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年人的童话·武侠小说（上）
提到江湖，人们自然要想到目前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种特殊文学形式——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以它英雄似的传奇人物，离奇曲折的情节和诡异莫测的气氛，迷倒了千千万万青年男女，也迷倒了数不清的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江湖社会及其文化的神秘性是武侠小说的背景，武侠小说充分反映了江湖 社会尤其是古代江湖社会的面貌，这也是它的魅力之源。
武侠小说写的是“侠”这一江湖人，那么，什么是 “侠”呢？
中国最早的文字学著作之一《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 “侠”字的：“侠，傅者也，从人夹声。”又解释“傅”字:“傅，侠也”,所以，“侠士，，最初指“傅士”，也就是“兵士”。兵是兵器，兵士就是携带兵器而拚命的人。可见，侠的古义是兵士、武士。后来说到“侠”总要联想到“武”，大概与此有关，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统一的东周中央政权解体，诸侯割据局面形成，社会动乱，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出现了大批无业游民，游民们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对中国后来的文化产生过关键作用的孔丘、李聃、庄周、孟轲等文士就属于这一阶层。《论语》上记载，孔丘曾被一田里干活的老翁骂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算得是儒家老祖宗，原是游士的见证。不过，孔丘之类游士尽管也把义置于利之上，但毕竟是文士。当时还有另一类擅长武术技击的，太史公称之为“游侠”。其代表性集团莫过于对中国文化同样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墨家。游侠可能是最早的武林侠客，后代的武侠多半由此而来。
当然，“侠”字还可作另一种理解，比如我们通常所说某 人有“侠义心肠”这里“侠”并不一定指有武功的人，而指一种重义轻利、急人之难的精神。这种意义上的侠士就等于义士。中国先秦时代所谓的“士”多半都可称为义士，因而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侠士，孔丘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希图教天下人亲亲相爱，极力鼓吹为义舍利，可谓第一侠士；墨家则结成组织，扶危济困“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教人为大利而牺牲小利，可谓第一侠士团体。史书记载，“天下之士”鲁仲连四方奔走，排解纠纷，消弭兵灾，功成不居，淡泊安然，也是一了不起的侠士。当时，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当时的社会也鼓励这些士人，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战国四公子就以养失去领地的游士而闻名天下。
但是，后世所说的侠士却不单是武士，也不单是义士，而是武士与义士的结合。一个武林侠客首先是会武术的，他必须尚力而不尚言，这一点使他不同于孔丘、孟轲之类主要以言语教育他人的士子。但同时，仅仅会武术、尚力气并不就是侠士，侠士之为侠是因为他把武力用作伸张正义精神的工具，他使力气为侠义服务。因此他必须同时是一个义士。江湖上，尤其武林中，对于做义上更加看重，因为会武术、尚力气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他们觉得应该强调江湖上的武士应作一个义士，否则就可能成为一个匪徒。总之，武功和侠义是武侠之上的两个基本条件。
武侠小说就是以侠士及其事迹为描写对象的一种小说样式。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形成，它终于成为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不管作者的笔力如何，所采取的结构怎样，只要是武侠小说，就一眼可以分辨出来：那一定是中国的小说。
从时间上说，侠士的出现比武侠小说的出现要早，真正成熟的武侠小说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才出现的，武侠小说成熟以后也经历了多次形态变化。我们先来看看武侠小说的发展情况。
1.源远流长的武侠
武侠小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骱段；秦汉游侠传记到 隋唐武侠传奇，明涛公案侠义小说，现代旧派武侠小说，现代新派武侠小说。下面约略加以叙述。
