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产生的年代
1、动物语言的进化和人类语言的形成
前面讲到，人类的形体是由猿类的形体进化而来的，人类的思维是由猿类的思维进化而来的。同理，人类的语言也是由动物的语言进化而来的。事实上，人类的语言是由猿类的呼唤经过若干年代的发展和进化才形成今日的语言状态。人类的语言是“人科动物”整个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语言阶段，人类以前处于“猿类”的简单语言阶段，当代是人“人类”的语言阶段，将来人类形体进化为另一种形态，生产和科技水平也更为先进，那么其语言也必然同现在有天壤之别，人类进化到那个时期该称为什么名称，现在还不好猜测，我们暂时称为“后人类阶段”，那么，那时的语言也可称为“后人类语言”。
语言学家认为，“只有人类有语言，动物没有语言”，这个结论是错误的。错误之处是将“人类的语言”定义为“语言”，这是一种逻辑错误。事实上，由于人类是猿类进化的一个阶段，那么人类本身也是一种动物，所以，人类的语言也是动物语言，是动物语言的一个进化阶段。从动物学角度定义语言，应该叙述为：“语言是动物表达思维的语音符号系统”。据此定义推论，人科动物的语言包含“猿类动物”语言、“人类动物”语言和“后人类动物”语言。显然，动物语言范畴也就包含人类语言在内，人类语言是动物语言的一个部分。那么，人类语言定义应该叙述为：“人类语言是人类表达思维的语音符号系统，是人科动物语言进化的一个阶段”。
2、语言进化二要素：思维和发音器官
人类语言的进化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一个是思维的进化，一个是发音器官的进化。一般情况下，是在发音器官的进化下，人类首先能够发出某个声音（音节），然后，再由思维赋予一个意义，这时，此音节就转化成了语词。发音器官的进化完全是人的生理进化，是由人的饮食、运动以及日常的发音训练来完成的。而思维的进化除了脑细胞的进化外，还有思维模式的进化和知识的积累。所以，发音器官的进化、脑细胞材质的进化是语言进化的物质基础。思维模式的进化和知识的积累，是语言进化的主导。
3、语言进化的三个阶段
人类语言的进化经历过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个进化过程同人类形体的进化和思维的进化是同步的，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水平相适应的。那么，语言由低级状态经过中级状态再发展到今日的高级状态，其过程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不防进行一下逆向思维。
按照现代语言学家的分析，语言中能表达一个完整概念的音意结合体是语词，语词是由音节来表现的，音节是语言中可以表现语词的单元，也是人类用耳朵可以自然分辨出来的语音单元，所以人类语言的最早形态是简单的音节。
语言中最简单的音节是元音音节，而元音音节的最早出现的是“阿（A）”和“衣（I）”。因为这两个音是最容易发出来的。元音音节出现以后，才逐渐出现了更复杂的、由辅音和元音组合而成的混合形音节。人类表达思维信息就是从使用元音音节、混合型单音节开始的，当元音音节（也是单音节）和混合型单音节不能满足表达意义的时候，人类就开始使用音节的张组合，从此“多音节语词” 就出现了。
4、语言产生的年代
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的理论，人类的诞生和演化是伴随着劳动和劳动工具的产生和进化的。劳动规模和生产的复杂性标志着人类思维的进化程度。而人类的语言又是思维的产物，所以劳动形式也一同反映出语言进化的程度。劳动规模越大越复杂，科技含量越高，说明人类的语言进化也一定越完善。劳动和语言是互相促进、互相验证的
很多学者认为，人类在一百万年以前就有了语言，也有人说过50万年以前的北京人肯定也会说话了。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推算一下那时的语言会是什么样子。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延绵二百万年以上，这二百多万年，人类的劳动方式都是“打制石器”。虽然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打制石器的质量有所进步，但是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这说明人类的智力进化不明显。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人类的语言进化很微弱。说明人类在旧石器时代，特别是早期和中期，人类的语言同动物的语音相去不远，差别不大。而真正意义上的，音节分明、语音清晰的语言，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才开始出现的。那时据现在还不到两万年。也就是说，现代意义的人类语言才一万多年的历史。（石桥老人的甲骨文与国学http://blog.sina.com.cn/u/2690061262）
文字起源
