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与芦溪
曾建开
《宋史·道学传》记载：“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将周敦颐创立的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
今年是道学宗主周敦颐千年诞辰之年，国内凡与周敦颐有关的地方，都在纪念或正在准备纪念他，我们芦溪也不例外。今年3月11日下午，我与黄民、晏建萍等人一起专程赶赴周敦颐的故乡——湖南道县，次日上午前往该县清塘镇楼田村瞻仰了周敦颐故居。他们那里到处都是脚手架，也正在大张旗鼓地搞周族旧居的维修扩建工作，以迎接周敦颐千年诞辰庆典活动。
周敦颐这位被尊为理学鼻祖的先贤，与我们芦溪结下了不解之缘。遗憾的是他不曾写下一部回忆录，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话题里，会增添更多的光彩。
我谈不上对周敦颐有什么研究，与他有关的三篇文章，我都是在十年前写的，后来便没写了。三篇文章中，一篇是《周敦颐生平事略》，那是一篇综合性的介绍文字；其次是《〈咏筱山石荆柴王〉一诗的真伪》。这两篇都曾发表在芦溪镇濂溪诗社会刊《濂溪诗文》总第三期上。还有一篇是《〈萍乡古诗〉一书中未收入的明人诗》。这篇文章中大约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篇幅都与周敦颐有关。这篇文章最早是发表在2007年8月12日的《萍乡日报》双休刊上，后来又发表在2008年的《萍乡诗词》总第13期上。
下面我想谈谈与周敦颐有关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周敦颐在芦溪创建书院问题；二、周敦颐在芦溪期间留下了什么。有谈得不对的地方，恳请各位方家、朋友批评指正。
一、关于周敦颐在芦溪创建书院问题
我以前看到不少人撰文写到过周敦颐曾在芦溪创建书院的事，对此有人认为是实有其事，也有人表示过怀疑。
2006年出版的首部《芦溪县志·卷十三》内第一章《教育·办学沿革》内“濂溪书院”条中是这样表述的：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9），中国古代哲学家、理学奠基人、教育家、文学家周敦颐遭贬到芦溪任监税之职，整肃税政，繁荣市场，公务之余，创办书院，开坛讲学。闻之者不畏远道而来，求学者甚多，皆有长进，收获甚硕，成为江西最早的书院之一。
那么，周敦颐究竟在芦溪创建过书院没有呢？这是一个值得弄清楚的问题。
据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门生度正所撰《周敦颐年谱》载，宋庆历元年（1041年）“先生年二十五。始莅分宁，时有狱久不决，先生一讯立辨。邑人惊诧曰：'老吏不如也。’由是士大夫交口称之。旋被台摄袁州卢溪镇市征局。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
研究周敦颐的学者梁绍辉先生认为：“卢溪是个县属小镇，不一定有许多'进士’。但周敦颐边理政边讲学，继承了汉以来官教合一的传统，也为以后吸收二程为弟子作了准备。”（见梁绍辉著《周敦颐评传》第二章“生平事略”，第41页）
度正是宋代人，他生活的时代距周敦颐生活的时代并不是太久远，因此他的话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他在《周敦颐年谱》中也只是说“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并没有说周敦颐在我们芦溪建过书院。这里的“公斋”，应该就是指周敦颐在芦溪街上的市征局房舍。当然，这“公斋”遗址的具体地点究竟是在哪里，现在我们并未见到有古人的文字记载。而梁绍辉先生，对于度正的这句话显然作了误读。度正在这句话里，说的是“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而不是说“卢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芦溪的历史上自然没几位进士，但是在宋时，整个袁州府各县的进士还是有不少的。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栗人刘洪闢私修有萍乡县志《昭萍志略》，其卷五《官师志·政绩》第四十五页上有周子的小传：“周敦颐，字茂叔，道州人。庆历中任分宁主簿，以台檄摄萍乡芦溪市税厂，袁士受业其门者甚众。去后邑人思慕之，为置祠其地，祀名宦祠。”周敦颐的小传，当然不是刘洪闢撰写的，而是从清代萍乡县志上抄录过来的。
在“以台檄摄萍乡芦溪市税厂”这句话中，“以”是“因为”之意。“台檄”一词用在这里的意思是“受征召”，“摄”是指代理，“税厂”是古代对官府税务衙门的称呼。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周敦颐因为接受朝廷的征召，被派遣到萍乡县芦溪镇代理负责税厂的事务。在这条小传中，提及了“袁士受业其门者甚众”，也就是说周敦颐教过许多袁州府地区的学生。但是，小传中并没有提到当时周敦颐教学生的地方是书院。