从秦汉游侠传记到隋唐武侠传奇。虽然，中国最早 的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有对侠士形象的刻划及其行侠仗义事迹的描写，但因为它们多为单纯的史书， 文学性不强，不能作为武侠小说之源。真正可称为武侠小说之源的应是太史公所著《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魏公子列传》等篇，司马迁曾描述“游侠”的特征：“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爰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也足多者焉。”他以为，游侠都是些“布衣”、“匹夫”，即下层人民，虽然他们的行为不合乎统治阶层的清规戒律，但他们倍守诺言，行动果决，重诺言，轻生命，扶危济困，不夸耀自己的功德，他还对古书居然没有完整记载游侠的篇章很是不满，（秦始皇统一六国途中，对防抗攻伐的墨家进行了毁灭性屠杀，对关于墨家的各类书籍一律焚毁，因此只闻秦朝建立后屠杀儒士、方士而未闻屠杀墨者）认为“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在《游侠列传》等篇中，他以一种非常仰慕的心情记述了自战国以来江湖侠士的故事，热情歌颂了他们的英雄壮举和高尚品格。
《游侠列传》中记载了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的事迹，尤以郭解的事迹最典型，郭解的父亲本来就是一个侠士，为统治者不容，汉文帝时被诛杀。郭解长得矮小精悍，从小继承父业，习武复仇，不惜性命，斗杀不休。长大后改邪归正，以德报怨，行侠而不望回报，尚义而不徇私情。一次，郭解的外甥，仗恃郭解的势力，和一人饮酒时强行灌酒，那人忍无可忍之佘，拔刀将他剌杀，因畏惧郭解赶紧逃走。郭解的姐姐一听儿子被杀，大怒道：“以郭解的侠义，别人杀了我儿子，他却抓不到凶手。”于是把儿子的尸体弃置于大道边上不理，以此羞辱郭解。不久，郭解探得杀人者的藏身之处，那人见逃不了索性豁出性命，直接来找郭解，并把当时情况据实告诉了郭解。郭解听后说：“是我外甥不对，你杀他没错。”当即放了那人。郭解不一味以武力服人，而让武力服从于道义，以理服人，所以这件事一传开，大家都很敬佩他的侠义，比以前更崇敬他。后来，因为“侠以武犯禁”，多有违犯朝廷法律的事，朝廷诛杀游侠，郭解为汉武帝所杀。但“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名，言侠者皆以为名”，成为后世侠客任士的榜样。直到唐朝还有所谓“任侠之儒”。
司马迁的《史记》讲的虽然都是历史故事，但太史公以他无可比拟的天才，把这些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比后世许多虚构的故事更富传奇色彩。所以，他讲游侠的那些篇章无异于一些历史小说，开启了后代武侠小说的先河。
东汉末年出现的《燕丹子》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武侠小说。它讲的是燕太子丹为报家国之仇，招募勇士刺杀秦始皇，荆轲应召，备受殊宠，以及易水送别，荆轲刺杀不遂，视死如归等事迹，小说精心刻画了荆轲这一侠士的形象。
除此之外，汉代人的其它著作中，也有不少武侠故事和人物。现代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武侠中篇小说《越女剑》，就出自东汉赵烨《吴越春秋》中一则“越女试剑”的民间故事。
魏晋时期，武侠小说以神怪异人故事的面貌出现，干宝《搜神记》中的一篇《三王墓》，就是其代表作。《三王墓》又叫《干将莫邪》，它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干将是著名的铸剑师,楚王请他和妻子荚邪为他铸剑，三年铸成雌雄双剑。楚王残暴，干将知道剑成以后自己肯定被害，于是把雌剑交给楚王，留下雄剑和遗腹子，希望日后能报仇雪恨。楚王仅得雎剑。一怒之下杀了干将，并派人四处搜寻雄剑和干将莫邪之子赤比。赤比长大之后报仇不成，十分伤心。有一天，赤比在山中遇到一侠客，侠客得知事情原委以后，非常同情赤比的境遇，主动提出帮助他去报仇，但提出一个条件：赤比交出项上头颅和手中雄剑。赤比毫不犹豫，立即自刎，双手捧头和雄剑送与侠客，但尸体始终不倒。侠客指天发誓，决不辜负他的心愿，赤比的尸体才倒在地上。侠客当即去见楚十献上赤比的头颅，楚王获得仇人之子的头颅，心头大喜，命人把头放在大锅里煮，三天三夜也没煮烂。侠客请楚王亲到锅边查看。楚王一到锅边，侠客举剑将楚王的头颅削进锅中，自己立即自杀，头颅也掉进滚沸的锅里。到了这时，三颗头颅才被煮烂，‘分不出谁是谁来。楚王的手下没办法，只好将三
颗头颅埋在一个墓里，称之为“三王墓”。这个故事除了神怪色彩外，还虚构了一位不畏强暴，不惜生命，急人之难的侠客形象。故事的离奇与人物的勇毅果决，已经与后世优秀的武侠小说不相七下，不失为一篇短小精干的优秀作品。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活泼自由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游侠之风极为盛行的时期。唐代初期和中期的许多大诗人如陈子昂、高适、岑参、李白等，年青时代都曾跨骏马、衣轻裘、带宝剑，一逞英豪之气。李白15岁就“游神仙”、“好剑术”，后来还作《侠客行》诗一首，其中有句子：“赵客缦故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高适《邯郸少年行》有句子：“邯郸城南游央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干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奇不死”,可见当时人们对侠客之风的推崇。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文言武侠小说达到繁荣时期，数量大，题材广，水平高。这时的作品的特点是，与前代比，有自觉地以侠客行迹为对象的小说，这就是“唐传奇”。其代表作品有：《虬髯客传》（杜光庭）《聂隐娘传》《昆仑奴传》(裴侧〉《红线传》(袁郊）《义侠》〈皇甫氏〕《谢小娥传》(李公佐）等。
