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和席勒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让人多少有些意外，因为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和席勒的行为金融观点大相径庭，分别代表着理性和非理性两个对立面。
但细细品味就会发觉，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市场，理性和非理性并非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同时存在又结合紧密的共生关系。没有理性，就没有非理性，没有绝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非理性。理性和非理性只是不断角力交替发生著作用。市场如此，人也是如此。
法玛和席勒对金融市场的认识和市场对两者理论的应用并没有绝对对错，只是不同的市场有不同阶段的发展现状，而同一个市场在不同环境中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不同的阶段，理性和非理性各有主导，所以讨论法玛和席勒的理论，不能简单就对错一概而论。
很可惜，现实中，理论常常被误解和错读。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因为深信某种美好的期许，最终把这种期许当作是现实。
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就容易被误解和错读，因为法玛明确提出了一种有明确条件和明确结果的假设，而且这种假设的信息在产生、传递到起效的整个过程中，几乎成本和阻力是最小的，这很符合大部分人心中理想的自我状态。
然而，有效市场假说毕竟是一种假说，它不是一种客观事实。有效市场假说的定义是：如果在一个证券市场中，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那么就称其为有效市场。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的定义在前，只有这样的市场才是一个有效市场。因此，天生认为某个信息能及时有效的传递，并被正确无误的理解，并快速反映到价格上，这种观点是有误的。别忘了，这一假说还有三种形式，弱势、半强势和强势。
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并没有错，很多错是犯在市场应用的过程中。比如对于错误定价的套利交易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被市场的疯狂行为冲垮，那是因为一些交易模型设计的触发点就是市场最终会回归理性。其实，市场绝对理性的时刻是短暂的，长期不理性和不理性的程度往往出乎意料。
也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新兴的行为金融学脱颍而出。在理性假设主导市场理论良久之后，非理性的研究渐渐成为一种热门。其实在席勒之前，卡尼曼和史密斯就以行为金融学理论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席勒描述和分析了市场的非理性行为，他的作品通俗易读，但在理论系统的确立上尚有不足。其实，另一位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完善他自身的金融市场理论时，提出的“反身性”和“易谬性”，更简单地总结了市场非理性思想和行为是如何产生和作用的。
“反身性”主张参与者的思想和市场具有互相影响的作用，两者是无法独立的，而且会互相作用。这从根本上质疑了参与者和市场理性的天然属性。这与席勒对市场和投资者信心、预期、情绪的分析有互通之处。
“易谬性”是索罗斯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以前他对市场的看法是“市场总是错的”，“易谬性”的概括和提出，则从根本上质疑了市场对信息判断和相应决策的正确性。所谓“易谬性”，简单而言就是人总是会犯错而且经常犯错，由人参与主导的市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金融、经济这个被他理解为没有唯一答案的社会科学领域。
理性的市场和非理性的市场会有截然不同的状态，而世上并不存在绝对理性的市场和绝对非理性的市场。因此，在应用基于理性和基于非理性的两类理论时，应先判断市场本身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在一个相对理性的市场，用非理性的理论去投资，或者在一个相对非理性的市场，用理性的理论去投资，失败的概率都很大。方法论的错误是根本错误。
那么中国股市更适合哪种理论呢？恐怕大部分时间非理性的理论会更占上风，席勒和索罗斯的信徒在中国投资，收益率大概会高于误解有效市场假说的投资者。
以有效市场假说的三种形式来看，中国股市恐怕远远谈不上强式有效市场，也谈不上半强式有效市场，甚至连弱有效市场都未必谈的上。根据弱有效市场的定义，市场价格已充分反映出所有历史的证券价格信息。至少在当下，中国股市中很多个股股价估值远远脱离过去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证券价格信息。这是中国股市估值在历史上恒高估的一个原因。市场主流的行为就是概念炒作和消息面短炒，虽然这种行为为正统所不齿，但它就是有效。
今年中国股市周期股和成长股、概念股表现两极分化，概念热点此起彼伏，反映了市场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更多一些。虽然今年主题投资有各种各样的说辞，但无论科技、网络、土改、二胎、区域，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中，都不新鲜。
如果认为中国股市还有理性占优的结构，那就如我一位朋友的调侃：席勒解释了为啥创业板暴涨，法玛解释了为啥主板不涨。当然，这种调侃是否理性，存疑。
作者傅峙峰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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