税厂在何处？《昭萍志略》卷一《舆地志·古迹》中载：“税厂在东区芦溪周濂溪征税处，地址犹存，俗呼税厂里，今归濂溪学校管理。”据缪德荣同志考证，税厂位于今圣冈祠附近，今人呼作“赢厂里”。
实际上，度正所说“旋被台摄袁州卢溪镇市征局。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一语，来源于周敦颐本人所记。宋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周敦颐撰有一篇《彭推官诗序》（或作《吉州彭推官诗序》），该序中载有：“惇实庆历初，为洪州分宁县主簿，被外台檄，承乏袁州卢溪之市征局。局鲜事，袁之进士多来讲学于公斋，因谈及今朝江左律诗之工。”可见度正所记不妄。
《昭萍志略》卷六《学校志·书院》中载：“濂溪书院在县南宝积寺右，后改禁钟楼，今废。今芦溪市周子祠亦曰濂溪书院。”其中并未提及该书院始建于何时。很显然，没有历史记载周敦颐在宝积寺附近开设过学校，而芦溪的所谓濂溪书院，只是后人对芦溪周子祠的别称而已。
周子祠，正式名称为周濂溪祠。此祠最初建于何年，未见史料记载。但它至迟在明万历丁亥年（1587）以前就已存在。明代江西巡抚刘尧诲在《重建周濂溪先生祠记》一文中记载：万历丁亥年春，他自闽罢归道经芦溪，看到濂溪祠周围全都是店铺，街道又狭窄，而且这个祠还被用作驿吏招待过往客人的旅馆，认为这些人“何其不知尊礼也”，“终不忍以先生之灵代馆人作逢迎地”。数月后，他又被起用为江西巡抚，再次路过芦溪周濂溪祠，他暗自许下迁建新祠的心愿。他嘱袁州郡守郑惇典负责办理此事。郑与人商议后，决定将周濂溪祠迁建到芦溪市北圣冈山麓本地周氏人家的旧宅地里，并上报给他说将择日举事。于是他拨出了一笔公款来支持办这个事，并嘱袁州同知陶之肖具体负责迁建工程。经过半年的施工，新濂溪祠终于建成了。（见《昭萍志略》卷二《营建志·坛庙》）
我认为可以明确地说，周敦颐在芦溪市征局的斋舍中办过学，但当时并未称作书院。我们萍乡的所谓“濂溪书院”，只是后人为纪念周敦颐所建的周子祠或后来所建的学校，并非当年周敦颐在芦溪任职时对他自己所办教育场地的称呼。这从《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李材栋著）一书所列书院中没有芦溪濂溪书院一项，也可以得到印证。
周敦颐在南康任职的第二年（1072），以病辞官归隐。归隐后，他在庐山北麓莲花峰下修建的书堂里隐居讲学。因为周敦颐的故乡道州有一条称为濂溪的河流，为寄托相思之情，周敦颐将庐山莲花峰下的一条溪水也称作濂溪，并将他自己开设的书堂称之为濂溪书堂。
为了纪念这位理学大师，后人将庐山濂溪书堂改为濂溪书院。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江州军守赵崇宪扩大了庐山濂溪书院的规模，建筑学舍二十六楹，立周敦颐塑像和《太极图说》石刻。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晚年，周敦颐也没有称呼过他自己开设的书堂为“书院”。
宋代庆历年间周敦颐在芦溪的办学场地，也就是他的办公地。因此，这个办学场地也可能当时就被称作书堂而不可能称作书院。不过，历史上有记载的文字，说这地方后来曾被称作“周子讲堂”。《昭萍志略》卷二《营建志·公廨》中载：“税课局在县南萍实桥右；一在县东大安里；一在县东芦溪镇，即周子讲堂。后俱废。”
那么，书堂与书院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两者有三个方面的区别：
一是办学规模。书堂办学规模小而书院办学的规模大。这个小与大，一方面是指在册学生的少与多，另一方面是学舍建筑面积的小与大。
二是取决于教学者的学问水平高低与名气大小。
三是教出的学生中，后来成为名人的人数少与多。
以上面三条标准来衡量当时周敦颐在芦溪设立的办学机构，这三条都达不到书院的标准。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周敦颐的名气还不够大吗？是的，当时的周敦颐还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能有多大的名气？即使是到了他的晚年，他的名气仍然不够大。周敦颐在生时，他的创造性学说《太极图说》并未获得儒学界足够的重视，他的出名是他身后的事。故《周敦颐简介》中说他“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
十年前，我在《〈萍乡古诗〉一书中未收入的明人诗》一文中，曾经对周敦颐的办学心理作过一番分析：
周子在芦溪为监税时，年方二十七八岁，入仕为官才三四个年头（他二十四岁时为分宁主簿是他入仕的第一站），而其学问已相当渊博。