《虬髯客传》可以说是唐代武侠传奇的代表作。它讲的是隋朝宰相杨素的私妾红拂，爱慕还是一介布衣的英雄李靖，夜里同李靖私奔去太原。途中投宿小客栈，遇一虬髯侠客，虬髯客与李靖共食仇人之肝，聚论天下英雄，虬髯客慷慨赠宝与李靖，审时度势，知难而退，豪气干云。现代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对这篇传奇有一段十分精到的评价：这篇传奇为现代武侠小说开了许多道路。有历史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
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而女的是美人(乃十八九佳丽人也〉；有深夜的化装逃亡：有官差的追補；有小客栈的借宿与奇遇；有义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寻仇10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在教坊曲下的密谋大事；有大量财富和慷货的赠送；有神气清朗、顾盼鸩如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驴子、马匹、匕首和人头；现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述到这样的境界”金庸先生这段话在评说《虬髯客》的同时，也透露了现代新派武侠小说的基本特色，并把二者结合了起来。对此，我们不再引述于此。
除了蚍髯客，唐代武侠传奇还塑造了许多武林侠客形象，如智勇双全的红拂女，救人危难的昆仑奴，不惧危险、勇诛夜叉的韦侍东，不畏鬼神、奋击雷公的陈鸾风，射杀巴蛇的蒋武等。这些富有英雄气慨的人物，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的人文精神要求，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明清公案侠义小说。明清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繁荣期。除传统的文言小说继续发展外，白话小说蓬勃兴起和发展。在武侠小说方面，白话小说几乎取代文言小说。这种“革命”始自宋代。宋代城市游乐场所中的一种江湖人即说书人（叫做“说话人”），用白话讲说《青面兽》、《武行者》、《花和尚》之类的江湖游侠故事。他们的努力终于导致了明代白话武侠小说的兴起和繁荣。明代的短篇白话武侠小说继承了隋唐文言武侠传奇的基本特点，但成就不同于隋唐，因为市民庸俗的气息乃至地痞市井气息带进了小说中，使小说所塑造的侠客少了些正统的英雄气质。比如《杨温拦路虎传》中的杨温，本为名将杨业后人，武艺高强，
但土匪在店中抢走他妻子时，他因没有兵器而不敢反抗。妻子被抢走后，他不是去设法营救妻子，而是只想自己丢了面子以及如何才能借钱回家。在和地痞流氓打斗中，一见对方人多势众，便撒腿逃跑。他虽然最后深入虎穴，打死匪首，救出妻子，勉强算个侠上，但毕竟英雄气不足。其它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与此类似。
明清时代最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白话长篇小说的兴起,白话长篇武侠小说开始出现并进入古代武侠小说的鼎盛时期。明代复华之初出现的《水浒传》，塑造了一系列农民起义英雄的形象，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型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其成就之高，空前绝后。
长篇小说以其反映社会背景的广阔，塑造人物的众多和丰富，场面的宏大，气氛的浓烈，使一切短篇、中篇小说相形见拙。《水浒传》也是这样。首先，它展示了宋徽宗时期，正统社会的官僚腐朽，蔡京、高俅、童贯等奸臣把持朝政，正义不得伸张，底层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是屈死就是沦落江湖，成为江湖人物即游民。同时，小说还展示了另一个社会——江湖社会鲜为人知的面貌，揭示了它对正统社会的既对抗又依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江湖小说。第二、它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侠客，他们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侠客世界。《水浒传》以前七十回写得最好，就因为在前半部中，人物给人以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感觉。明朝遗民金圣叹曾说：“水浒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这里儒侠、富侠、豪侠、盗侠、义侠、剑侠等，应有尽有。这些男女侠士，成为后世武侠小说人物形象取之不竭的来源。
不过，象《水浒传》这种纯悴的侠义小说并不是明清长篇白话武侠小说的主流。主流是纯侠义小说与宋代以来讲清官断案的“公案小说”的杂交形式，即公案侠义小说。从思想内容上说，《水浒传》其实已经带有公案侠义小说的特色即把义与“忠”结合起来乃至以忠来统帅义。《水浒传》后四十回之所以逊色，不仅因为侠客们结成了团伙的形式，不再具有个性魅力，也因为忠的观念压倒了义的观念。公案侠义小说恰恰继承了这一点，忠义是其中所写侠客们奉行的基本准则，并且义服务于忠。它具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鲁迅先生把它归纳为“叙侠义之士，除盗乎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不外贤官微行，豪杰盗宝之类。”较早的公案侠义小说是《施公案》，最有影响的是说书艺人石五昆改编而成的《二侠五义》公案侠义小说还有《彭公案》、《于公案》、《永庆升案》、《李公案》、《刘公案》、《小五义》、《续小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等。
