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专稿“二里头：中国的第一个王朝”
(2012-10-12 11: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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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早期中国王朝都邑考古学文化分类：
宏观史界主笔 李 伟
二里头，是中原深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处于伊、洛河之间，隶属于洛阳偃师市。1959年，村庄数千年的平静被打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文献的线索寻找“夏王朝”。他认为，最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有两个区域，其中就包括河南洛阳平原附近。二里头遗址由是被发现。
经过50多年的发掘，一个中国史前王朝的面貌逐渐清晰。
尽管目前还没有内证性的文字材料可以确认，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但二里头却是中国文明行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一个强势的跨地域的文明中心。以此为开端，礼乐系统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旋律，中原文明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中国文明、中华民族正式开始了多元一体的进程。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常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同行。
逐鹿中原
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长江下游良渚文明的光辉渐渐暗淡下来。此前较为沉寂的中原地区却开始了激烈的变革，接过了文明演进的接力棒。
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邦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之为“龙山时代”（相当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考古学上，这是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在古史传说中，大致相当于尧舜时期。按文献记载，这1000年结束前后，中国产生了第一个王朝国家——夏。中原成为核心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正式形成。
这场重大的调整，甚至可以追到公元前3500年。此前高度繁荣、统一的中原仰韶文化文化衰退，聚落减少，社会发展沉寂。河套地区的居民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紧缺的困难。部族之间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人们开始据险筑城，防御自保。气候上，公元前3500年起，中国北方的气候开始向干冷方向变化，农牧分界线南移。但是，这一大尺度内沧海桑田式变化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考古学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进入龙山时代，中原文化开始一场大规模的重组。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形成了几只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在考古学上，他们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各种矛盾的激化，是龙山时代的鲜明特征。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继续加剧，贵族地位进一步提升，但中间阶层的社会成员地位下降。发掘各个地区的墓葬，主要是一贫如洗的小墓。大多数贫民阶层的状况不断恶化，原先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形成了金字塔的结构。
随着文化的重组，人群流动，以及周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显得混乱不堪，社会越发动荡不安。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矛盾与新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的体现在聚落之间的冲突。也就说，种种社会矛盾的出口在于部族、聚落之间，而不是部族的内部，战争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
中原文化的整合，从开头就带有强烈的血腥的味道。
危险更多的来自邻居。聚落群内部一些有实力的村落开始建筑城垣工事，对付那些强大的近邻。他们依靠着丛林法则，用武力征服扩大实力，逐渐谋取了聚落群的领导地位。
在龙山时代的人们的遗留物中，石箭头的数量激增，且尺寸变大，形状上多棱角，更利于增大杀伤力，而不是为了狩猎。各地人们普遍建造城垣，用高耸的夯土城墙和环城壕沟建立严密的防御体系，其本身也往往就是聚落群里的中心聚落。战争就像一剂强力的催化剂，把附近的普通聚落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其沦为附庸，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成为一体。
殉人的现象更加普遍，田野考古常发现这个时期建造的城墙里有人牲奠基，多数压在城基下，有的在墙体里。这说明建造城墙的时候，残忍的仪式已成为常态。很多遗址中，都会发现一些乱葬坑，人骨凌乱不齐。
血与火的洗礼，使一些军事色彩强烈的城池耸立起来，包括郑州西山古城、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冈、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等。中原大地进入了小国林立的时代。
这些小的社会组织，在古文献中被称作“万邦”或“万国”，如《尚书.尧典》中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中写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此时天下群雄并起，满天星斗，最早的逐鹿中原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已展开了。
这些邦国之间的距离不大，有的只有几十公里，但他们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战争之激烈，导致中原地区城址使用时间都较短，兴废于倏忽之间，部族在不断移动之中。显然这种状态，绝不是老子“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
