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间故事的渊源】
曾建开/文
我上小学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期),家在江西萍乡市万龙山区,当时我母亲任万龙山供销社的主办会计,我父亲是国营万龙山综合垦殖场的一名干部。那时候,万龙山供销社还没有为自己专门建的店铺,店铺都是租用农户家的厅屋;更没有供销社的职工家属房,职工都是本地民房居住。我家也不例外。六十年代初,我家租住万龙山东坑大队樟树生产队社员杨树松家的房子,两房一厅。严格来说,是一厅加一个半房间。因我和我两个弟弟住的那间房,用木板墙一隔为二,木板墙另一边,住着两位供销社的青年单身职工孔圣生和常锦冬。这位叫常锦冬的青年爱讲时闻,也就是爱讲民间故事和笑话段子。每到晚上,我就要求他讲个故事给我们听,于是隔着一扇木板墙,他在那边讲,我们在这边听。我听过他讲过许多故事,几十年过去,现在还有点印象的只有孽龙要把江西变东海那个故事。从那时候起,我对民间故事就开始感兴趣了。
到了我上初中时,因我的童年时代大多数时间在麻田公社蔡家大队(文革时期曾改名为向阳大队)蔡家村小街上我大姨妈家度过,所以有时周六下午我就会去我大姨妈家住一晚,第二天下午再返回学校。我小表哥易荣珍有位好友叫周继刚,高中毕业生,他家就住在我大姨妈家附近。那时周大哥订有多份杂志,如《电影文学》《民间文学》等,我就去他家把他的杂志借来阅读。《民间文学》杂志上既刊发各地民间传说故事,也刊发各地民歌文本。我在这份杂志上读到过一些民间故事,如八仙故事,白蛇传故事,少数民族民间习俗故事等等。由此,培养了我对民歌和民间传说故事的爱好。
1968年11月,我父母在干部下放运动中,被下放到龙山垦殖场陇上大队陇上生产队,借住社员夏树恩家土屋内。次年我初中毕业,也去了陇上生产队务农,正式成为农民中一员。那时,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浙江人,被请来在陇上生产队做砖。这人姓什么现在我忘记了,他也是一肚子的民间故事。从1968年冬天开始我就在夏家厨房大火塘边,一边烤柴蔸子火,一边与其他人一起听那做砖师傅讲故事。每讲到可笑的故事,那师傅还没讲完,而他自己就已经笑得直流口水了。
以上这三个阶段,对后来我爱好和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以及创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我真正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的。
《茶亭对诗》这个故事属于原创故事,而不是搜集到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大体来说属于农耕文化时期的产物。五十年前的农村家庭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更不会有现在人手一机的智能手机,文化传播除了少量书刊和一年之中的几次电影播放之外,更无其它文化产品可供享用,田头室内的各种民间传说故事讲述,成为贫乏文化生活的重要补充。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已非常丰富,从数字电视到旅游业兴起,从手机微信平台到抖音视频,从春晚到各处的广场舞,应有尽有。青壮年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就业,农村常住人口锐减,民间文学的传播随着农耕文化的逐渐消亡,已失去了它的气场与原有的农村文化平台,江河日下。然而,至今全国仍然有一大批民间文学爱好者,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传播以及研究工作,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历代民间故事的传播者中,大多数人属于口头转述,有少数人从事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而其中只有极少的一批人,还从事新故事的创作,在我们芦溪县文化界,目前就仍有一批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原区文化局老局长彭坚,县教育局干部甘仲国,芦溪镇教育线上的王定增和濂溪中学原副校长李根芳等。
2010年时,我创作过大约四十个民间故事,其中大多是诗联故事。写故事不难,可是要把一个故事写得有趣,让大家爱听,这就有一些难度了,除了故事情节的设计中反复推敲,语言的幽默风趣,却不是每一位作者都能够具备的,因为这要取决于故事创作者本人的性格。
对诗,其实在民间故事中并非指甲出乙对这种形式,而往往只是指故事中出现了多人同时在一起同题作诗。所以在《茶亭对诗》这个故事的创作中,我采用了这种传统创作形式。希望读者能够喜欢它。
(2024~1~6日下午1:36分撰毕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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