备，因此欲编一部“囊括万有”的新书[14]。清人谈泰在《事物原会序》中亦谓《格致镜原》一书“包罗群义，综括众文，每纪一门，必究其原委，详其名号，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15]。此外，汪汲所编《事物原会》亦因前人所修事始类类书或精而不博，或博而不精，于是广采谢昊《物始》，刘孝孙、房德懋《事始》，朱绘《事原》及罗颀《物原》等书，并参考四部各书及清朝典制加以增补，删重就简，补阙拾遗，“荟萃群言，悉心稽考，成书四十卷，易其名曰《事物原会》，凡某事肇于某人，某物肇于某代，自天地生植与夫礼乐刑政，经籍器用，下至博奕嬉戏之微，虫鱼飞走之属，无不登诸简策，究厥从来，视唐宋明诸家较为详密”（谈泰《事物原会序》）。《格致镜原》与《事物原会》可谓古代事始类类书的集大成之作。此外，李僎《万物权舆》亦系编者从《物原》《事始》《事物纪原》《事物原始》等书中，“择其明显昭著者，分条采摘；又广摭旁搜，以补其物之所未备”[16]编辑而成。清人除采辑群书编修新书外，亦未停止对《事物纪原》的增补或模仿，其中《事物纪原补》和《咫尺类考》即属此类，前者系纳兰永寿在增补高承《事物纪原》的基础上，参考《纲鉴》略加增补而成，后者佚名，亦略仿《事物纪原》，“根据载籍，加以己见，考明事物之始”[17]。总的说来，清代事始类类书的数量与明代不相上下，质量则略胜一筹。
2 事始类类书的编辑特点
事始类类书作为类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我国古代类书一样，其数量及质量因时因人而异，同时其编辑者、编辑目的、编辑特点与普通类书既有相同之处，又因其内容及用途的特殊性，而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2.1 私人编辑
与类书官修与私纂兼而有之有所不同，事始类类书自出现之初即由私人编纂，直至清代相沿不改。如最早的事始类类书《物祖》由北魏宣武帝时人刘懋编辑，史载刘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18]。之后梁武帝时人谢昊编《物始》，唐刘孝孙编《事始》，宋高承编《事物纪原》，明王三聘编《古今事物考》，直至清代陈元龙编《格致镜原》，事始类类书全部出自私人之手。
此外，事始类类书的编辑者身份亦各不相同。如《物祖》的作者刘懋曾任太尉司马，《物始》的作者谢昊梁武帝时官任秘书监，《事始》的作者刘孝孙贞观中曾任著作郎、吴王咨议参军，房德懋任吴王长史，均为王府官，二人同撰《事始》三卷，用来教授初学诸王。《古今事物考》的作者王三聘撰有《小学集注》《性理至训》《禹贡注释》等著作。《格致镜原》的作者陈元龙系康熙朝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事物原会》的作者汪汲系清代著名医学家，著有《解毒编》《汇集经验方》《怪疾奇方》等。虽然这些编辑者身份各不相同，但无疑都属于学识广博的知识分子阶层。
2.2 编辑目的
事始类类书与大多数类书为方便帝王御览或知识分子临文取材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广见闻，普及知识。北魏刘懋所撰《物祖》及南朝梁谢昊所撰《物始》均佚而不存，其编辑目的无从窥见。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2）言，唐代刘孝孙、房德懋所撰《事始》系作者奉敕而作，“太宗命诸王府官以事名类，推原本始，凡二十六门，以教始学诸王”[19]。郑樵《通志》（卷68）亦言刘孝孙、房德懋“皆为王府官”，同撰《事始》“以教诸王始学”[20]。其增广见闻、普及知识的编辑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原序今不存，此书面世后一再递补增编，明正统时人阎敬在《事物纪原序》中详细探究了此书的编辑目的：
盈天地之间唯万物，亘古今有事变焉。物有万殊，事有万变，而一事一物，莫不有理，亦莫不有原。不穷其理，则无以尽吾心之知；不究其原，又曷从而穷其理哉？故圣门之学，以格物致知为先；文学之士，以博问洽识为贵。而一物不知，又儒者之所耻也。夫以有限之见闻，而究无穷之事物，况载籍之繁，汗牛充栋，虽矻矻穷年，而欲其知无不尽亦难矣。此《事物纪原》之所由作也[21]。
明成化时人李果《事物纪原序》亦谓“事事物物，皆有本原。不求其原，譬犹睹黄河而不知其出于昆仑也，观天地而不明其由于浑沌也。欲知其原，或一事载于数书，或一物见于群议，虽谈叟不能遍观而尽识，总龟不能一览而无余”。有鉴于斯，阎敬、李果一致认为广闻博识是古代知识分子向往的最高境界，而以人的有限之年，欲掌握无穷无尽之知识是不可能的，只能借助于事始类工具书，《事物纪原》一书“诚多闻多见之捷径，格致穷理之蓍龟”[22]。 此后的事始类类书，其编辑目的当与此大同小异。
2.3 书名类似
宋代以前的事始类类书均佚而不存，但从历代著录情况看，其在文献命名上有相似之处。因事始类类书主要汇辑散见于群籍的有关事物起源的资料，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事始类类书主要用两个单音词命名，通常用“物”“事”“始”等字揭示书籍的内容或性质，如刘懋的《物祖》，谢昊的《物始》，刘孝孙、房德懋所撰《事始》等。此一时期，事始类类书数量有限，卷帙无多，主要原因可能与书籍印刷技术尚未普及，书籍流通不广，资料搜集难度较大有关。