古文献传说中仍能找到这些暴力冲突的影子。《史记》记载，当尧之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由于欢兜、三苗都不属于华夏集团，那么当时的战争可能不仅在于邦国之间，更有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反复激荡之中，两个区域开始崛起。一个是位于山西西南的临汾盆地，传说是陶唐氏即帝尧的居所。其中最大的陶寺遗址是这里的邦国中心。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后的内部暴力冲突中，陶寺走向衰落并最终消亡。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区域，便是豫西地区，这里的遗址群十分密集。尤其在大河之南的嵩山南北麓，当陶寺在晋西南一支独大时，这里正是激战正酣。包括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等多个大集团争斗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
我们至今还无法复原这场史前中原大战的更多细节，但是历史的线索却是相对清晰的。当这些邦国、集团、城邑衰落后，嵩山东南麓的新砦集团杀出一条血路，异军突起，鼎盛一时。考古学家们发现，新砦体现了一些新的文明迹象，他们称之为“新砦现象”。比如100万平方米的新砦聚落抛却了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这种规划思想与其他邦国城邑相比，更加质朴而务实。
在龙山时代的尾声，新砦始终是个奇怪的存在。新砦大邑走向兴盛时，其他龙山城邑已经衰落甚至废弃。逐鹿之群雄一蹶不振，新砦集团开始傲视中原。然而，这个最强大部族集团，其城邑只存在了大约100年。从文化的延续性上看，他们似乎放弃了故土，向北翻过嵩山进入了洛阳盆地。嵩山东南部为丘陵地区，地势破碎。嵩山东北的洛阳盆地环境更优越，不仅气候温暖，地势开阔，交通更加便利。而现在偃师二里头村所在的古伊洛河北岸又是难得的高地。除了地理因素外，还有什么原因让他们向北迁徙？这还是一个谜 。
实力的胜出者获得入住中原的机会。新砦人很有可能来到了二里头村一带，在此兴建都邑，拉开了二里头文化——“夏”王朝的历史。早期中国正式形成。
著名考古学家邵望平教授一直认可“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动力”的观点。她认为：贪欲使社会分裂，走向野蛮，最终面临全社会同归于尽的危险。社会发展只有动力不行，正如汽车，有发动机还要有方向盘和刹车，否则车毁人亡。而王权、国家就是贪欲的制衡器。就像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出现的进步意义在于，当氏族制度驾驭不了日益强大的野蛮、贪欲这一动力时，社会呼唤一个最硬的拳头，使社会有轴心地正常运转，走向秩序。
血与火的战争拉开了中国王朝时代的序幕。战争产生了军事领袖与凝聚力，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围绕这些军事领袖与强大的家族运转。中国文明的起点，便具有了更多的务实理性和军事色彩。
中原熔炉
越过嵩山向西北，就是豫西的洛阳盆地。二里头就在洛阳盆地东部的一块高地之上。
1300平方公里的洛阳盆地，西高东低。伊、洛两大历史名河横贯其中。从夏商至唐宋间的2000余年时间里，有十多个王朝曾在此建都。“一个并不太大的盆地作为权力中心而受到长期的青睐，这在全球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
盆地的北部是邙山，中部是伊、洛河的冲积平原，南部是万安山丘陵和冲积坡地，东南是嵩山。盆地内平原广袤，地势平坦而开阔，交通便利，气候温暖，物产丰饶，使之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今天这里仍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二里头附近均是四五千人的大村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也有利于军事防卫，盆地周边山峦交界的通道，历代设有多处关隘要塞。这里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
所谓洛阳“十三朝故都”，遗留下了五大都邑遗址。它们绵延分布于长达30多公里的盆地中心的高地上，由西向东分别是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这几大都邑，都背靠邙山，南邻古洛河，是为“洛阳”。隋唐洛阳城虽跨洛河而建，但其重心仍在洛河以北。
现在的二里头就位于伊河、洛河之间的三角形区域，两河在二里头以东汇合，再奔流入黄河。初到二里头的人都会奇怪，先人们怎么会选择在水患严重的两河之间建城呢？
实际上几千年来，人类的繁衍生息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1800年左右开始的二里头时代，洛河在现在的上游与伊河相汇，形成伊洛河。二里头并非处于夹河地带，而是位于古伊洛河的北面。这是一块半岛形的高地，“半岛”的东西两面是河湾浅滩或沼泽湿地，南端至今还有2～3米高的断崖，从上面可以俯瞰宽阔的古伊洛河河床低地。
但从汉魏时期开始，为了保证“东通河济，南引江淮”的漕运的畅通，人们在作为都城的汉魏故城西南一带，用堰塞疏导的方法迫使部分洛河水流入人工渠——阳渠（谷水），增大其流量以助行舟。这就是所谓“堰洛通槽”的水利工程。阳渠的修建使原洛河河道水流量减少，流速减慢，逐渐淤塞，最终废弃。于是，洛河最终向北改道，在更下游的地方汇入伊河。这样原先位于伊洛河北面的二里头，也便处于伊洛两河之间了，伊、洛两河在二里头的东面汇合。
“堰洛通漕”并不是一项成功的水利工程，它修建于一条东西向的隆起地带上。这片高地绵延约20公里有余，西逾汉魏洛阳城，东达偃师商城。于是，洛河便肆无忌惮地把这一条状高地撕成两半。几座古老都邑遗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位于高地北坡的偃师商城似乎“伤势”不重，但其南垣南门外是否有重要遗存已无从知晓。汉魏故城南垣被彻底破坏，城南重要礼制建筑和太学，已与城内宫室及永宁寺、白马寺等隔河相望。
令考古学家们庆幸的是，濒临伊洛河故道的二里头遗址，由于占据了那块半岛高地，所受洪水影响较小，被后世的洪水冲掉了100万平方米。尚存300万平方米。
今天站在古伊洛河道内，透过玉米地还能看到二里头的高台地貌。1982年夏天伊洛河流域发大水，整个“夹河”地区全部被淹，只有二里头的高地还在水面之上。
如果空间的尺度再拉大一些，包括洛阳盆地在内的中原地区，是中国两大自然板块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北方旱地粟作农业与南方湿地稻作农业，东部用鼎的文化区与西部用鬲的文化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大文化系统，都在此交错。
地理位置上，中原地区是南北两大水系交汇，沟通东西的必经之地。向北，洛阳、郑州一带是屈指可数的可以安全渡过黄河的区域，是维持南北交通的便利通道。向南，由洛阳盆地南下数十公里，越过嵩山，即可到达淮河支流颍河和汝河的上游，从而进入淮河水系。再南下至南阳盆地，即可到达汉水的支流白河进入长江水系。向东，由黄河、古济水、淮河到达黄河下游，进入山东。向西，可由黄河、涧河河谷过三门峡、函谷关可达陕西关中甚至更西的地方。