总的说来，由于把义置于忠之下，加上作者水平不高，公案侠义小说的艺术水平不高，所写人物英雄气质不够。
现代旧派式侠小说。20世纪以来，中国武侠小说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现代新型小说。现代武侠小说经历了两次浪潮，从20年代到40年代掀起的第一次浪潮被称为现代旧派武侠小说，有别于港台50年代开始的现代新派武侠小说。
1923年，平江不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问世，获巨大成功，成为旧派武侠小说的发端。此后，在20多年的时间里，现代旧派武侠小说拥有数以百计的作者、数以千计的作品，不可计数的读者，形成了一股大潮。旧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有“五大家”、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赵焕亭、顾明道、宫白羽和还炉楼主〔李寿民）代表作品有《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奇侠精忠传》〔赵焕亭〉、《荒江女侠》〔顾明道〉、《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十二金钱镖》〈宫白羽》、《四海群龙记》（姚民哀〉、《鹰爪王》（郑证因）、《鹤惊昆仑》（王度庐）等。
这时的武侠小说突破了公案侠义小说的模式，不再以清官办案为中心，而只是以武林人物的武林事迹为中心，在题材、主题、结构、人物形象、情节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革新。它基本上形成了几种类型：第一神是结合史实或民间传说，专写武术技击，多敷陈双方打斗事迹，不涉神怪。宫白羽《十二金钱镖》就是这样。第二种是虽也结合史实，专写技击，不杂神怪，但所写武技已经大为夸张，出现了掌风伤人、咳唾制敌等超人之技以及宝刀宝剑等神兵利器；背景虽仍是江湖世俗社会，但已经虚化，有了世外之气，如郑证因的《鹰爪土》、朱贞木的《罗刹夫人》。第三种是叙述剑仙斗法，魔怪气息极浓，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
下面，我们介绍几部有特色的旧派武侠小说：
《江湖奇侠传》小说写的沙书香子弟柳迟，生性古怪，从小喜欢跟乞丐来往，经3年流浪，终于访得一个师父。这师父是昆仑派首领金罗汉吕宣良。由吕宣良写到昆仑派诸子。小说讲昆仑派是明朝一位皇子所创，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另一派崆峒派素来剽悍，两派平时私卜积下不少嫌隙。当时湖南平江、浏阳两县农民为争两县交界处的赵家坪，几百年来多次发生集体械斗。昆仑派与崆峒派在争夺“水陆码头”的冲突中，各不相让，于是双双插手赵家坪械斗，各帮一方，以求决一死战。书中最后以江南酒侠请出昆仑派祖师金罗汉与崆峒派祖师红云老祖，居间调停，剑客们退出赵家坪结束。小说不但写了江湖帮派，而且写了帮派之间“争码头”的斗争：在写法上，结构宏大，打斗场面漂亮，人物性格离奇，情节虽然不复杂，却技繁叶茂，对后来的武侠小说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四海群龙记》描写晚清时，镇江焦山的庄园主人姜伯先，曾留学日本，文武双全，是一个帮会头子，也是个侠客。他藏军火，养志士，结交江湖豪杰，专下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之事。东北闵伟如因贫穷投奔表兄镇江县县官包后拯，却受到包的折辱。姜伯先知道后，周济闵伟如，设法惩治包后拯，使包成了残废而不能做官了。这一事件又使姜伯先的仇人勾结官府，大举围歼姜家，最后姜伯先被俘，送上法场斩苜。该书在武侠小说发展上有特殊贡献，它第一次描写了帮会活动，当时又称“会党小说”。后来的武侠小说把帮会如“丐帮”、“魔教”等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之一，渊源正于此。
《鹰爪王》讲淮阳派掌门人王道隆，早年与凤尾帮结怨，凤尾帮为了报复劫走淮阳派门徒华云峰；同时被劫的还有西岳派慈云庵门下杨凤梅。于是，淮阳、西岳两派率领门下侠客，前往凤尾帮总舵一雁荡山十二连环坞拜山，一决高下。《鹰爪王》是“超技击派”的代表作，被誉为“纸上江湖”。作者郑证因不仅精谙武术技击，而且非常熟悉绿林道上的门槛、帮规、黑话、江湖帮会组织结构等，写在书中，使读者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蜀山剑侠传》小说写在四川峨嵋山修炼的峨嵋派剑侠的事迹。正邪两派分明，峨嵋派为正派，与峨眉派为敌的是邪派。正邪不两立，形成争斗。哦嵋派创始人长盾真人已升仙，现任掌门妙一真人，教出五个杰出门徒。书中主要是他们儿人学艺、成道、斗魔、得宝等活动。小说最大的特色是神魔鬼怪的描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怪小说的色彩。它首次采用了正邪对立并相互斗争的二元叙事方法。其中对人物、武功、兵器、环境、江湖门派等方面的充满想象力的描写，对后来的武侠小说影响很大。