中国的汉字起源于距今2.8万年前。（山西省峙峪遗址：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峙峪村发现了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据C14同位素年代测定，峙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2.8万年。遗址面积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5米。1963年调查发现并进行局部发掘。发现的遗物有:人类枕骨一块，石制品1.5万多件，烧石和烧骨等多块，装饰品1件、各类动物牙齿5000余枚。该遗址以细小石制品为主要特征。时代属晚更新世，经C14测定，距今为28945±1370年和28135±1330年。峙峪遗址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器和装饰品。出土石器有：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石镞等两万余件。制造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岩、硅质灰岩、燧石、火成岩等。石器主要是小型的，大型石器极少，砍砸工具罕见。此外，发现了细致打击成的骨尖状器，其它一些打制痕迹清楚的骨片，也可作为某种工具使用。还有一件石墨做成的穿孔装饰品，光滑的一面和边缘都经过磨制，磨擦痕迹很清楚，它表明远在2.8万年前，钻孔和磨制技术已在中国出现。同时，这些石器标志着典型细石器雏形和复合工具的诞生。与灰烬、石器、烧骨共存的动物化石，有的往往密集成层，大多为单个的动物牙齿，总数达5000余颗，还有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片。哺乳动物化石中最多的是野马，至少代表120个个体，野驴88个个体，显然这两种草原动物是当时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在两万多件人工砸击过的碎骨片中，有数百件留有清晰的数目不等的直道。专家们根据兽骨片的刻划痕迹推测：在文字发明以前，这很可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数符号。在峙峪遗址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文化层中的两个灰烬层。下面的灰烬层中出土了一件有较为复杂图像的骨片，骨片刻划痕迹十分清楚，易于辨认，显然是峙峪人有意识的骨雕。峙峪遗址出土了一件石墨磨成的钻孔装饰品，这说明峙峪人相当进步，已能使用技术很高的石制工具。最有价值的是，在柿子滩遗址发现了两幅山西迄今发现最早的岩画，均以赭红色赤铁矿粉末涂绘而成，一幅为裸体女性图，一幅似狩猎格斗图或舞蹈图。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用图画形式反映生活的要求，有了丰富的精神文明生活。峙峪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对研究旧石器晚期文化及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详见：峙峪遗址与峙峪文字、贾湖遗址与贾瑚文字）
古埃及文字起源于公元前2750年；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起源于公元前3100年。所以，汉字是世界文字的祖师爷。
[转载]文字起源的年代（文博居士）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认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起源时间最早，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两河流域的的楔形文字起源年代是公元前3000年，中国的汉字起源年代最晚，是公元前1300年（殷商甲骨文）。而最近的材料（主要是考古材料）证明，中国的汉字起源年代最早，距今2.8万年。有峙峪文字为据：
第一个字是“男”，后单独表示“人”。第二个字是“女”。第三个字还有争议。
古埃及文字起源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700年之间。即古埃及文字起源年代不超过公元前3000年。他们的最早有字实物，出土于一座古墓。是古墓里边的一个木板浮雕，是死者的墓志铭。年代约公元前2700年（下左图）：
浮雕右侧的图像是纳尔卖调色板，是一幅组图，没有文字，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由这两幅图可知，-2700年的文物有文字，-3000年的文物没有文字。所以古埃及文字起源年代在-2700和-3000年之间。
据一位美国学者最新研究结论，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人称“泥板书”。泥板书是由泥球发展而来。现存最早的泥板书是公元前2200年的文物。
由此看来中国的汉字起源年代最早，可以代表世界文字的起源年代。
峙峪遗址与峙峪文字
峙峪遗址,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峙峪村发现了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据C14同位素年代测定，峙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2.8万年。峙峪遗址的出土文物非常丰富，石制品约15万件，还出现了比较进步的间接打制产品，如扇形石核和小石叶。有一件石墨做成的穿孔装饰品，光滑的一面和边缘都经过磨制，摩擦痕迹很清楚，它表明远在2.8万年前，钻孔和磨制技术已在中国出现。同时，这些石器标志着典型细石器雏形和复合工具的诞生。通过对峙峪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研究表明，发现在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内有众多的马类猎获品，实为旧石器遗址之罕见，因此峙峪人又被誉为“猎马人”。峙峪人以弓箭和棍棒捕获这些草原动物，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创造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最为出色的的猎马人文化。峙峪文字供有三个文字，刻写在一块野马的肩胛骨骨板上：