在公元前2000年，以洛阳盆地为核心的中原大地，成为了中国各区域文明的交汇融合的大舞台。农耕与畜牧，粟作与稻作，两大农业体系不同信仰祭祀系统，青铜文化与玉文化……一系列融合，渐次展开。
在二里头繁荣的时代，从燕山南北、鄂尔多斯、甘肃、青海、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这些交通要道的终点，都可以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遗存物。
王权城市
二里头考古队驻地就在二里头村的南面，门口对面是一座汉朝大墓。站在考古队二楼的平台向南眺望，是广阔的玉米地。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青纱帐”密密实实的笼罩在豫西大地上。这块开阔的玉米地正好处于二里头、四角楼和圪垱头三个村子之间。玉米地之下，是中国最早王朝都邑的遗址，这里埋藏了中国文明形成的秘密。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二里头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却长期处于沉寂中。
最早出现在二里头的，是仰韶文化晚期和随后龙山文化早期的几个小聚落。在龙山文化聚落荒废后数百年，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新的移民开始进入。二里头的时间跨度并不长，从公元前1800年到1500年，只有约300年的时间。
二里头崛起的速度非常快。最初的聚落区域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似乎已经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聚集，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
墓地的格局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二里头遗址罕见统一安排死者的公共墓地。发掘出土的墓葬遍布各处，有宫室之内，也有居所近旁、房基甚至路面之下。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生与死做严格的区分。人类学家认为，一个为死者所专有的、界限明确的规划区，表明这是一个具有直系血亲体系的社会共同体。较之二里头更早的聚落遗址，或更晚的安阳商都殷墟都存在着明确的宗族墓地。对于这种传统，二里头似乎是一个特例性的中断。因此，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缺乏规划性的墓地，可能意味着此地居民间彼此缺乏直接的血缘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二里头的初期就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这也暗合了二里头文化的融合性——跨越了不同的地理单元，涵盖了南北两大农业系统，聚集了不同的祭祀信仰。墓葬与房屋的不断更迭，意味着人口在频繁移动。“这些早期的移民是来自众多不同的小型血缘集团，而在他们上面并没有联系所有都邑社会成员的血亲纽带，同时他们又聚集并受控于一个城市集合体”，许宏说。
都邑人口的复杂化，既是社会复杂化与频繁文化交流的结果，同时也是创造新文明的重要人力资源。据一些学者推测，二里头的人口可能已经有2万多人。
有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二里头的面积扩大到了300万平方米以上。他们首先规划建造了4条大道，呈井字形交错。保存最好的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有10米宽 ，最宽处甚至达20米，比现在4条公路车道还要宽一些。
这四条道路的时间贯穿二里头始终，它既是交通的孔道，又分割出不同的城市功能区。虽然只是简单不过的四条路，但却是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
“井”字形道路的中心是12万平方米的宫殿区，这个长方形的区域几乎为正南正北方向，只是略向西北方向偏6度。这样的南北走向的方正格局，主导了后世宫室建筑的基本形态。
宫殿区最初有两座大型建筑，都集中在了东部。其中一座长逾百米，包括了3重庭院。中国土木建筑由于材料的制约，很难向上层空间拓展，而只能靠平面扩大空间，于是便形成了多重院落的格局。二里头最早期的宫室建筑，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点。
宫殿区的南侧，大路的对面，是手工业作坊区，包括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有趣的是，最早的一段夯土墙并不是建在宫殿区，而是建在了作坊区。尽管目前还没有发掘出这段夯土墙的全部，但段夯土墙很可能已将作坊区围合了起来，成为封闭空间。也就是说作坊区的地位，甚至高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宫殿区，是国之禁地。而当时，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都是祭祀的礼器。由此可以推测，这个手工作坊区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官营作坊——“工城”。“它是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产业基地”，许宏说。
这种格局意味着，当权者不但已经垄断了礼器制品的生产与分配，而且礼器的安全性与私密性甚至高于权力机构。早在二里头时代的初期，“礼制”及其背后的等级关系、权力系统便具备极高的地位，属于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
在完善了作坊区的建设后，井字形道路的内侧，环绕宫殿区的宫墙也开始建立了起来，于是宫城出现了。宫墙东西长360米，南北长290米，墙的厚度在两米左右，采用版筑方式建造，即在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这一建筑方法现在北方农村仍在使用。
接下来，宫城内部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最早东部建筑被废止，新的大型建筑沿东西两路展开，形成了中轴对称的格局。这也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
从整体都邑布局看，也存在一条中轴。宫城居中，北面是祭祀区，南面是手工业作坊区，三大区块同样是沿一条轴线展开。《吕氏春秋.慎势篇》中说，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从考古发掘看，以轴对称而“建立中立极”的方式，在二里头都邑规划中已经确立了起来。这也是此后王权至上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点。