从这里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周敦颐当时如此低微的官阶，个人收入也是说不上丰厚。那么，以他个人的经济实力，又如何能倡办学校呢？所以，我历来认为周敦颐的创办书院并非是现代这种拥有数十位教师数百学生的学校，否则得花巨资不可。我想他的书院就是一个儒学教学班，院长是他自己，教师也就只他自己，教舍有一厅足矣。他的地位低下，加之同僚之中热心做官钻营者居多，无可交流，故周子的学说少为人知。而他在公事之余热心研究学问，内心一定会有一种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公之于众加以传授的强烈欲求。在这种情况下，他讲学的热情自然高涨。我推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周敦颐并非通过科举考试的正常渠道求得的官职，他没有举人、进士的“学历”头衔，这对于一个要在官场混饭吃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利；他天资聪颖过人，又喜学问、敢于标新立异，为不致被他人鄙视，他也不得不发奋努力、刻苦钻研儒学。换一句话说，他之所以热衷于讲学，最初的主要动机，肯定是为了改善自己没有学历的形象。
然而不管怎么说，芦溪办学，开启了周敦颐开创新儒学理论的先声，也成为了他一生立志兴办教育的第一块实验田，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度正所说“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一语让我们得知，当时周敦颐陆续延请了一批袁州境内的进士来到芦溪他的斋舍，为学生讲学。究竟周子当年请了哪些袁州进士来芦溪讲学，现在我们已难以查清，度正也没说。
宋代的芦溪镇本是萍乡县一个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或者说它是一个商业比较繁荣的小镇，故古称芦溪为“芦溪市”，这与以前我们口头上习惯称上栗镇为“上栗市”是一样的。古代的芦溪市，商业比较发达，如药材业、制酒业、纸品业、瓷业等行业的商品交换活动频繁，这也是历朝历代封建社会政府在芦溪市上设立市征局或税厂的原因。古代的芦溪店铺林立，商业文化气息非常浓厚，但相对来说，在儒学文化方面的气息就比较淡薄，所出文化人才寥寥无几。由于周敦颐在芦溪的倡办教育事业，开启了当地一代文风，这对于芦溪乃至整个萍乡士民的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度正并非一个等闲人物，他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高足。度正（1166—1235），字周卿，合州巴川县乐活镇（今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龙归村）人。年轻时跟从朱熹学习理学，宋淳熙元年进士，累官至礼部侍郎。他也是一位类似刘凤诰的人物，做官做到了宋朝“副部长”这一级别的高位。度正在搜访周子遗稿方面，用力很勤。如周子的遗文，朱熹编定时只有9篇，经过度正的努力搜求，又增加了13篇。南宋慈溪学者黄震曾对此予以评论说：“遗文凡二十二，皆蜀人度正遍求于故家遗俗之传，梯访于高崖危嶝之刻，亦可谓忠厚之至者矣。”（见宋代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十三）。
二、周敦颐在芦溪期间留下了什么
周敦颐在芦溪任监税的时间有多久？以前人们都说是五年，我也这样说过。据度正《周敦年谱》，周敦颐是在宋庆历元年由分宁（今修水县）来到芦溪任监税的，到庆历四年周敦颐28岁时“部使者以为才，奏调南安军司理参军”。这样算来，他在芦溪任职时间是前后四年，如果实打实地按月份计算的话，可能只有三年左右。
在这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周敦颐除了管理税政和兴办教育之外，还为芦溪留下了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吗？换言之，他在芦溪任职期间还做了些什么？因为今天距周敦颐生活的宋代过于久远，我们对此确实了解极少。经过挖掘、阅读部分史料文献，我们得知了一些线索或结果。
从度正撰写的《周敦颐年谱》中，我们获知周敦颐在芦溪工作之余，还撰有一篇《论语序》。《年谱》载：“三年癸未。先生年27。作《论语序》，刘黻《蒙川集》载先生《论语序》。”周敦颐是在他28岁那年离开芦溪的，所以他这篇《论语序》是在芦溪监税任期内所作。
但是我们查遍周敦颐所有的文集，都找不到这篇《论语序》，可见就连度正本人也没见到过周敦颐的这篇文章。但是，度正给后人留下了查找这篇序的线索。
刘黻（1217～1276），字声伯，号蒙川，温州乐清大桥头人（今乐清石帆镇大界村人）。淳祐十年（1250）试入太学。刘黻因历史上两次太学事件而扬名，是著名的忠贞之臣，《宋史》有传。遗著有《蒙川集》10卷。