宋代以来，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双音词不断涌现，事始类类书在书籍命名方面字数增多也是大势所趋，以两个双音词命名者较为常见，宋高承《事物纪原》可视作此类类书的代表。明、清两代，事始类类书一方面继续沿用宋代以来的命名方式，诸如赵釴《古今原始》、吕毖《事物初略》、朱权《原始秘书》、汪汲《事物原会》等，依然用两个双音词揭示书籍内容或性质，但用词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个别事始类类书在命名上则另辟蹊径，有所创新。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36）指出清初陈元龙所编《格致镜原》所记皆博物之学，“故曰格致”，又每物必溯其本始，“略如《事物纪原》，故曰镜原”[23]。魏崧《壹是纪始》则用“壹是”指代万事万物，“壹是”源出《礼记·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壹是，一切也。”[24]李僎《万物权舆》则用“权舆”代替初始，“权舆”源出《诗经·秦风·权舆》：“於嗟乎！不承权舆。”朱熹《诗集传》：“权舆，始也。”[25]总之，事始类类书在命名上虽然字数有所增加，用词有所变化，但其揭示书籍内容及性质的宗旨则保持不变，因而书名有类似之处。
2.4 递补增删
事始类类书的知识性与古人所追求的博学多闻不谋而合，成为传播知识、开拓视野的重要工具书。宋代以前，书籍流通不广，资料搜集不易，编辑新书有一定难度，因此导致事始类书籍出现后，始终存在着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不断递补增删的特点。最早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的事始类类书《物祖》与《物始》，两者之间有无因循关系不得而知，而隋唐五代时期，继刘孝孙、房德懋编成《事始》后，刘睿和冯鉴分别续编而成《续事始》则是不争的事实。
两宋以来，虽然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书籍的出版及流通较之以前更为方便快捷，具有普及知识功能的事始类类书也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明清两代，事始类类书数量大增，但在编辑新书的同时，对已有书籍进行递补增删的现象依然存在，而其主要对象则是高承《事物纪原》。许沛藻在论述今本《事物纪原》的形成时指出：“元丰中高承撰成原书，十卷，二百七十事；南宋时，经人增广为二十卷，比原书记事多数百条；明初，胡俨藏本传出后，派生为三种本子，有的纪事一千七百余条，较陈振孙所见者，又多数百条，其中含有宋版所阙纪事多条，此显然是明人增益者。故现流传的《事物纪原》，是在高承原书的基础上，经多人增益而成的。”[26]
明、清两代的编辑者除对《事物纪原》进行递补重刻外，还有人对其进行增补或删改而成新书，如明代赵弼编《事物纪原删定》，张楷编《增广事物纪原》，清代又有纳兰永寿《事物纪原补》。事始类类书不断地递补重刻、增益删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类书籍社会需求量大而更新较慢，这当与文献本身的内容及性质有关。事始类类书所载万事万物起源的内容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而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事物数量有限且变化相对较慢，因而限制了事始类类书的无限膨胀，同时，对已有的事始类类书不断地递补增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此类书籍数量的增加。
3 事始类类书的著录与出版
3.1 著录与归类
类书因兼采经史百家之说，内容庞杂，在传统四部分类法中难以归类，正如《四库全全书总目》（卷135）所言：“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27]因四部中的子部主要著录诸子百家、艺术、谱录及释、道等文献，相较于经、史、集三部显得稍为庞杂，因此类书产生之后自然就归属子部杂家类。随着类书数量的增加，开元年间毋煚编《古今书录》，始将类书从子部杂家类分离出来，于子部设“类事类”专收类书，自此类书独立成为子部的一个小类。《旧唐书·经籍志》承袭《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则改“类事”为“类书”，此后相沿不改，宋代以后的目录书大都于子部设有类书类。
事始类类书作为类书的一个小类，自应归入类书类，但是由于历史时期人们对此类书籍认识不一，其归属也就因时因人而异。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最早著录事始类类书的是《隋书·经籍志》，此书将谢昊《物始》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之后，《旧唐书·经籍志》虽于子部增设类事类，收入《皇览》等二十二部类书，却将谢昊《物始》、刘孝孙《事始》归入子部杂家类，《新唐书·艺文志》则将刘孝孙、房德懋《事始》及刘睿《续事始》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最早将事始类类书归入类书类者当属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此书将图书分为四十四大类，其中类书类著录刘存《事始》、冯鉴《续事始》、高承《事物纪原》等书。