二里头的布局、方位与“中极”的建立，都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它绝不是因生计的需要而随意展开的。这也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日本学者伊东俊太郎认为，全球历史上第一批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王权城市，是权力中心所在，目前还找不到靠纯经济和贸易起家的城市，中国的早期城市也不例外。
政治空间
经过多年的发掘，考古学家为我们重建了这座宫城的宏伟格局。尽管二里头宫城的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但它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殿的鼻祖。时隔近4000年，但今天看，其规模、形制仍旧令人叹为观止。就像《史记.高祖本纪》所记载的，萧何为刘邦建造未央宫时，其理念就是“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在这个意义上，宫殿就是王权至上的外在形态。
宫城之内，西路建筑的主体是巨大的1号宫殿，它就建立在大型夯土台基上。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周围廊和围墙、宽阔的庭院和正门门塾等部分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严谨，主次分明。
从工程量看，1号宫殿的修建无疑是一项国家工程。
整个高台基的面积就有1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建造程序是：先整治地基，挖1万多平方米的大坑，有的地方深达3米以上。然后将所有低洼地块用成捆的木棍逐层（每层仅厚5-8厘米）填土夯实，平整地面，最后夯筑出高出地面的台基。如果按照夯土总量2万立方米计算，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仅夯筑一项工程就需要耗费20万个劳动日。假设每天安排1000个劳动力，也要200天才能完成。
而宫殿的总工程还包括设计、测量、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其所需劳动日数当以数十万甚至百万计。这也显示二里头社会的巨大动员能力。
主体殿堂位于庭院台基的北部正中，建立高台之上。宫殿坐北朝南，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900多平方米，木骨泥墙，大的柱子直径有30公分。统治者在这里面朝南方接受臣民的觐见，如孔子《论语.为政》所说：“为政以徳，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主殿距离南大门约70米，堂前是平整宽阔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可容纳上万人。
宫殿的正门在南庑的中部，对应主体殿堂，纵观有3条门道，每条门道宽约2.5-3米。专家推测正门应是一座高大的，带有门塾的穿堂式大门。这种形态奠定了后世宫门的基本格局，直至清代晚期。
一般认为1号宫殿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但究竟是朝堂还是宗庙，抑或是别的建筑，还很难判定。
东路的核心建筑是2号宫殿，格局与1号宫殿相似，面积不足前者一半。但其布局方正规整，注重对称，功能上可能与1号宫殿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它应该是宗庙建筑。
二里头宫殿类建筑的主要特征，在于营建出一种“中心放射”结构。由廊庑环绕的闭合内室，既是被隔离的所在，也是被投射的对象。整个建筑体现出刻意为之的对封闭感和纵深感的追求。
廊庑使宫殿与外界隔开，形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在廊庑之外只能看见高大的宫墙，却无法了解内部的细节。这一隔绝造成宫殿建筑的威严和神秘感。倘若进入宫中，从庑进入内室需要经过漫长的甬道来跨越中庭，参见者需要在行进一段距离后，才能逐渐靠近神圣的权力核心。空间的延展刻意营造了一种复杂的心理氛围：神秘、向往、紧张、压抑、凝重。而个人在庞大的权力系统下，显得格外渺小。
从二里头时代，宫室建筑已经营造出了相对成型的政治空间。“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不让看，账本、宫殿、地图都不让看。政治的运作是隐蔽而神秘的，而不是开放的，是不可参与的。表现在政治空间上，就是高墙、围合、封闭、高台、中轴对称的形态，经历代王朝不断演绎，发展到极致便是明清紫禁城。中国传统政治空间的核心特征，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的二里头，就已然形成了”，许宏说。
那么宫殿之内的政治结构又是怎样的呢？《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左右大监、风后、力牧等是什么职务，语焉不详，似乎没有明确的分工。
但到了尧舜时期，一人之下，有四岳、十二牧，似乎是协助尧舜掌控全局的官职，再以下有掌管土地的司徒、掌管手工业的司空、负责农事的后稷。至于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可能是身份更低一些的负责更具体事物的官员。尧舜之时，还作刑法、设军队、征四方等。从文献上看，似乎在“夏”或二里头时代之前，已经形成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
但目前从考古发掘上还无法复原早期国家的政治体系。二里头目前还没有找到一座王级别的大墓，没有找到权力的顶层人物。研究者怀疑，是否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不存在这样的顶层，或者说没有绝对的王？在其后的二里岗文化也没有找到王墓。有学者分析殷商时期的金文和甲骨文，发现商朝也可能是几大氏族轮流执政的形态。关于帝国产生前的政治模式仍旧是个未解之谜。
王朝的农业基础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现在仍旧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伊洛河流域属于黄淮平原的西北缘。其地势相对平坦，土壤肥沃，持水力强；热量充沛，光照充足；年降雨量虽然不高，但河流纵横，地下水资源充沛，是现在河南省灌溉条件最好的地方。
公元1800～前1500年间，二里头的农业基础依旧承袭了北方原始旱作农业的特点，即以粟（小米）和黍（黄米）为主要作物。但近几年的研究显示，当时中原农业已经开始转型，由单品种作物向多品种种植转变。中原农业经济由前期的单纯依赖于粟逐渐转变为后期的“五谷丰登”式的农业。
二里头发掘结果显示，当时农作物不仅有粟、黍，还有南方的水稻，以及大豆，还有从西亚传入的小麦。
尤其是水稻的数量很大，约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第一食品——粟。这令很多研究人员都感到意外。尽管早在仰韶时期来自南方湿地的水稻在黄河中游有所种植，但发现的数量很少。那么如此多的水稻遗存的发现，则证明公元前2000多年前后，水稻就已经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普遍种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商代早期。水稻能适合较为贫瘠的土壤，只要有水就可以正常生长，而且产量较高。它的广泛种植极大巩固了王朝的农业基础。