显然第一个字是“人”字，第二个字是“女”字，第三个字表示阴阳好合（前二字上部的符号表示“头饰”）。实际上，此处的 “人”字和“女”字，表示的都是“人”的概念。“人”字， 表现的是“男性人体”， “女”字 表现的是“女性人体”，故古人通过对人体不同形态的描绘而充分表现了“人”的形体特征。
这是最早的汉字，也是世界最早的文字，距今2.8万年。
贾湖遗址与贾瑚文字
贾湖遗址河南省舞阳县沙河之滨的贾湖史前聚落遗址，是一处距今约9000—7800年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1983—2001年，曾先后进行了7次科学发掘，揭露面积2600多平方米，发现房址、窑穴、陶窑、墓葬、兽坑、壕沟等各种遗迹近千处，陶、石、骨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数千件，特别是大量的栽培粳稻、30余支多音阶鹤骨笛和出现于贾湖二、三期文化的距今8600—7800年的10余个契刻而成的符号，更为学术界所重视，我们认为这些契刻符号具有原始文字性质。贾湖人发达的宗教文化和音乐文化，是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的。贾湖所在地区，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贾湖人又有发达的稻作农业，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动物类食品和植物类食品，也为巫师阶层的形成和精神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为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贾湖原始文字便应运而生了，从而奠定了汉字8000多年的基础。
在遗址中的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发现了10多例契刻符号，除了在骨笛上所见的设计音孔时的刻记和契刻骨板上的单道刻记外，可以确认的契刻符号共发现有17例。其中龟甲有9例，骨器上3例，石器上2例，陶器上3例。 学者们认为他们都是原始文字。请看一下例证：
这些就是距今约9000年的文字。
汉字起源的动因
中国汉字演变的资料
第一种，以祖先的图腾崇拜物为姓氏。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的百家姓，有些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如：熊、马、牛、羊、龙、凤、山、水、花、叶等。但可惜这只是一些推测。由于年代久远，史前无据可考，到底哪些姓氏源于图腾崇拜，已不得而知。因为当今的‘熊、马、牛、龙、花”等姓氏，于史书收及传说中均可查到源出，但并不与图腾有什么联系。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曾率领“熊、黑、貅、貔、虎”等，这些“ 熊、罴、貅、貔、虎”等可能就是图腾氏族的名号。但这些氏族的名号究竟有哪些传递下来，成为其后裔的姓氏，也已难寻蛛丝。有案可察的是“姜”。
在古埃及统一王国建立以前，各州崇奉的地方保护神多为动物形象，如牛、羊、狮、虎、鳄、蛇等，它们分别被各州奉为神圣。在南亚次大陆印度，有一种被称为永恒的宗教jaina，意思是“胜利者”。在耆那教文献中，对于每一位祖师都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色彩和标识。如一祖以公羊为标识，二祖以象为标识，其它各祖也多为动物，如马、猴、蛇、鹿、山羊、公猪、犀牛、水牛，以及鱼、龟、狮等。
以动物为师或以动物为祖，似乎是初始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文化现象。人脱胎于动物界，在面临生存的挑战中，人们需要辨识万物。人类与具体动物或植物的关系，首先发生的是“识”的认知，越熟悉的正是“食”的越多的东西。人只有在解决“食”的过程中，才会观察世界的同与不同，才会出现语言来区分这种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贯穿那一历史时代的全部文明现象。“食”是人类学习的第一驱动力。为生存和繁衍，人们对自然的关注集中在“食”与生存（避害）有关的事上。凡对人们有所帮助，无例外受到人的偏爱，它们将先于人得名。人随动物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宋代思想家张载《西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动物与植物之名，来自于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举例来说，人民初形，尚不知“名”为何物，且无为己树名的需要。但“食”要有名，以供辨识，因此“物”先被辨识，先得其名。人们则以自己观念中的“物”名来标识自己，人名等同物名。若以野猪为标识，该部落就是野猪部落；若以狼为标识，该部落就是狼部落。野猪部落以野猪为祖先，狼部落以狼为祖先，后人诧异，古人满意。它的道理存在于“物质是第一属性”中。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在“人”的主体意识出现后，人的名号才成为必要。当“人”类同于动物时，名号与动物同。当人要与动物区别时，人的族群意识才会膨胀，部落、氏族得以冠名。只有在生存环境彻底改善，人的自我性状才会凸现，出现较为抽象的名字。
