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钟嵘称其诗为'中品'，陶潜本人也大呼'世与我而相违'。可见，无论文学价值还是仕途际遇，陶渊明都是'生不逢时'的。直到他去世百年之后的萧氏兄弟那里，才'知稀为贵'。
钱钟书先生认为，陶渊明在唐代的接受及其影响，可以大致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偶用陶公故事'；第二种是言及渊明之诗；第三种是效陶诗；第四种是不言效陶，而得神似。在这之中，杜甫将陶渊明和谢灵运并举；元好问说'陶渊明晋之白乐天'；王维、孟浩然等的山水田园诗，也均可见得陶渊明的影响。初盛唐的时代精神是由建功立业、积极入世与归隐山林、徜徉山水两方面融合而成的。陈子昂高呼'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天'，张九龄希望'乘运而起，功成身退'，李白'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当他们失意时，愿同渊明一起归隐山林；而当他们要大展宏图之时，便会表现出对陶渊明的不满。但无论推崇还是不满，陶渊明这个名字都已深深刻在了唐人的脑海里。中唐基本延续盛唐的时代精神，但随着时世的艰难，'功成身退'变为'兼济独善'。晚唐五代，时境至于艰险，避世心理凸显，对陶渊明的推崇也就有所显著。
宋代，梅尧臣首开陶渊明接受史料的新局面，林逋赞陶渊明'名节与功臣、义士等'；苏轼称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辛弃疾称'读渊明诗不能去手'。宋代还出现了以苏轼124首和陶诗为代表的和陶诗、拟陶诗；与此同时，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评价有所突破，对陶渊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开始变得正规和完备，前者如前文所提苏轼的评价，后者如宋代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将流传的陶集本全部列出并加以辨别。正如钱钟书所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到宋代，陶渊明和杜甫一起，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两位指标性的诗人。
明代王圻认为'晋惟渊眀，唐惟少陵'。明代基本遵循宋代对陶渊明的推崇，又更加全面而深刻。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强化的明代，文人于此社会背景中该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变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他们便把陶渊明作为知音，作为他们人生道路选择的参照系；明末士人在血雨风腥的时代对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产生了强烈共鸣，以张岱推陶抑杜为代表；此外，陶渊明的诗歌观念及诗歌创作都对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陈祚明认为'千秋之诗，谓惟陶与杜可也'。近代朱自清、朱光潜也有类似看法。自六朝至今，陶渊明经典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于作家经典化过程的思考。一方面，对于怀才不遇的陶渊明，我们会发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同情与感慨；另一方面，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应从更深刻更复杂的层面看待作家及其作品予以接受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经典化的过程。
在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中，分别经历了道德、诗文与境界三个阶段。
首先，南朝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集中在道德的层面。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终于'复得反自然'。陶渊明是弃官归田，但绝不是弃官避世。他不像阮籍那样猖狂痛哭，也不像嵇康那般山林狂歌。陶渊明的归隐，是出于他的至情至性，是出于对田园的无限热爱，他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愿'开荒南野际，手拙归园田'，他愿'植杖而耘籽'，他是想于躬耕田园中寻求人格的独立自由。梁萧统认为，'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 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孰能为此乎?'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境界刚好能慰藉萧统那颗被压抑的灵魂，引起深深的共鸣，以至于《文选》虽有'高评低选'的审美偏向，但却石破天惊般将陶渊明收入了文学家的名录，多半出于对其道德的褒扬和推崇。
到了唐代，更多的文人作家开始关注陶渊明，这一时期对陶渊明的接受也就从道德层面转向文章层面。王瑶指出，'陶渊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诗和酒连了起来'。唐人在言及诗酒时，往往想起陶渊明。如'酒中仙'李白'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杜甫'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白居易也自称'醉吟先生'。可以说，唐代酒文化的繁盛，引起了对陶渊明诗文的重视与推崇。与此同时，《文选》在唐代备受重视，而萧统'文质并重'的观点又与唐代统治者所倡导的'文质彬彬'、'丽而能典'的理想文学标准极为一致，陶渊明的诗文在唐代受到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除了其道德人格和诗文之外，深入到了精神境界的层面。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其实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苦闷。尽管我们可以从《归园田居》中感受到获得身心自由的无限喜悦，然而喜悦背后自有一种官场失意的痛苦。陶渊明是当之无愧的田园诗人，然而他的《杂诗》中'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终晓不能静'又分明深切地表达着他痛苦的存在。这种进与退的矛盾可以说贯穿他生命的全部，即便彻底归隐之时仍不能完全释怀。在中央集权政策高度集中的宋朝，文人的政治价值急剧下降，党派之争的激烈以及文人被王朝的利用，在宋文人的心理上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失望感和危机意识，而文人们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依然存在，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态便形成了，而这与陶渊明的矛盾心态不无相同。陶渊明的诗歌中尽管有那样的矛盾存在，但最终总能在矛盾中找到超越苦闷的方式，达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这样一位陶渊明，自然就成为宋代文人的最佳选择。在陶渊明那里，既能安慰苦闷彷徨的心灵，又能享受人生至境的高远与旷达。宋人的这种心态使得陶渊明的接受在宋代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并且深入到了心灵境界的层面。至宋，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已完成。之后的金、元、明、清以及现代文人在接受陶渊明的方向选择上依然不出道德、诗文和境界这三个方面。
由此可见，陶渊明没能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得到世人认可，真可谓生不逢时。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但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总会给予一切以公正的评判。后人观之，唯有一叹。
在时光的最深处，有一位老者，永远缓缓地唱着那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然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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