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水稻种植的扩张与气候环境因素有一定的关系。根据气候环境复原，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尚处在全新世大暖期的后段，二里头时期和商朝早期虽然大暖期已经结束，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条件比现今仍然温暖湿润，降水概率也较高。因此，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具备水稻种植的外部条件。
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作为一个大型都邑，人口集中，粮食可能需要外运才能满足消费。所以，稻谷数量较多的情况，可能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即稻谷在当时可能是一种上等谷物，被作为贡赋，从王朝控制区域输入。
大豆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类豆类作物，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大豆应该起源于中国。通过对出土的大豆种子研究发现，其形态大小恰好介于野生和栽培之间。因此，研究者已经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认为，最迟在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大豆已经成为中原农业生产中的一个农作物品种。
二里头农业考古的另一项重大发现，则是找到了两粒碳化的小麦遗物。虽然数量少，但却意义深远。这说明来自西亚的小麦，在公元前1800年已经传入到了中原核心地带。小麦起源于西亚，当地的地中海气候与我国季风气候差异较大。尽管经过了几千年的不断改良，小麦的生长习性至今都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节气。另外，小麦的食用方法是磨成粉面食，而稻谷、粟、黍都是粒食，加工方法也不同。中原先民对于小麦种植和食用上，必然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但小麦的价值很快就被中原人发现，他们逐渐掌握了种植技术和面粉加工法。在旱地作物中，小麦产量很高，也是目前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由于水稻是湿地作物，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替代粟和黍成为中原与北方的主要作物。但小麦确有这种潜力。作为一种优良的旱地作物，小麦的引进逐渐代替了北方原有的主体粮食，人们逐渐放弃了粟类作物，转向种植小麦，从而引发了中国古代的农业革命。
考古发现证实，在1800年前开始的二里头时代，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已经确立。一块区域内种植多种生产条件不同的作物，例如旱地作物、水田作物、秋收作物、夏收作物；与之相对应的种植方式包括单作、间作、混作、套作、轮作、连作等。
在今天，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单品种植是农业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大规模的统一生产、管理和经营。但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多品种种植却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它可以提高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值，充分利用全年的生长季；同时种植多元化有利于抵抗自然灾害，分散了种植风险。这些都为王朝的形成提供了坚实而稳定的基础。
在二里头先民的家养动物中，猪、狗、黄牛、绵羊四畜都已齐备。猪是主要的家畜，狗的数量比较稳定，黄牛和绵羊的数量逐步上升。当一个社会以渔猎方式获取肉食资源时，其生存行为属于简单的经济形态。家畜的饲养，是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控制动物的一种表现，人类获取肉食的方式开始复杂化。但驯化动物的难度非常大，只有少量的物种可以成为家养。如北美有大量的野牛，但是印第安人却始终无法驯化出家养牛。饲养的动物的种类越多，必然推动上层建筑如经济制度、礼制、祭祀的发展。
尤其是黄牛和绵羊成为家畜，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和杂食的猪不同，牛羊的蓄养体现了一种新技术成熟，这必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杂化。另一方面，黄牛、绵羊成为祭祀中的重要祭品。不同的祭品代表了不同的身份，这进一步完善了祭祀的等级制度，推进礼制的形成。
考古发现，商代以前的主要祭品是猪，大量使用牛和羊进行祭祀是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以后。在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太牢”和“少牢”两种祭祀形式。“太牢”是王一级的祭祀，“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从字形上看，“牢”与牛密切相关，而这两个级别的祭祀活动中，主要使用的动物就是牛和羊。
资源控制
与城市发展、农业进步相比较，在二里头时代，手工业尤其制陶业则停止不前，甚至总体上出现衰退的迹象。它并没有随着早期国家政体的出现而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所在。
二里头发现的陶器，以相对落后的泥条筑成法为主，在已观察的标本中，只有个别碗、豆柄和觚为快轮拉坯制作。作为制陶技术里程碑式飞跃的代表，快轮制陶法早在龙山时代就广为流行。二里头时代这项技法虽没有失传，但至少失去了在陶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现象是否意味着制陶业的衰退，抑或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的衰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等专家并不这么看。
他们的研究认为，陶器生产技术的停滞很可能是一种政治现象，即手工业受政治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个早期王权国家内，陶器生产可能受到统一管理，统一规划，从而缺乏竞争。
因为，很多研究证实，最利于陶器制作技术革新的机制，是多个专业化生产组织的激烈竞争。在对临近二里头的一处聚落遗址中的陶器进行分析，发现这些陶器都是本地区生产的。于是研究者们推测，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一般日用陶器应该在小的地方行政单位内自给自足，不存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再分配，也不存在各地制陶者争夺销售市场的状况。