据了解，现有四种版本的《蒙川集》传世。其中，《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载有二种：其一，《蒙川遗稿》四卷，宋刘黻撰；《年谱》一卷，清林大椿撰。咸丰七年木活字本，孙诒让校并题识，二册。其二，《蒙川先生遗稿》四卷，宋刘黻撰，刘应奎校。清据明阮存辑本抄，孙诒让校，二册。
第三种是版本是现在存世较多的《蒙川先生遗稿》。
第四种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明抄本《蒙川先生遗稿》十卷，堪称绝本，极为珍贵，常人难得一见。
我认为，周敦颐青年时代对于孔子的《论语》一定有独到的理解，否则他便没必要为《论语》作序。如果能使这篇《论语序》重见天日，则善莫大焉。
上次县文广新局局长黄乔路到我家时，我曾向她建议，局里应派人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周敦颐的这篇《论语序》抄回来，这不论对我们芦溪还是对整个理学研究界，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现在存世较多的这种《蒙川先生遗稿》中，可以肯定没有收入周敦颐写的《论语序》一文，否则的话，那些研究周敦颐的专家们早就将它公布于天下了。杭州大学图书馆中所藏《蒙川遗稿》和《蒙川先生遗稿》，我认为也有必要派人去查阅一次。
再是周敦颐素喜作诗，现收入他的诗作首数最多的本子，是2009年由九江周敦颐研究会组编的《周敦颐与九江》一书，这个本子中收入周敦颐的诗作计38首，比岳麓书社出的《周敦颐集》（谭松林、尹红整理）整整多了10首。那么在他现存的诗作中，有哪些是他在芦溪任职期间创作的呢？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周敦颐有一首七律，题为《任所寄乡关故旧》：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得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据我市上栗县诗词学会李汝启会长考证，明代刘宗周《刘蕺山集》有《和张奠夫用濂溪先生任萍乡诗韵见遗》云：“吸尽玄霜绛雪寒，余滋仍与辨辛酸。几番世变随旋辘，一是司南下定盘。旧学可商吾子信，宦清莫问老夫安。风光月霁还无恙，添得江湖泪万般。”刘宗周另有《过锡山同张奠夫访第二泉用濂溪先生任萍乡诗韵》云：“牛斗斜横剑气寒，第来泉品让儒酸。道心一掬尘开镜，仙掌孤撑露在盘。满地江湖悲寂寞，半天猿鹤可平安？匆匆指点山亭上，留得宗风几许般。”李汝启认为：从刘宗周两诗的用韵及诗题看，《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应为周敦颐任萍乡监税期间所作。
这似乎很有说服力。因为刘宗周这两首诗的诗题中，都已明确无误地写明了是“用濂溪先生任萍乡诗韵”。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明代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天启初年任礼部主事，历右通政。因劾魏忠贤、客氏（原名客印月，又名客巴巴，河北人，明朝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后赐与魏忠贤为妻），削籍归。崇祯初，起顺天府尹，奏请不报，谢疾归。再起授工部侍郎，后升迁为左都御史。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
刘宗周是明代人，他刚出生那一年，距周敦颐去世都已经505个年头了。那么，他又是怎么得知周敦颐的《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是周敦颐任萍乡监税期间所作呢？我们从刘宗周诗题《和张奠夫用濂溪先生任萍乡诗韵见遗》可知，张奠夫的原诗，本就是用的周敦颐《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的韵脚。从张奠夫与刘宗周同游锡山第二泉一事来看，可见他们二人的关系较密切。不过，我还没有找到张奠夫的生平资料。应该是张奠夫认为，《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是周敦颐任萍乡监税期间所作。他这个说法可信度高不高呢？
据周敦颐的好友、南昌新建人潘兴嗣撰《濂溪先生墓志铭》记载，周敦颐著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这说明，周敦颐的诗作数量远远不止现存的三十几首。