虽然如此，之后各种公私书目在著录事始类类书时，仍或归之于子部小说家类，或归于子部杂家类，或归于类书类，直至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对事始类类书的归属仍无定论，其将《事物纪原》、《格致镜原》等归入子部类书类，而将《事始》《古今原始》《物原》《说原》等归入子部杂家类。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卷128）虽将穆希文《说原》归入子部杂家类，又谓“其体例在类书、说部之间”[28]，由此可见此类书籍的特殊性。也许正因如此，清代学者谈泰在《事物原会序》中希望天下学人在阅读《事物原会》时，不要苛求作者，而“当思其搜辑之勤，决择之审，而不以杂家说部目之”[29]。
由于事始类类书性质相同，名称类似，早在宋代，王应麟即视其为同类文献，谓：“元丰中高承以刘存、冯鉴《事始》删谬除复，增益名类，皆援摭经史，以推原初始，凡二百七十事。唐吴王谘议刘存与长史房德懋等集经史诸书，以类分门，为《事始》三卷。后蜀冯鉴采群书，续《事始》五卷。宣和中朱绘以《事始》疏略，撰《事原》三十卷。《北史》：刘懋撰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唐志》杂家：谢昊《物始》十卷。”[30]但是清代以前，各种公私书目虽于子部设有类书类，均不再细分子目，事始类类书更是杂见子部各类。时至清代，典籍文献数量剧增，目录分类日趋成熟精细，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依《七志》将图书分为十二大类，第九类为类书，又将类书类细分为事类、姓类、书目三小类[31]，尚未见其将事始类类书归为一类。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成《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此系最早的类书专题目录，著录类书316种，按“十进分类法”，将类书细分为十门，每门之下又按书之多寡、内容及体例别分系属，于博物门广记之属下设一般博物之属、事物起源之属两个细目，其中事物起源之属收入《事原》《事物纪原》《事物纪原补》《物原》《事物考》《事物原会》《万物权舆》《百灵珤讳》《壹是纪始》《咫见类考》10种事始类类书，但是却将《格致镜原》归入一般博物之属，可见其分类亦未尽合理。而此分类方法并未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继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于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著录明赵釴《古今原始》、吕毖《事物初略》和清周象明《事物考辨》三种，而将《事物纪原》《事物考》《格致镜原》等归入子部类书类。由此可见事始类类书在目录分类中所处的尴尬地位。
3.2 刻印与出版
图书编辑的目的之一是传播知识，弘扬文化。就事始类类书而言，宋代以前此类书籍数量有限且佚而不存，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事始类类书通常以单册印行或汇刻入丛书两种形式刻印出版。
作为事始类类书的典范之作，《事物纪原》的刻本最多，南宋时期此书即有十卷本、二十卷本流行于坊间，之后不断翻刻增补，版本繁多，仅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类书类著录的就有宋刻《重修事物纪原》十卷本，明正统十二年阎敬刻《事物纪原集类》十卷本、明成化八年李果刻《事物纪原集类》十卷本、明弘治十八年魏氏仁宝堂刻本、正统九年陈华刻本等数十种。明代事始类类书虽然整体质量不高，但并未影响刻印流传，明人赵釴《古今原始》即有明嘉靖四十一年自刻本、明万历刻本、明邵廉刻本，吕毖《事物初略》有明崇祯十七年资敬堂刻本。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有康熙内府抄本、康熙五十六年刻本及雍正十三年刻本，汪汲《事物原会》有清嘉庆二年古愚山房刻本等。由此亦可大概窥见古代社会对事始类类书的需求情况。
事始类类书刻印出版的另一种方式是汇刻入丛书。明清两代是我国丛书编纂的黄金时期，大量图书藉丛书流通传播，较早将事始类类书汇刻入丛书的是元末明初陶宗仪所编《说郛》，涵芬楼本《说郛》卷十收入刘孝孙《事始》和冯鉴《续事始》，委宛山堂本《说郛》收入了刘孝孙《事原》、刘冯《事始》各一卷。之后，《五朝小说大观》《学海类编》均据《说郛》收入刘孝孙《事原》一卷，此三种丛书所收各书不知所据，作者署名亦多有错误。明末胡文焕所编《格致丛书》收入了宋高承《事物纪原》、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和赵釴的《古今原始》三种类书。由于“胡文焕刻书的目的全在牟利”[32]，其能够将事始类类书汇刻入丛书，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书籍在当时还是颇有市场的。清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时，经过四库馆臣的审查筛选，只收入《事物纪原》和《格致镜原》两种事始类类书，其他事始类类书，尤其是明人所编均作为存目予以著录，明人所编书籍之质量亦可见一斑。