在日常陶器生产技术停滞的同时，高等级陶器和原始瓷却获得了发展。同样，这也是受政治影响的结果。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生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需要特殊的原料。普通日常陶器只需要易溶粘土，这种材料很容易获得。但是高等级的陶器需要高岭土这一特殊材料，这也是瓷器的原材料。与二里头临近的河南巩义地区则生产高岭土，也是著名的唐三彩的材料供应地。二里头已经可以生产原始瓷，这说明窑温已经达到了1200度。
要控制这些高等级陶器的生产，不一定要发明和控制先进的制作技术，只要掌控特殊资源即可。专家们推测二里头时代，社会上层控制了生产资料，并以此实现高等级陶器的专业化生产。由于这些高等级陶器主要用于礼器，所以不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也不会有市场流通，而有其独特的分配方式。所有当权者通过控制原材料资源，进而垄断了陶制礼器的生产，影响等级的划分。
同样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在二里头时代也被上层严格管控。整个作坊区都可能被高墙围住，处于封闭的环境内。青铜器冶铸作坊位于作坊区的南端，有1万平方米左右，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作坊靠近伊洛河故道，这样不仅可以为青铜器生产提供充足的水源，也可以避免冶铸行为对宫殿区的污染。
冶铸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综合已有的资料，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由当权者所控制主导。在二里头都邑式微后，这处当时唯一能制作礼器的冶铸作坊应被迁移至郑州商城。在其后的早商时期，国家统治者仍然保持者对青铜礼器的控制与独占。
除了控制青铜礼器的生产，二里头的当权者还可能控制了青铜原材料的供应。二里头文化的周边，从河南北部到山西南部就分布着铜矿，尤其是山西中条山一代带，是历史有名的铜产地。中条山北麓运城盆地有著名的河东盐池，自古以来便供应内陆食盐。实际上，位于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垣曲盆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分布区，与二里头遗址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跨过黄河向这一地区发展，就是为了获得青铜与食盐的供应。
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是中国铜矿储量最丰富的地区。这一地区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有学者认为，这一带应是二里头控制区的最南端，其向南深入长江流域，似乎也是为了“铜矿”这种资源。不过，目前的材料还不能证明二里头政权控制了这一区域的铜矿资源。
作为中国的早期国家，二里头的统治者通过控制资源来实现对礼器的绝对占有，显示了对礼制的一元化管理，并以此确认权力中心的唯一性。
国之大事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写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特权与军事实力是早期国家的基础。
二里头所处的时代，是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或称为青铜时代早期。这个时期，铜是一种极为贵的材料。
从考古发掘看，二里头人虽然已经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但是并没有找到铅、锡、铜几种金属的最佳配比关系。成熟的冶炼技术还在摸索之中。一些铜器由砷铜构成，这种成分的青铜器在西北地区有较多的发现。一些研究者们认为，中原的冶炼技术受到了中亚草原文明的重要影响。
但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是用锻造或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的。二里头文化却开始广泛使用一种复杂的青铜工艺——复合范技术。究其差异在于，前者锻打法更适合生产武器、饰品和工具，如青铜刀具、箭镞或者犁铧；而后者则用于生产容器，如爵、斝、盉、鼎等。这些青铜容器主要用于礼器，作为祭祀之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
所谓复合范法，就是用泥制成一件内模和至少3件外范，然后以铜汁灌入其间的间隙。这种方式可以生产出不规则而形态各异的容器。以复合范法生产青铜礼器，用于祭祀与礼仪，是中国青铜文明与其他青铜文明最大的不同。
德国著名汉学家雷德侯教授指出，用分为多块外范合围成反转的形体，要求一种规范化的体系。器范的尺寸、形状、纹饰都要相互关联，设计与铸造工艺要融为一体。在青铜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发明出这种成熟的技术工艺。而标准化、协作性和可预见性是这种生产体系的基本特征。复杂的技术与工序，使中国青铜器制造呈现出高超的控制与管理水平。
这些青铜礼器除了鼎之外，均为仿制陶酒器，构成了青铜礼器群。且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的上层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上层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青铜礼器中以爵和斝为代表，并被后世礼仪活动所承袭下来，成为礼仪当中的常见之物。如《诗·大雅·行苇》所描述的“或献或酢，洗爵奠斝。”
爵这种在各种影视作品中出镜最高的容器，就是二里头人发明的。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爵的造型体现出了一种不对称的特殊制器原则，无视“左撇子”群体的存在。因为其不对称，用爵倒酒，自然是右手持把手，正面面向对方，使爵体左倾，如果是用左手，只能用手握住爵身，这就势必挡住了纹饰，而使带把手的背面朝向对方。爵的使用延续了上千年，直到西周时代才退出历史舞台。“从特定的手持和倒酒方式，正可以看出礼仪实施的精微之处”，许宏说。
二里头还出土了一些极为精美铜牌，上面已拼贴了绿松石组成兽面图形。这些也是高等级的青铜礼器。然而，从礼器发展的总体趋势看，爵、斝以日常用器的身份，广泛地参与到各类礼仪当中，成为日后主要的礼器类型；而带有神秘色彩的铜牌等配饰则逐渐式微，淡出礼器行列。这种选择，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种现实主义、崇尚质朴的文化心理化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因材质的珍贵，冶炼手法的复杂，制作青铜礼器需要耗费大量成本。因此，此类器物更多地使用于祭祀最为神圣的礼仪当中。所以青铜礼器又被称为“重器”。