古代诗词编卷，虽每卷无固定首数，然而以唐代赵崇祚编的词集《花间集》一书为例，每卷词作在四十五首至五十一首不等。即使以每卷三十首计，周敦颐的诗作总数也不会少于三百首。这十卷诗作，由周敦颐亲手所编，却未能付梓。这十卷诗属潘兴嗣亲眼所见，因为周敦颐在南昌任知县时，有一次因得急病假死（休克），他便是前往帮忙操办丧事者之一。因二人关系密切，因而极有可能周敦颐先前就将自编诗集的事告诉过潘兴嗣。既然周敦颐生前就已着手自编诗集，而且已分为十卷，那就很可能是按系年编的，就像刘凤诰的《存悔斋集》中所编诗卷那样。这样，周敦颐诗作属于何年所作便一目了然了。而张奠夫，会不会就是从周敦颐诗集的手抄本上，见到过《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是编在庆历元年至庆历四年那一卷上的呢？因为这段时间，正是属于周敦颐任萍乡监税的期间。当然，这有待于充分的史料证据来证明它。但是我们反过来思考，如果张奠夫没有充分的证据，他也不可能会凭白无故的在自己的诗作标题上标上“用濂溪先生任萍乡诗韵”这类文字。
周敦颐为何不将自己的诗集付梓呢？可能主要是缺钱。周敦颐是位清官，生活比较清苦：“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宋]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
可是，对于周敦颐这首《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的创作时间问题，深圳大学文学院王立新教授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在他的著作中认为，这首诗是周敦颐从虔州（今赣州）移调到永州任通判之后所作，并且是由周敦颐的侄儿周仲章带回营道县去的（见王立新《理学开山周敦颐》一书第三讲《周敦颐的从政生涯》第八节，P050—P053页）。王立新教授写的有无根据呢？有。他的根据在度正撰写的《周敦颐年谱》里面。中载：宋英宗“三年丙午（1066），先生年五十。至永州。其先寄诸父及诸兄书云：'来春归乡，即遂拜侍。’并以诗寄乡关故旧。”
然而，周敦颐现存所有四篇写给他诸叔父及他侄儿王仲章的书函、手帖，均未涉及周敦颐委托仲章带交《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之事，我未知度正与王立新教授所本。今引周敦颐《付二十六叔》信札全文如下：
侄男敦颐启：
孟秋犹热，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诸叔母、诸兄长尊体起居万福。周兴来，知安乐，喜无尽。敦颐守官外，与新妇幸如常，不劳忧念。来春归乡，即遂拜侍来间。伏望顺时备加保爱，不备。
我认为，度正的“并以诗寄乡关故旧”也好，王立新教授所说《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系周仲章带交也好，大概都只是他们的一种推测。当然，如果可以确认周敦颐此诗真是他移调永州之后所作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迄今未见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存在这个前提。所以，《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作于周敦颐任芦溪监税期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周敦颐诗集中还有一首《宿崇圣》：
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
始觉空门客，不生浮世愁。
温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楼。
彻晓都忘寐，心疑在沃洲。
这首诗也在网络上被广为传播。李汝启认为：“崇圣寺在宜春城北门外，曾为密老和尚道场，则诗在芦溪任内所作无疑。”（李汝启主编：《萍乡历代诗汇》稿）
2017年4月21日我看到李汝启从微信发给我此诗及其评注后，很感兴趣，于是次日即与黄民等人前往宜春进行实地考察，想去崇圣寺里问问有无僧人知道此事。但是到那以后，我们才得知古宜春崇圣寺原在宜春城北袁山门外，早已没了踪影，现在重建于宜春宜阳区禅文化博览园外西北角上的新崇圣寺，只建有两座大殿的架子，因无足够的建设资金，竣工尚遥遥无期。在宜春市佛教协会，我们受到传悟法师的热情接待。
江西宜春市崇胜寺古称“崇圣寺”，今古迹不存，明朝时期是宜春城五个寺庙之一。始建于唐。
但是，国内称为“崇圣寺”的寺院并非宜春一家，而是有六、七家。其中最有名的是云南大理崇圣寺，始建于唐南诏时期。
江苏靖江市的古崇圣寺：又名观音寺。初建于明成化七年（1471），建在靖江县。
山西晋中市榆社县城以西30公里的禅隐山坳上有寺，初名崇严寺，又名禅山寺。创建于唐，宋嘉佑年间改名崇圣寺，南宋毁于战火，金大定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175—1186年)重新修建，元、明、清均有修葺。