我们常遇到一个引进概念，这就是图腾（即中国的“饕餮”），意为“他的亲族”。图腾一词来源于英语Totem的记音，图腾的语源出自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本是作为族群的标志。据施密特说：“图腾崇拜是一些民族中一种离奇现象，即是他们以为自己的家族和部族与某种动物有血统关系”。佛雷泽也认为：“图腾是野蛮人出于迷信而加以崇拜的物质客体”。如同人类历史止于洪水，在很多书籍中，人类的文化止于图腾。以图腾解读文化现象的人未必清楚，图腾一词定义的是人类史前一段“认知混乱”，入史后的一段“集体失忆”。图腾一词不能对远古人民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进取精神和聪明智慧给予肯定，是对人类史前文化解读的一次失败。
《抱朴子?对俗》说：“太昊师蜘蛛而结网”。《国语?周语》说：“稷勤百谷而山死”。傣族人说是古代的织布鸟教人盖房子，两面坡的大屋顶象征着凤凰的双翅。栗粟人说是苍蝇教人像它搓脚一样用木棍相搓取火，一把干草就能在他们手中升腾起火焰。怒族人说是蜘蛛教会他们凌空架线，怒江两岸因此出现了藤篾制的溜索。许多传递在民间的故事，重复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事实：人在与动物比肩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的先民从未放弃过学习。这种上下求索的精神，图腾一词无法概括。由这种学习建立的语言词汇，链接了古今文明。语言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人类在学习过程中认识了万物，动物、植物被细分，其名其性大约都在手掌之中。他们开始以动物（植物）之名立身，但这不是图腾崇拜，而是对自身劳动成果的肯定。它来自“食”的驱动，造就了天下万物各具其名，人们也从此有了各自的专属名称。后人以此为荣，奉为先，视为祖，理所当然。
在今天中国人的食文化中，表现在吃与补的关系上。这些概念的形成，是古人吃什么是什么的逻辑推演，吃同一食物的人被看作是有血缘关系的同类。在甲骨文中，“乡”是两人围食（簋）而坐，所以“乡—亲”。在少数民族地区，能在一起进餐就不再视为敌人，进餐的方式，绝不能采用西方的分餐制。“食”是一种血缘上的认同。它被现代人误读为人与动物、植物建立的血统关系。
拉祜人以虎为标识，并认为自己与老虎有亲缘关系，而拉祜的含义是烤熟了的虎肉很好吃。蒙古人对狼非常尊重，在食用猎获物喝掉狼的血后，会认为狼的灵魂也随之进入了人的身体，并据此说自己是狼的传人。东北的鄂温克认为，熊是人类的祖先，所以他们从不直接呼唤熊的名字，而是使用亲属关系的称谓。如公熊叫“合克”或“额特尔肯”，意思是祖父；母熊叫“额沃”或“阿提尔康”，意思是祖母。
养蒿苗语中猪被称为“笆”，或叫“母笆”，它同表示父亲的发音相同。苗语吃猪叫做“弄笆”，是苗山大祭盛典之一。石启贵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后介绍：舅辈倒抬猪腿，出门时要大呼三声，“同姓者远避，忌肉来了”。所谓同姓，是椎猪家人的姓，于是与主人同姓者闻之纷纷躲开。吴晓庆总结苗人吃猪的特点说：祭祀猪一定是家养，不是随便在外边买的。杀猪不用刀，由外姓人杀猪，自己不能动手。由主人邀请族人同吃，从不独享。这种与祖先血脉传承的食文化，寄含了对祖先功业的怀念与对逝者的心理回避。
在我国许多民族中，对这种古老的标志物仍然记忆犹新。例如布朗人认为竹鼠代表父母的灵魂；保亭黎族人则以猫为标志，设有专门安葬猫的猫山；赫哲人以熊为标志；苗族人中的动物标识，在湘西、黔东北以野猪系为多，湘西有犬系。瑶，畲两族也以犬为标识，贵州、湖南有水牛系，而猴系则集中在瑶族和布努人群间，还有鱼系分出的氐人。怒族则有蜂、虎、蛇、麂子、马鹿等部落。在彝族地区，查彝族人祖先的名字，也发现第一代祖先总要冠以动植物和自然现象之名，如云南武定彝区氏族名称有：蜂（都卑普）、鸟（对素普）、虎（薄以鲁普）、獐（阿鲁普）、梨（斥普）、鼠（地哈勺普）、凤（地阿勺普）、龙（卢丝普）等。鄂伦春人则以动物名为己名，至今留存，如“蒙坤保（小鱼）、托恩托元（鹌鹑）、期那赫（喜鹊）”等。
旬子《正名篇》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通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质世界被细分，文化观念逐步建立，人群也被区分。在少昊建立的鸟王国里，很多东西叫做鸟，“使四鸟，虎豹熊罴”。在鸟王国里做官，也是不同的鸟儿们。虎豹熊罴显然不是鸟，这种界定不严的称谓，和以鸟为旗帜的社会，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已经拥有了某种共同观念和共同意志，而“鸟”则是需要解读的文化现象，鸟的概念同虫的概念一样，是文化的旗帜而不是单纯物的属性。