《左传·宣公三年》谈及礼器产生时，以“鼎”为例记载道：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魅螭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青铜礼器的属性，往往与礼仪指向的对象一致，以本身的特征便昭显出礼仪对象的内涵、品格。
也就是说，二里头青铜礼器所体现的世俗、质朴、简洁、大方等特征，恰恰暗合了早期中国的思想倾向，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传统。
二里头还出土了少量的青铜兵器，包括戈、钺、斧和镞（箭头）。在中国古代王朝文明进程中，青铜兵器的出现与普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双翼镞、戈代表的二里头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啄击兼勾杀的威力巨大，极利于近战，从而成为日后中国冷兵器的主宰器种。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兵器并不多，近战的戈、钺、斧只有4件，都没有开刃，不属于实用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二里头也并没有发现更多的用于实战的青铜兵器。这意味着，当时青铜还没有普及于兵器。
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本无大型玉器的使用传统。二里头时代，则吸收了周边文化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玉礼器群。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型有刃玉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和玉戈。出土的玉石刀和玉石璋的长度都超过了50厘米。温润柔和的玉，在二里头被塑造成杀气腾腾的兵器形状，带有了军事色彩。而良渚文化中，至高无上、制作精美的玉琮，在二里头则大为降格，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化。玉琮丧失了崇高地位，失去了通神的意义，甚至沦为了一种贵族的“玩具”。
“二里头对玉礼器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扬弃”，许宏说。在中原三代文明中，玉质礼器自二里头文化已不占据礼器群的首要位置，玉质礼器开始饰品化，从宏观的角度看，从仰韶、龙山时代到周代，随着华夏礼乐文明的发生、确立与初步发展，玉器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逐渐降低。从“以玉事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
于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便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图景。青铜，这种珍贵的金属被优先用于构建礼乐制度，生产的是礼器，而不是武器。而传统制作礼器的玉，却被做成了兵器状，威严而庄重。这也似乎隐含了中国文明的另一个核心特征——教化高于征伐，礼制认同强于武力压制，内圣而外王。
在二里头时代，以中原为代表的礼乐系统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流。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非礼乐系统文化则逐渐衰微。“神秘的巫术与至高无上的宗教走下神坛；而以祖先崇拜为内核、注重世俗功利、热衷权力与财富、把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礼乐系统文化，最终成为了文明的主流”，许宏说。
“可能因为中原人在长期的与外族交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与外族交往的经验。他们的政治思维开始发展并成熟起来了。人们重视的不再是人与神鬼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偏重于祖先崇拜的信仰，而没有选择浓厚的巫术文化，他们的文化重质朴重现实，王权至上而不是神权至上”，许宏说。
中国礼制的传统在二里头初步确立。
国上之国
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二里头时代。东亚大陆分布着若干族群，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系统。由于二里头所处的特殊位置，为四方辐辏之地，便成了文化汇聚与交流的核心。二里头就像一块海绵，不断吸收其他族群与文化的营养，为我所用。
二里头的陶礼器系统，主要吸收了东部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成分；大型有刃玉礼器如璋、刀和钺又都源自山东龙山文化。贵族墓中的玉鸟形饰，颇类似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玉笄。有的学者认为，这个玉鸟形饰以及某些柄形器，都应该是长江中游的“舶来品”。
从世界考古的角度看，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有不少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文化存在。这些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文明系统，对二里头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二里头遗址中出土过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这种器型。吉林大学林沄教授研究后认为，这应该是一件北方系的战斧，只是在安柄方式上接受了中原系的影响而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在伊朗，类似的战斧年代多被定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中期或早期，比二里头的年代早了几百至一千年。
二里头出土过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林沄同样认为是来自北方系的兵器。这一类型的刀子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草原地带。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类珍贵物品很可能来自西北，那就是海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用作贵族随葬。贝壳上有穿孔，可用丝绳串系起来，戴于颈上胸前。墓葬规格越高，用的海贝越多。起初研究者认为这些海贝来自中国近海。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海贝属暖水种，分布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以北的沿海。