《十二金钱镙》小说叙述山东名武师丁朝威的二弟子飞豹子，因娶师妹不成，与三师弟十二金钱镖俞剑平结怨。俞剑平以拳、剑、镖三绝声闻武林，以保镖为业，保镖时以十二金钱镖为旗帜。书中写20年后，飞豹子纠集人劫镖报复，镖师俞剑平重出江湖，率众寻镖。最后在火云庄决战，恶人受惩，正义得彰。诙书以失镖一寻镖为主线展开情节，穿插师门恩怨，人物更为平实，近似于新派武侠小说常有的结构。曾经影响过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人梁羽生先生。
应该说，长篇白话武侠小说在旧派武侠小说那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成熟度，无论是立意、取材、谋篇布局，还是情节氛围，都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语言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雅文学语言对俗文学语言的渗透，形成了独特的武侠小说语言系统，并且积累了一整套武功名称、武打术语……这些都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现代新派武侠小说。从50年代开始的现代新派武侠小说，从地域上就同旧派武侠小说有别。旧派武侠小说主要活跃于大陆，新派武侠小说则主要活动于港台。其原因大概是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它的生长土壤只能是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而1949年以后直到80年代，大陆不搞商品
经济，加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武侠小说缺乏全面的文学观念，武侠小说在大陆几近绝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实施，武侠小说在大陆又有复活之势。
港台之所以产生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具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娱乐性、消遣性特别强。港台人大多是些市民，他们一方面十分讲求实利，对缺乏市民意识的文学作品没有兴趣；一方面又耽于幻想，希望用一些超现实的江湖神话故事来帮助自已逃避过份冷漠平凡的现实。所以，武侠小说销路很好。一旦销路好，需求量就大，促使许多不无文字修养的文人学士投身武侠小说创作。作者们也是商业社会一员，为衣食计，不得不投合市民的口味，即使对武术一窍不通，也大可写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历时已30多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作家，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作品。比较有名声的作家有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萧逸、倪匡、卧龙生、陈青云、司马翎、诸葛青云、柳残阳、独孤红、东方玉等；比较好的作品更是 不胜枚举。自从1，52年梁羽生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起，武侠小说新作接二连三地推出，以至于这时的作者和出版家争先恐后地向读者推荐新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从主题、题材、人物塑造、武功描写等方 面，与旧派武侠小说相比有了 “新”意。
武侠小说的主题向来是一贯的，它总是表现侠义精神。公 案侠义小说把“义”归于“忠”的名下，使江湖侠客的除暴安良行为成为忠君爱国的行为，降低了“侠义”的品位，使武侠小说的生机和魅力失去了大半。真正说來，侠客们的原则即“侠义”乃是一种独立于正统社会秩序规范的江湖原则，
侠义并不一定与忠信相冲突，但它也不处于忠信之下，真正纯粹的武侠小说必须把侠义精神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来表现。这一点，旧派武侠小说家已经感觉到了，新派武侠小说家却更进一步对“侠”有了明确的理解，梁羽生说：“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层的鹰犬，新武侠小说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沟民，侠之大者”，宣传这样的侠义，我觉得于世道人心还是有益的。”把正义悬为行为的唯一准绳，不问与现行法律秩序冲突与否，侠客们“义之所在，生死与之”、“虽干万人我往矣”新派武侠小说充分张扬了游侠精神的实质。
侠客之为侠客必须有武力。武侠小说所表现的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的暴力反抗并摧毁邪恶的暴力的精神。侠客必须以力服人，力与正义加在一起才叫侠义。所以，侠客必须武艺高强。武侠小说必然要描写武功，既描写正派武功，也描写邪派武功。新派武侠小说在这方面大大不同于旧派武侠小说，它摒弃了旧派武侠小说过于荒诞的灵怪型武功，很少有飞剑斗法、口吐白光、腾云驾雾之类武功描写。另一方面，它又描写了比古典武侠小说更离奇、更漂渺的武功，除了外功，十八般武器较量、飞檐走壁等之外，还有了内功（气功）、轻功、点穴，暗器、用毒乃至阴谋和心计等，越来越脱离写实型功夫而涉入超现实功夫领域。新派武侠小说在这方面正确地把握了两者的界限，所写武功既超凡脱俗又不离人间，既不由于过实而失去兴味，又不由于过虚而失去可信度。它是超人的武功，但却不是神仙鬼怪的法术。这是新派武侠小说高明的地方之一。