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崇圣寺：位于西洪岭西青阳县庙前乡华阳村。因地处灵鹤山，原名“灵鹤庵”。唐光启初(约885)易名“圆照庵”。南唐保大间(943—946)复旧名“灵鹤庵”。宋祥符六年(1013)朝廷赐额“崇圣寺”。清乾隆时袁氏重建，称“老庵”。咸丰时毁于兵燹，遗址处今建有民房。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大湖乡境内的崇圣寺：始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开山祖师是著名高僧义存。
今重庆市缙云山温泉寺：始建于南北朝，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慈应禅师创建。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朝廷敕赐名曰“崇胜禅院”。
巴县祥里八甲温泉寺，亦名崇圣寺。
这七所名为崇圣寺的寺院，除靖江的一所因建于宋朝以后明显不可能是周敦颐所题之崇圣寺外，其余几所寺院则都有可能。
近读周敦颐撰《彭推官诗序》，此文云：
惇实庆历初，为洪州分宁县主簿。被外台檄承乏袁州卢溪镇市征之局。局鲜事，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因谈及今朝江左律诗之工，坐中诵彭推官诗者六七。其字句，信乎能觑天巧而脍炙人口矣。
俄闻分宁新邑宰上未逾月，而才明之誉已飞数百里。有谓惇实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向所诵之诗推官之子也。吉与袁邻郡，父兄辈皆识推官。第为善内乐，殊忘官之高卑，齿之壮老，以至于没。其庆将发于是乎！惇实故又知推官之德。暨还邑局，闻推官的诗益多，亦能记诵不忘。
十五年而太博为刑部郎中，直史馆益州路转运使。惇实自南昌知县就移佥署巴州郡判官厅公事，益、梓邻路也。溯流赴局，过渝州，越三舍，接巴川境。间有温泉佛寺，舣舟游览，忽睹榜诗，乃推官之作。喜豁读讫，录本纳于转运公。公复书重谢，且曰：“愿刻一石，若蒙继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于诗后，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实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佥署合州军士判官厅公事周惇实撰。
文中的“惇实”，即周敦颐的本名。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为敦颐。彭思永（1000—1070），字季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授南康军判官，移知广州南海县。又知潮、常州，寻召为侍御史。
《彭推官诗序》一文，即是周敦颐在赴巴州任途中游览重庆北温泉寺时，见到寺壁有彭推官（彭应求）的五律诗《宿崇圣》，他非常高兴。于是抄录下来寄给了彭应求之子彭思永。彭思永复信给周敦颐表示感谢，欲为父诗立碑，恳请周敦颐为《宿崇圣》诗撰写诗序，于是才有了此文。
《宿崇圣》一诗的作者是谁，本来周敦颐在《彭推官诗序》一文中说得清清楚楚了，可是在各种版本的周敦颐的著作中，却大都将此诗的作者说成是周敦颐！如由谭松林、尹红整理的《周敦颐集》（岳麓书社2002年12月出版版），罗龙炎主编的《周敦颐与九江》（内刊，2009年1月印行），王晚霞主编的《濂溪志》（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也是如此。在网络上，将此诗列入周敦颐诗集的，或标明作者是彭应求的网页帖子，两种情况都有。如“互动百科”网，就将此诗列在彭应求的名下。彭应求此诗，也因为被周敦颐的研究者们的张冠李戴而被广为流传。
既然《宿崇圣》一诗并非周敦颐所作，所以也就与周子是否在芦溪监税任上所作毫无关系了。
周敦颐有《暮春即事》、《春晚》两首绝句。李汝启在其所编《萍乡历代诗汇》（稿）中此二诗下加按语云：“据曾建开先生考，上两诗系在芦溪监税时作。”对此本人郑重声明，我从未对此二诗进行过考证。我于2010年曾编写过一篇民间故事：《周敦颐与芦溪》，文中确实是说了此二诗系周敦颐在芦溪时所作，但那不是严肃的考证之作，而是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将文史考证与文学创作严格区分开来。众所周知，文学作品允许虚构，而文史考证绝不可以虚构。当然，此二诗至今无人考证它们的“出生地”，所以，虽然我们尚无法确定其一定是周敦颐在芦溪时所作，但也并不能排除此二诗系周敦颐在芦溪任监税时所作。
至于《萍乡古诗》一书中刊载的所谓周敦颐作《咏筱山石荆柴王》七言诗，我早在十年前便已写出了《〈咏筱山石荆柴王〉一诗的真伪》一文，刊发在《濂溪诗文》2007年总第3期上，已经证明此诗来历不明，纯系伪作。故此不赘述。
（2017-5-18日0时撰毕于芦溪沐云楼书斋，次日晨修改后，全文977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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