有趣的是，考古发现海贝及各类质地的仿制海贝，都以中国西北腹地为最早，盛行于青铜时代。秦汉以前海贝的使用地域限于长江以北。显然北方更热爱这种来自大海的产物，甚至称其为“宝贝”。于是，海贝的传播便有了由西、西北向东、东南的传播轨迹。另一方面，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古代滨海遗址，都没有发现使用海贝的现象。
也就是说，海贝的传播路线可能是从印度洋到中亚土库曼地区、再经欧亚草原、蒙古草原到达中国青海东部或长城地带，进而输入中原地区。当海贝在汉文化系统中的时候，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等还依然顽固的保留使用海贝的传统。北方民族似乎承担了沿欧亚大陆输入海贝及青铜文化的载体。早于张骞通西域近2000年，中原地区已经与欧亚草原有了十分重要的交流。
但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始终是以我为主的“扬弃”。在这个双向过程中，二里头对于其他文化的影响更大。它的文明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周不断辐射，其影响力超越了地理单元，形成了跨区域的文化格局。
在这个过程之中，二里头成为了国上之国，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许宏说。
二里头文化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对外拓展力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尤其在二里头发展的高峰期，它向南拓展到豫南，进一步渗透到江汉地区。东向波及江淮接近山东，西向影响到甘肃东部，北向渗透进内蒙古中南部和西辽河流域。可作为二里头文化乃至整个早期中国核心的二里头古都却偏偏没有城垣。也许这正是不同于其他邦国而具有王者风范的表现。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所言“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不仅如此，在二里头时期城堡比龙山时代减少，也是当时出现中央王权的表现。
而二里头文化所影响的区域，更是远远超过它的“疆域”。以陶礼器为例，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北见于燕山南北，南至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西到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礼器的传播不同于生活用品，因为前者主要流传于贵族之间，并且意味着精神与文化的崇尚和认同。
“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许宏说。
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里头风格的成组陶礼器出现在规格最高的13座贵族大墓之中。这些陶器是当地某些上层人物才能拥有的特殊礼器，当地的权力阶层垄断了与二里头的文化交流。许宏认为，通过这些酒器来完成饮酒礼仪，可能被相当完整的“照搬过来”了。
以玉璋为首的玉器扩散范围，比陶礼器走的更远。从长江中游再向南，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香港甚至越南北部都发现了二里头式的玉璋。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中也发现了基本属于二里头式的玉璋，有的上端部变为戈形，属于新的形制。这些玉璋都是模仿二里头在当地制作的。
这种模仿甚至是极为精细的。“越南北部发现的玉璋形制，是二里头末期或二里岗初期的，令人惊叹的是其上沿边缘刻划细线的工艺传统，是中原的专有技术，完全不走样的移植过去，但材料却是当地的材料。难道中原的工匠去了越南？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就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许宏说。
二里头末期，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礼器，也开始向外传播到附近的郑州、荥阳、洛宁、肥西等地。这表明青铜礼器的使用阶层在空间上有所扩大。二里头附近的地域集团也可能被纳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秩序范围内，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广阔的统治结构。
从考古学研究看，通常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所谓“中国”的扩展范围可以中原式直刃剑的分布来界定。其北到长城，南到岭南，西到成都平原，东至东海。这个区域与二里头陶器和玉礼器的传播分布范围大体相合。而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许宏说。于是，二里头不仅在礼乐文化上确定早期中国的精神内涵，在空间上也厘定了秦汉帝国创立前的基本范围。
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文献的线索寻找“夏墟”，二里头遗址由是被发现。50多年来，尽管二里头文化的面目逐渐清晰，但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这就是二里头的族群与朝代归属，即二里头是否是夏朝？抑或部分夏朝，部分商朝？
因为二里头文化的时空范围大致接近于文献中的夏王朝，如果能将二里头证明为夏朝，那么中国的信史时代就能够继续向上推进。但问题在于，“夏朝”目前还只存在于文献之中，还没有在考古中找到直接的证据。
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东周的《书经》(即《尚书》) ，据说是周公的言论。夏商世系出现于战国至汉代文献中，其中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其成书比商王朝晚700年以上。
最早包含有商王名字的文字记载，是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然而，这些文字材料中没有任何关于夏的记载，也没有关于商的世系。距离夏最近的商王朝对于上一个朝代竟然只字不提，甲骨文中没有见到任何有关夏的记载，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蹊跷的原因是什么？一种解释是，“夏”是西周初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进而树立政权的合法性。
1999年许宏担任了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对于夏的存在问题，他的态度更接近于“存而不论”。“如果要证明夏的存在，就必须要找到当时的内证性的文字材料”，许宏说。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其必然有较长的形成期。那么以此推断二里头时期是应该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