在题材上，新派武侠小说突破了旧派武侠小说剑仙斗法、门派之争、绿林仇杀等题材范围，扩展到了儿乎时以想到的一切领域。由于武侠这一江湖人物只能活跃于古代，武侠小说的题材总带有历史的色彩。新派武侠小说初期和中期，优秀的作品往往以一定的史实作为背景，加以大量的虚构，形成历史与现实、事实和虚构之间锗综复杂的交融，往往同江湖势力如魔教、白莲教、夭地会等反抗当朝社会黑暗以及反抗民族压迫，结合在一起，类似于一种历史小说。但到了后期，优秀的作品虽然仍以历史为背景，但这一历史已经虚化，看不出是哪朝哪代，更难以找出历史事实作为根据，对江湖社会的写实描写巳经没有了，显得更加随心所欲，成为纯粹的童话故事。但是，或许人；门所喜欢的就是这些童话故事，而不是历史故事。
新派武侠小说还有一个突出的新颖之处，就是塑造人物。 梁羽生在谈到武侠小说的新与旧时说，过去以讲故事为主，现在重点在写人物，写性格。中国武侠小说由于一开始就是不 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学，由说书人演说，往往只追求离奇古怪的故事情节，很少着力于刻画人物。新派武侠小说往往不是 一味地“讲传奇故事” 而是不断地“求真”、“写人”。它比旧派武侠小说不同的地方恰好在于，故事离奇而人物真实。这时的武侠小说家们知道，既不能把人物写得象神仙妖怪（象还珠楼主那样）人物要逼真，让人感觉是一个人；但又不能把人物写得太平凡，要把人物写得象个超人。总之，武侠小说必须写英雄好汉，连流氓也应是大流氓，恶人也应是大恶人。新派武侠小说正因为刻划了形形色色的“超人”才满足了广大商品社会读者渴望理想人物的心理需求。
下面我们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新派武侠小说怍家，以便粗略了解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情形。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生于书香世家，从小爱好文墨，爱填词作诗。在大学念的是经济学，后来在香港一家报馆当副刊编辑。平时不通武术^但爱读武侠小说，最爱同金庸交流 读武侠的心得。两人在同一报馆工作，天天见面，以武侠小说的读写成为好朋友。从1952年开始，梁羽生每年写一部以上的氐篇武侠小说，有时因“市场需要”同时写三部，在不同的报纸上连载。他写武侠小说30多年，作品35部，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奠基人。
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主要写清末北京义和团“扶清灭洋”、抗御西方侵略的斗争。接着的第二部《草莽龙蛇传》，主要写山东义和团和大刀会的反帝斗争。这两部作品明显受宫白羽“社会武侠小说”的影响，比较写实，不太注重情节。从第三部《白发魔女传》开始.梁羽生的作品趋于成熟。《白发魔女传》不再写爱国主义，而以任侠仗义、快意恩仇的侠女形象，以及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深为读者喜爱。这部小说把历史、言情、侠义、童话四种特征熔为一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武侠小说模式，成为梁羽生的典型风格。同金庸、古龙等名家相比，梁羽生以“历史型”武侠小说见长。他的小说被称为“梁羽生系列”，除“冰川系列”“天山系列”之外，可按由唐代到满清的顺序排列。他的小说总是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结合，既有虚构的侠义故事，又有载于史籍的历史，亦真亦幻。《萍踪侠影》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兵部尚书于谦尽忠报国抵御外族侵略，反遭皇室迫害的悲剧故事；同时又虚构主人公张丹枫，说他是蒙元末年与朱元璋争帝位而失败的张士诚的后代。《女帝奇英传》写的女皇武则天时的宫廷恩怨栉斗争，其中的人物上官婉儿、狄仁杰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诸多事迹却是虚构，《白发魔女传》在写武林恩怨的同时，涉及明朝历史上三大怪案之二“梃击案”与 “红丸案” 这些小说既是武侠小说，又是历史小说，既有浓郁的江湖传奇色彩，又给人以逼真的感觉。
梁羽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出席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时，他努力为武侠小说争一席之地，认为“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这话是很有见地的。
金庸本名查良镛，满清著名诗人查慎行是其高祖，浙江海宁人。从小喜读武侠小说和外国传奇小说如《基督山恩仇记》等。他长期在报馆工作，编副刊、写影评。当梁羽生发表《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后，金庸也跃跃欲试，终于以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从《书剑恩仇录》起到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为止，金庸共写了15部武侠小说，花了15年时问。除《越女剑》外，他曾把他14部作品书名的头一个字排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记住这副对联，就不会把假造伪造的作品归之于查良镛名下。
金庸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家之冠，他把武侠小说这神文学形式推到了一个极难攀登的高峰。这主要表现在金庸深谙武侠小说作为一种俗文学的全部奥妙，正如有人说的，金庸仿佛是武侠小说精神情调的化身。他本人就挚爱武侠小说，他不需要把武侠小说往所渭“高雅文学”上靠。