古文虫字，写作“?”形，像一个耳朵。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现代版）》指出：“?”的音读若“回”。虫的字义和音义揭示的矛盾，表现了古人造字凸显文化观念的原则。虫的历史久远，但今人并不知虫何以得名，又如何得形。大大小小名称各异的“虫”，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群，他们都集合在“虫”的旗帜下，那么“虫”是什么，缘何因作“虫”？古人云：“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上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盘古身上诸虫，化为黎民，是一条重要的历史信息，但被善良的人悄悄遮住，不愿讨论，因为我们确实不相信人由虫化，我们相信自己更文明。
毕竟还有历史信息透露出来，如“伏羲以人事纪；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共工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少昊以鸟纪，故为鸟师而鸟名；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伏羲以人事纪”并无错误，但现在看来，少了“故为人师而人名”几个字。伏羲显然没有做到以人名师，他仍然处在以“虫师而虫名”的时代，但已经开始以人纪事了。这是“虫”的出处。但蛇称长虫，虎称大虫，本已具名，还有必要再用一个集合概念来表示或涵盖它们的各自属性吗？人类社会有何理由需要这个“虫”社会。
虫自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其社会分工明确，而且各尽其职。它们的觅食能力，生存适应性和强大的繁殖能力，经过了千百年自然界的筛选，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能够确保种群延续的需要。而这一切，可能正是当时的人们所需要的。
定居生活是人类文明的开始。《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来的人们走出大山，走出密林，在距水源较近的地方安家落户。《物原?天原》说：“神农始察土宜，辨水性，以定民居”。定居生活也为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淮南子?修务训》说：“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我们所讲的中华文明，大约自那时开始。
走出大山和密林的定居生活，面临着种种危机，最经常的威胁来自野兽和人类相互间的攻击，为了保护自己和族人的安全，他们在居所周边开挖了深达数米，宽近十米的壕沟，用沟土建起环绕居址的土垣。环壕土垣之形，若用符号来表现，就应该是一个近似圆形并留有出口的图画线条。
在甲骨文中，母亲的母字，就是这样的形状，写作“?”。它是鱼形环壕土垣围绕起的村落与跪踞之人的合形。鱼形环壕代表了她们亦渔亦佃的生活，这是最早的“纹”形符号之一，也为“鲲化为鹏（鱼化为凤）”埋下了伏笔。
母也写作“?”，在伏羲以人事纪后，“?”站了起来，即今之“母”，抬头起身之像。“?”的形状得到承认和传承，说明那时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环壕村落，并且有更多的人正在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它表现了一种文明的状态。文化是以“纹”化之，它指向的是群体的生活方式，不是个体的张扬。在野兽多于人民的现实世界里，人们无疑需要强者的保护。男性在解决食物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狩猎，也可以参加采集，其能力似不在女性之下，以分工导致母系社会的产生恐难以服人。女性担负人类繁衍的天赋权利，但古人如是，今人也是，并不能成为母系社会产生的必然理由。我们至少可以证明，母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观念。观察灵长类动物生活习性，除极强悍的个别，大都选择群居生活，并毫无例外的由一雄性统领，若干雌性和幼体构成的群落是主要特征，人类不可能自发产生母系社会的概念。
人由动物转型，自然带有动物的本能，为自己领地的争夺，群与群之间并不友善。由雄性掌控的群体会攻击向他挑战的同性，这固然可实现种的延续，却不利种的扩大。更糟糕的是，群内雄性领袖发生的近亲交配，使群体内的排序发生混乱，造成了种的退化。这是母系文化首先立足的原因之一，是物竞天择淘汰了雄性的统领，对于定居之民更是聪明的选择。它使人类相互倚存的理念，人类伦理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游牧之民和渔猎之民先于农耕社会出现父系文化，其母系社会的有无目前尚有争论。这很重要，没有相互倚存所建立的群与群之间密切接触，就不会有“社会人”的出现，系统语言的发生将被无限延期。许多的鱼形村落建立起的小社会，使群的差异缩小，对自然界的共识增多，人们有了相通的话语。
不必讳言，“?”就是现今汉字“虫”的原形，躺倒是虫，起身是母（人），远古文字工作者对它有明确的定义。母字的含义是清晰的，其音读也能寻到，但将躺倒的母视为“虫”，颇值玩味，其音读的形成应是关注的重点。古文虫字，音读若回。虫之总名，音读若昆。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音读若虫。
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人类发音离不开由动物发音向人类语音的过渡，我们是否可以用喉声读出，我以为可以试一试。“?”音有浊声母“He”，其音模糊，该音何指呢？