道光年间李锡龄辑《惜阴轩丛书》时收录高承撰、李果订《事物纪原》十卷；高承勋辑《续知不足斋丛书》时收入明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罗颀的《物原》。正是由于这些丛书的收录和刊刻，才使得我国古代事始类类书得以保存流传，为古文献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事始类类书始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宋、明两代，终结于清。事始类类书与普通类书官修与私纂兼而有之有所不同，全部出自私人之手，其编辑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广见闻，普及知识。此外，事始类类书又具有名称类似、递补增删等特点。在目录归属方面，由于事始类类书兼采四部，内容庞杂，清代以前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子部杂家类，或归入子部类书类，直至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编修类书专题目录，才将类书分为十大类，并于第三大类博物门之广记类设立事物起源之属，专门著录事始类类书。历史时期事始类类书主要以单册印行和汇刻入丛书两种形式出版流通。我国古代所修事始类类书虽然数量有限，质量参差，但作为性质相近、名称类似的汇辑事物起源的类书，同样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其在激发人们探究事物起源、增广见闻、普及知识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此类书籍仍是增广见闻、探讨事物源流的重要参考工具书，也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史、科技史的重要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事物起源、变迁及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等都不无参考价值。
注 释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卷43[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8]（北齐）魏收.魏书·卷55[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30，1229
[3]按：关于唐刘孝孙所撰《事始》三卷，各家著录多有歧异，岑仲勉《唐史余沈·事始》已有考辨，认为《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作刘存撰，刘存实即刘孝孙，后世夺去“孙”字，复以“孝”“存”形近，遂讹为刘存。本文所及《四库全书总目》作“刘将孙”、《遂初堂书目》作“刘存”、王应麟《玉海》作“刘存”等均当系刘孝孙之讹，不再一一注明。
[4][9][10][11][12][13][23][27][28]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86，1088，1176，1090，1167，1165，1158，1141，1103
[5][8][19]（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21，522，521
[6][26]许沛藻.《事物纪原》源流浅探[C]//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44-249
[7][30]（宋）王应麟.玉海[M].上海：上海书店，1990：1052，1052
[14]（清）陈元龙.格致镜原[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15][29]（清）汪汲.事物原会[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16][17]邓嗣禹.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M].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70，71
[20]（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687
[21][22]（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4
[25]（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1
[31]（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C]//丛书集成新编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226
[32]于为刚.胡文焕与《格致丛书》[J].图书馆杂志，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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