他曾说他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娱乐自己，而复娱乐他人”，“娱乐”占第一位，而不管所谓“教育”与否，甚至不太关注史实；他还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与人’、近代‘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金庸本人就是一个江湖人，是满清时代江湖人的后裔。正因此他才发自内心地讲江湖人的故事。这一点是其他武侠小说名家所难以企及的，他们都难免给人造作的印象。
金庸的小说大多有明确的历史年代及其具体的历史背 景，以增强“可信性”。但与梁羽生不同，他笔下的历史不管多么言之凿凿，但只不过是些材料，它们完全消融于传奇中 了。正因为如此，他小说中的真人真事，许多采自野史或传说。他的小说写了历史，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却不是历史小 说，而只是关于武林人物的武林事迹的纯正的武侠小说。
金庸的小说不但风靡了港、台、南洋、欧美，而且遍及大陆。很多人废寝忘食地阅读他的作品.在海外，象“红学”（研究《红楼梦》之学）一样，也已经出现了“金学”。因为“百年一金庸”除却不符史实之弊，他把武侠小说这种俗文学的“俗”一面推到了极致，从而产生出另一神形式的“雅”趣味来，使得雅俗共赏，普通人爱看，大学者大文学家也爱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古龙本名熊辉华，祖籍江西小时候爱读“闲”书，尤其西洋小说。大学毕业后曾做过教师。很小就立志从事文学创作，写武侠小说之前曾写过言情小说。24岁时开始写武侠小说。早期作品质量不高，如《苍穹神剑》等。从《武林外史》开始，古龙武侠小说有了新起点。开始不注重刀光剑影的传统写法，着意描写人物和人性。《绝代双骄》是古龙中期最杰出的作品，标志着他的作品达到了一流水平。但就在这时，古龙不仅在文学界没有地位，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他开始寻求突破，他说：“要求变，就得求新，就得突破那些陈旧的固定形式，去尝试去广泛吸收。谁规定武侠小说要怎么样，才能算‘正宗’”。其后，他写出了独具特色的好作品《多情剑客无情剑》、《侠盗楚留香》、《陆小风》、《流星蝴蝶剑》、《七种兵器》、《天涯明月刀》、《欢乐英雄》、《大人物》等。
本来，在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但是古龙不信邪，不断努力“求新求变求突破”，终于使他的武侠小说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他不仅超过了他的同辈诸葛青云等人，而且超过了梁羽生，仅次于金庸。他的突破首先表现在，故事虽然发生在古代，但历史背景巳经淡化虚化，往往是有明确的地理位置而没有明确的时代，给人以发生在“世外仙境”的感觉。在结构上，几乎不事先安排，兴之所至，情节离竒，悬念迭出，峰回路转、扑朔迷离，似有破绽而其实完整。在人物形象上，古龙的人物都是些机智、潇洒、豪放的风流人物，如楚留香、陆小凤、李孑吹等。古龙又往往把他的英雄写得寂寞孤独而又多情多义。在辞藻上，古龙最大的革新在于他摒弃了金庸式的长句和严密的联缀，代之以含有哲理和情意的短句，并多跳跃式联接，这种欧化句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总的说来，古龙是一个通过奋力拚搏成就的武侠小说大家，他的作品不象金庸的写得轻松自在，一流作品顶多只占二分之一。
温瑞安。古龙英年早逝，其后在香港走红的是温瑞安。金庸说他的小说“为近年来武侠佳作”。温生于马来西亚，从小喜读书、讲武侠故事。长大后办杂忐、闯荡台湾、吾港。温瑞安的武伙小说数多得无法计算，有名的代表性作品有《四大名捕会京师》、《大侠传奇》系列、《白衣方振眉》、《神相李布衣》、《幽冥血河车》、《刀疤记〉、《谁是英雄》、《侠少》、《杀人者唐轲》、《落花剑影》、《今之侠者》等。
有人评论说，温瑞安小说标志着港台武浃小说的笫三阶段。他调和金庸和古龙的两极对立，在结构上比古龙作品严谨，在人物形象上又保留了古龙寂寞英雄的塑造方法，在主题和武功上恢复了金庸的鲜明与细致，在语言上则喜用古龙式短句，在情节上喜次破案推理式,悬念迭出，扑朔迷离。在他的优秀作品中，这两方面的结合居然显得极其自然，不露痕迹。在夹缝中自创新风格，确有大家风范。
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四大天王”，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写出了各具特色的武侠小说，把武侠小说这门向来属于通俗文学的小说样式，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2，现代新派武侠小说的魅力
目前令众多社会人士迷恋的武侠小说，实际上就只是现代新派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究竟具有什么样一种魔力，能拥有如此多痴迷的读者呢？
任何小说都是讲故事。武侠小说也不例外，它讲的是江湖上会武术的人士行侠仗义的敁韦。新派武侠小说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其独持之处在丁它把故事放在一个非现实的时间（古代〕和一个神秘的空间（江湖〉，使故事本身同现实拉开了一定距离而成为一种英雄传奇。在现代生活日益变得平淡、日益现实化的情况下，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离奇刺激的浪漫生活的潜在渴望。讲述现实生活中〈包括实际的古代历史中）不存在的超现实英雄故事，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