虺。音读若回，是古人形容打雷的声音，亦作虺虺。
豗。音读若回，喧豗是轰响声。
古人尚不善用口腔发音，发出“虺虺”之声，音记为“轰轰”。虺是打雷的声音，那么“虺虺”就是古人在模拟雷声的读音。
《楚辞?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王逸注：“帝为天帝，阍，主门者也”。又：卯，昌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像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可知负责开关天门的是“阍”，阍读是“He”声，雷声可封为帝，叫帝阍。
“吾令丰隆乘云兮”。王逸注：“丰隆，云师”。有“云师丰隆也”名。若喉读丰隆音若轰隆，云师丰隆也似雷声。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浊读昆仑，音若轰隆，昆仑之墟，帝之下都，昆仑依然是以雷声命名。
《河图稽命征》说黄帝母“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于青邱”。《河图帝纪通》说黄帝以雷精起，立雷雨之神。黄帝似以雷声，即轰隆之音立名。
《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太平御览》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庄子?马蹄》说：夫赫胥氏之时，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知，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黄帝娶嫘祖为妻，以其始蚕，故为先蚕。《史记?五帝本纪》记：嫘祖为黄帝正妃。嫘祖也可写作雷祖。《湘衡稽古》云：雷祖从帝南游，死于衡山，遂葬之。今岣嵝有雷祖峰，上有雷祖之墓，谓之先蚕冢。岣嵝为衡山主峰，故衡山也叫岣嵝山。喉读岣嵝，音若轰隆。袁珂因此感曰：其实黄帝即古之雷神。
笔者以为，所谓的虫社会，就是“鸿”文明的初始状态。“虫”字本是“母”的原型，是当时人们对于定居于土垣中从事渔佃农业人群的画像，因其文化以雷声代表春天开始农作，其雷声“轰”与字形“母”因此结合，母是鸿人的居所（混沌）。后人舍弃“母（虫）”文化中的多种动物、植物标识，将其典型文化抽象为“虫（鸿）”，以概括这一时期文明的主要特征，也因此记载了一段史前文明。
远古没有“母”的概念，“母”的音读由“木”义转，笔者在“木”文化中细说。这就是“虫（母）”字的形与音的来历，也是“帝鸿”文化的源头。远古没有文字，人们记忆的是文化，“?”写作耳朵形，留其声韵“鸿（虫）”，“?”则承“木”读而母仪天下。
帝鸿一直被视为男性神，其实不确。《礼记?郊特性》云：“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史记?天官书》说：“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国语》记：“黄帝能成命百物”。这里的黄帝，指的是春天雷声所催生的万物，但这时的黄帝是“鸿”，也就是虫，黄帝初形，应该是母性大神才对。《月令》和《吕氏春秋》中有“中央土，帝黄帝，神后土”也说明这一点，后土读作混沌。
在中国文化中，黄帝表现为母性神。我国人民自古以农业立身，距今七千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如此，上溯一万年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也如此。我们可以推测，远古人民在认知了雷声所代表天的巨大能量，又认清了打雷、下雨的初步规律，于是随雷声起舞，以耕以渔。雷声预示着春天的来到，雨水渐丰，大地复苏，农时又到，人们要开始新的一年劳作。于是有了二月二，龙抬头，有了三月三，虫王节。人们集合于山坡旷野，“嘹歌”以唱（广西壮人），“了那”以跳（湘西苗人），或以乌米祭祖（江浙畲人），上巳踏青（中原汉人）等多种方式，表达中华各族人民对雷文明即帝鸿，也就是后来说的黄帝文明感激之情。
雷声是中国“天”文化的先声。它是为农业服务的，与人民利益一致的，因此是受到拥戴的天文化。俗语“雷打惊蛰头”，惊蛰时听到雷声，主年景风调雨顺，所以“惊蛰闻雷米如泥”。若惊蛰前打雷，人们会很失望，“先蛰未蛰，人吃狗食”，而“秋孛辘，损万斛”，孛辘义为雷，是丰隆音转，秋天打雷，农作物的损失可就大了。正是这些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使中华先民产生了天有意志力的思维，敬天、畏天的复杂感情同时产生。回头再看盘古“身上诸虫，化为黎氓”一语，是否昭示一个统一的世俗社会雏形已经出现。
雷电是中国先民的原始崇拜，古人将雷电看作天地正气，是天罚的执行者，雷电可以对各种邪恶示以惩戒，对人类的不孝、乱伦、浪费、谎言等不良行为置于雷电的恢恢天网之中。正是雷电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洞察世界无所不在的能力，以及人民心理所诉求的正义化身，“虺虺”成为震撼人们内心的最大威慑力量。这就是帝鸿文化出现的原因，古人以天的力量纠正自己的缺陷，并将人的美好品质附于天的正义，人类社会具备了人性的光辉，因此不再为虫，后人因此祭奠鸿。
蒙古人民最敬天地，凡做事必敬天，因此蒙古人畏雷，“每闻雷声必掩耳，屈身至地”。蒙古人认为雷声是“天叫也”。得罪天会遭雷击，在蒙古诸汗往来文书及上谕中，常有“在天地的气力里……”一句。
