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岁，读小学四年级。成绩一般，长相一般，沉默老实，属于不被老师同学注意的那一类。但是，这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成为众矢之的。
那天下午，放学后，轮我和同桌打扫卫生。同桌和我分了任务，每人四排座位。她手脚麻利，先扫完就回去了。我扫完后，天已暗了，空荡荡的教室只剩我一人，我发现每排第一张位上，整整齐齐叠放着数学作业本——课代表没有上交作业本，但这很正常，第二天再交不迟；教室门没锁，钥匙被班干部掌握，不锁门的现象也时常发生。
第二天，我刚进教室，就听说班上出事了，班上60多本数学作业本被人偷走了大半。班主任在班上宣布，谁偷了本子就承认，一旦查出，将严惩不贷。
没有人承认偷本子，同学们相互猜忌，你望望我，我望望他。有人说，看谁脸红，就是谁偷的，果然有几个人脸红，我就是其中一个，仿佛本子真的就是我偷的。
数学老师举起几本本子，说，偷本子的人，放了几本在禾田里，其余的找不到。而回家经过这条路的，班上有百分之70的同学，当然，我也是一个。班主任经过一一排查，认为我的可疑最大，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回家的学生。
放学后，班主任把我带进办公室，声色俱厉。
我极其恐惧害怕，颤着声音说“老师，真的，我真的没有偷本子。”
陆陆续续地，老师和学生离开了学校。偌大的学校里，显得异常安静。
老师有点急躁了：“你还是老实点，你如果不承认，今晚你就不能回去，什么时候承认什么时候回去。”
望着渐渐按下去的天色，我愈加害怕了，为了能立即回家，我小声说：“是我偷的。”
班主任松了一口气：“你放了多少本子在禾田里？”
“五本。”
“其他的本子呢？”
“放家里了。”
“明天带到学校来，你先回去吧。”
我不知道承认了之后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以后的人生会面临什么。
在80年代初，像偷窃、邪淫这样的行为俨然不亚于政治犯。我们曾经见到地主，好吃懒做、邪淫的典型，被挂牌，村人押着敲锣到各村游行。以前，学校有位地主的儿子，经常被批斗，任何人都可以对他喊，打倒地主，他就条件反射似的抱头蹲在地上，大家涌上去，对他拳脚相加，任意侮辱，他并不反抗，也不喊叫，他那弱小的身躯因为卑微显得佝偻萎缩。后来班上有一位女生，因偷窃行为被大家骂为“贼婆”，人人看不起她，耻于和她交往，她整天低着头，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以独特的姿态生存。
天已完全黑了，沿着熟悉的上学之路，步子沉重，不知道怎样才挪回家。
早已等在家里的母亲责问道：“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回家？”
“老师留下我，说我偷了本子。”
母亲怒不可遏：“跪下，在我面前你说实话，到底偷了本子没有。”
我跪下，像抓住生命的最后到草根一样，大声哭道：“妈妈，我没有偷本子，真的没有偷本子啊。”
母亲相信了我，说回到学校后说真话，没有偷就是没有偷。
第三天，我来到学校，班主任正准备把我带到校长那里，整好材料要在全校大会上批评我。
我说：“我没有偷本子。”
班主任气极，捏着我的下巴：“你承认了又反悔？”
这次，我很坚定，没有偷。
班主任把我带到校长那里，校长比较温和，又把事情的经过询问了一遍。
后来，在另一所学校当校长的父亲，听母亲说了原委，来到学校里和校长交流了看法，和班主任理论了一番，这件偷本子的事也就无从查起，不了了之了。
班主任把父亲和他理论的一番话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们都是相信老师的。大家都认为是我偷的本子。
此后，我每一进教室，就听到他们鄙夷地喊道“贼婆”。每当此时，我立即低了头，默不作声。我想起了班上另一位被人称为“贼婆”的女同学，还有以前见过的那位地主的儿子，他们都是这样，低着头，默不作声，任人辱骂。这样的日子一天天熬着，直到五年级，喊“贼婆”的人减减少了，这事也就渐渐淡忘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班上还有几个人记得这件事。那位真正偷本子者，当他（她）看到我背着黑锅，心里有何想法呢。年轻时，谁不会犯点小错呢，这就是为什么人到了中年或老年，忏悔的人越来越多了吧。
那位班主任后来和我父亲在一个学校教书，成了同事，我也见过他一两次，都是礼节性地打个招呼。他一定认为我偷了本子，甚至还在心里调侃我小时候做过糊涂事呢。
那位地主的儿子呢，那位被称为“贼婆”的女生呢，还会记得这些事吗？小学毕业后，他们都未能进中学，此后就音讯全无。
那么，今天，我还记得这件事，又把这件事记下来，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还追究对与错的问题就有点无聊了，因为世上本没对与错。
几十年里，每次遇到挫折磨难，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曾经的忍辱已经在幼小的心灵里打了底子，如同被人骂为“贼婆”一样，我能平静坚韧地对待挫折和磨难。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件事成了精神领域的一笔财富，在以后的人生中，再次遇到挫折和磨难，对人生的体验和认识就有了更深刻的内涵，生命也就有了厚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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