在汉民族语言中，也常信誓旦旦的表示，“若要撒谎天打五雷轰”或“若办了坏事出门就叫雷劈死”。云南克木人对违反了族规的男女有仪式惩戒，仪式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安排族人手提斧头，从犯错误人的头上凌空劈下，表示雷神的惩罚，也表示已向雷神认错，请雷神以后不要再劈。
鄂温克人对雷电极为虔诚，他们认为雷神住在天上，像一个老年男子，掌管着雷的一切，操纵着整个世界。所以在生活中处处小心，惟恐触怒雷神遭到厄运。他们将被雷击过的树木制成箭，小动物或各种各样的玩具，在上面涂上红色，佩戴在孩子身上，认为雷击物有避邪去病灾的功能，在鄂温克人心中是平安祥和的象征。
聚居在贵州雷公山上的苗族支系自称嘎闹ghab nes，民族学者解释“闹”的意思是鸟.。这些苗族同胞许多住在雷公山上，山高谷深，气候寒冷，但他们被称为短裙苗。李廷贵《雷公山上的苗家》记录了一首小诗，诗云：过去我们穿长裙，粘鸡屎来家，弄脏了饭锅，雷公打我爸爸，现在我们穿短裙，穿短前短后，人家称我们是高坡傻。苗家人说，过去穿长裙，很长很长象扫帚一样拖拉，现在穿短裙，学那锦鸡样。过去女孩子穿的短裙，裙后两条绣花彩带，就是仿照锦鸡的尾羽，在身后如同凤尾摇曳，翘起的裙边，似乎是锦鸡开屏。据苗族学者介绍，自古就是这样的穿戴，同时认为现在穿长裙的苗人过去也穿短裙。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苗族人迁徙经过楚地，是祝（父）文化区，至今苗族有竹（祖）救人的传说。长裙是帚尾（慧星）的模仿，是颛顼文化的民俗体现。它证明苗族自称“卯”或“蒙”的概念属于母（木）系文化传承，虽已完成向父系文化的过渡。
短裙苗为避束缚，坚守理念，走进深山，让笔者深感文化力量的震撼。每当读及“雷公打我爸爸”一语，心中总要怦然而动，他们是如此贫穷，对待生活又如此达观，他们因闭塞而文化落后，却因执着的理念令后人尊敬。在雷公山居住的“轰隆”人，在解放前没有出现地主富农，“隔山赶肉，见者有份”，社会风气以公为荣，历史上一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这正是“鸿”文明的典型特征。
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先知挪亚派孙子合剌汗去了北方，合剌汗的儿子是乌古思，他有六个儿子，长子名“坤”，意思是太阳，次子名“爱”，意思是月亮。他们来到了东方，由此产生了蒙古、突厥诸部落。拉施特记录了一段人们未知的远征。在中亚、欧洲、蒙古和中国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了具有西方人特征的骨骼和文化遗存。匈奴的骨骼也具有蒙古利亚人与欧洲人混杂的性质。公元四五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其种族具有高度混杂性，蒙古利亚血统仅是诸因素之一。拉施特的记载是有依据的。
在我国文献中，记载了公元前200多年的伊犁河流域有乌孙国。《汉书?西域传》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与匈奴同俗。前200年建立强大国家，首都位于伊斯塞克湖东南岸的赤谷城，国王自称“昆弥”。突厥语“昆”是太阳意，“弥”是指“众多”，合起来是“神圣的太阳”。阿尔泰语的“昆”与汉语的“君”同义，有至尊之义。
拉施特将乌孙记为“husin”，中文记作“许慎（析支）部落”，有时也记为“万孙”，“husin”是双音节，在汉语言文化中，sin是上音，“上”属于另一个概念的文化，如《周书?突厥传》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索也是sin的音记。
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鲧读作“棍”。黄帝北逐荤粥，荤读作“浑”。匈奴自称“胡”，其词根“khun”有太阳义。在突厥语中，太阳被记作：Kyn、Kun 。《隋书?铁勒传》中北方部落有“浑”部，“?昏部”。这些音读，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大家族。“Kyn、hu、坤、荤、荤”等音是一个未明的概念。
我们说过，? ，虫之总名，音读若昆。“昆”也是虫。说文》：“昆，同也”。昆道尚同，昆义为同。而同通于混，《太玄经?玄图》：“六合既混”。注：“混，同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作“有物昆成，先天地生”。可见昆、混音近而义同，其实二者实出于一音，口舌之变而已。“坤、昆、荤、胡、鲧、温”等音，都是在讲述一个意思，就是“虺（鸿）”。其音差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发音方法（鼻音与口腔音）的差别，它们都属于“鸿”文化。口舌之变，音记之别。笔者以为，拉施特《史集》将合剌汗[轰隆汗]的后代“坤”说成是太阳，“爱”说成是月亮，是一种历史性的误会。
因为雷声（虺）不是太阳，若我们确实坚持语言的物质属性，“坤”只能是“鸿”。太阳是人类直观的产物，不是思维的产物。直观的太阳温暖，可以慈祥或严厉，由此发生的文化直白而逻辑简单，世界上的太阳神大约都没有多少文化内涵，或温暖善良，或粗暴傲慢，依其地位气指颐使。在中国，这种东西没有地位，中国没有太阳神，不是没有对太阳的思考，而是将太阳的行为逻辑实践化，它叫“羲（和）”，属于“稷”文化，是对天的又一种新认知。
合喇汗就是轰隆汗。合喇汗的孩子来到东方，那末就有必要追寻“合喇”文化的源头。可以肯定的是，农耕之人不会将“坤（混）”音指向太阳，“爱（娥）”音指向月亮。这种直观的太阳和月亮对农耕生活没有帮助，直观的太阳“坤”是脱离实践依托后发生的主观指向。
拉施特如实的记录了中国“昆”文化，即他那个时代“鸿”文化的异化，深刻反映了“鸿”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简单化趋势，将实践中发生的“鸿”扭曲为宗教态的“坤（太阳）”，也因此标示出合剌汗的孩子再次来到东方的时间。
在达斡尔人的氏族文化中，对老氏族的称呼是“哈拉”，对新氏族的称谓是“莫昆”反映的就是这种变化。离“鸿”文明越远，异化越严重，而这正反映了文化的流向。
十组古汉语近义词辨析
我们在学习文言文的时候，会遇到许多意义相近的词，如果不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很容易产生混淆。希望以下的辨析会为你带来一些帮助。
1.逃·遁·亡
三者都指逃离某地，但“遁”多指悄悄溜走，不知去向，比“逃”更隐蔽，如“楚师夜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而“亡”特指逃亡到国外，如“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2.骑·骈·骖·驷
这几个词均与马有关，其中一人一马为一“骑”，如“每朝参往来，不过从两三骑而已”"(《北史·列传第十一之于谨》);两马并驾一车为“骈”，如“骈驰翼驱”(稽康《琴赋》)；三匹马拉一辆车为“骖”，如“载骖载驷”(《诗经·小雅·采菽》)；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为“驷”，如“汉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史记·平准书》)。
3.饥·饿·馑
“饥”指一般的肚子饿，与“饱”相对，如“饥渴而顿踣”（柳宗元《捕蛇者说》）；“饿”指严重的饥饿，指没有饭吃而受到死亡的威胁，如“饿其体肤”(《孟子·二章》)。“饥”和“馑”常连用，五谷没有收成叫“饥”，蔬菜和野菜都吃不上叫“馑”，如“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韩非子·显学》)。
4届·寺·观
这三者都是供奉祭祀神佛的处所，但“庙”是一般的庙宇，其中奉祀的是“神”，如“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晋书·列传六十三之何准》)；“寺”是佛教的，其中奉祀的是“佛”，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绝句》)；另外寺大庙小，从规模上说，“寺”至少由三个大殿构成，否则只能称为“庙”。而“观”是道教的，其中奉礼的是“仙”，如“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元和十年自郎州召至京师戏赠》)。
5.皮·革·肤
“皮、革”指兽皮，带毛的叫“皮”，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僖公十四年》)；去掉毛的叫“革”，如“羔羊之革”(《诗经·召南·羔羊》);“肤”专指人的皮肤，如“衣不暖肤”(《商君书·算地》)。
6.寝·卧·眠·寐·睡·觉
这几个词都有睡觉的意思，其中“寝”指在床上睡觉，或病人躺在床上，不一定睡着，如“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公羊传·僖公二年》)；“卧”是趴在几上睡觉，引申为躺在床上，也不一定睡着，如“隐几而卧”(《孟子·公孙丑》)；“眠”的本义是闭上眼睛(与“瞑”同字)，引申为睡眠，如“余娥之山有兽焉，见人则眠”(《山海经·东山经》)；“寐”是睡着，如“夙兴夜寐”(《诗经·卫风·氓》)；“睡”是坐着打瞌睡，如“孝公时时睡，弗听”(《史记·商君列传》)；“觉”是睡醒的意思，如“觉而起”(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7.哀·戚·悲·悼
这四个词都有悲伤的意思，但“戚”字一般是表示忧苦、悲哀，如“言之，貌若甚戚者”(柳宗元《捕蛇者说》);“哀”与“悲”有怜悯、同情的意思，“哀”的感情色彩要重一些，如“君将哀而生之乎”(柳宗元《捕蛇者说》)；“悼”则是悲痛的意思，多用于对死者表示沉痛悼念，如“潘岳悼亡犹费词”(元稹《遣悲怀》)。
8.诽·谤·讥
这三个词都是指责别人的过错或短处，但是“诽”是指背地里议论、嘀咕，如“不诱于誉，不恐于诽”(《荀子·非十二子》)；“谤”一般指公开地指责，如“厉王虐，国人谤王”(《国语·周语上》)；“讥”是微言讽刺，如“讥骂舌如刀”(孔平仲《寄从道》)。
9.崩·薨·卒·死·没
这五个词都是指人死的意思，它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等级制度的森严。“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没”等于说“去世”，后来写作“殁”。
10.负·任·担·荷
这四个词都是表示携带东西的方式，“负”是背，如“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愚公移山》；“任”是抱，如“悲灵均之任石”(郭璞《江赋》)：“担”是挑，如“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搜神记·宋定伯捉鬼》)；“荷”是扛，如“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孙亚玲 赵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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