为了使故事带有浪漫主义性质，新派武侠小说的题材选择上有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一是从历史（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书上挑选，一是完全凭空虚构。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属于前一种，他们把某些历史事实引入小说，怍为故事发主的时代背景乃至故事的有机组成成分，使本来显得离奇古怪的故事具有了“可信性”，给人一种真正发生过的感觉。与此同时，正因为历史事(牛是发生在过去时间里的事，又为讲述者（作家们）凭想象虚构出不可思议的人物和事迹提供了空间，造成作品的“可读性”。
梁羽生在吸取历史题材时不只把历史当作材料来使用，而且还象一个历史学家一样，注意去探索某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有把历史作为主题来描写的倾向。比如《狂浃天骄魔女》以宋代中国、女真金国交战为背景，描写了金主完颜亮南征时，在采石矶授首的历史场面。完颜亮曾夸下海口，想要挥师南下，渡过长江，消灭南宋，却在采石矶一战中身首异处。梁羽生还在书中对采石矶一战怍了评价：“这一战虞允文以文人督师，以少胜多，建立了使敌军‘樯橹灰飞烟灭’的奇功，足可与周郎赤壁之战比美。而击败侵略，保卫国家，这一战的意义更大，又远非赤壁之战可比了。”又如，在梁羽生的“天山系列”和“冰川系列”两大系列小说中，既有反映大、小金川义军和抗清义士顽强斗争的汉、满民族矛盾，又有反映藏族、苗族、回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与满族统治者的矛盾。梁羽生总是把唐代到满清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同虚构的江湖恩怨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历史型武侠小说，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也会增长或获得一些真实的历史知识，这也是他优于金庸之处。
但梁羽生对历史的处理过于写实，却多少妨碍了他作品的浪漫气息。金庸之所以比他略为高明，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上灵活多样也许是原因之一。金庸总自觉不自觉地给予他的小说一个确定的历史年代，如《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发生于宋末元初，《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的故事发生于满清，《鹿鼎记》的故事在清康熙时代等。但金庸往往只借来一些历史的躯壳，对其中具体填充的东西却非常随意。如《倚天屠龙记》中的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等都是历史上实际的人物，但这些人却在小说中成了魔教——明教中人，并且成了虚构的主人公张无忌的下属。金庸常常这样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同虚构的小说人物搭配起来，如《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帝与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碧血剑》中的李自成与袁承志，《神雕侠侣》中的蒙哥与杨过，《鹿鼎记》中的康熙与韦小宝等。这样结合的结果，貌似真实的历史完全熔化于虚构的传奇之中，历史也服务于浪漫传奇。金庸这种采用虚构历史的方式同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所采用的方式相类似，把历史化为传奇，又将传奇打上历史的标签，主要给人以逼真的幻觉，而不是给人以历史知识。。
小说离不开虚构，武侠小说更离不开虚构，因为它讲的是超现实的故事。除了梁羽生、金庸式采取历史题材外，武侠小说家还有象古龙那样几乎完全不采纳历史材料，一味虚构。读者可以知道事情发生在古代，但却绝对找不到多少历史知识加以印证。一旦历史因素淡化.武侠小说就成了纯粹反映江湖武林斗争的小说，写起来就更加自由，读起来也更加“过瘾”。比如占龙的《楚留香传奇》、《欢乐英雄》等。
新派武侠小说受人喜爱，还在于它在主题上既保留了过去武侠小说歌颂侠义精神的特征，又加进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青年很喜欢的爱情主题。把武侠与言情结合起来，形成英雄儿女闯荡江湖的动人故事，这样就把刚正同柔美揉合在一起，非常适于娱乐和消遣。
新武侠小说几乎没有不写青年男女之情的，其中尤以金庸的《神雕侠侣》最脍炙人口。小说主人公是杨过和小龙女。杨过背负父辈卖国罪孽，处处受人排挤，在“活死人墓”中邂逅小龙女，情窦初为之开。小龙女是江湖上古墓派中人，从小居于古塞之中，清淡绝俗。杨过比她年纪略小，相遇时武功也与她相差万里，因此在古墓中杨过拜小龙女为师父，又称小龙女为“姑姑”。几年相处，二人情愫暗生，小龙女心中更明显。但好事多磨，本来好端端的一段姻缘，却偏偏遭受许许多多的波折。自此，他们离别时间达16年之久，有4次重大波折，都是小龙女对杨过爱得非常深、不惜牺牲自己而造成的。小说讲到小龙女失贞，杨过断臂，长期等待而不至，跳崖自尽而重逢，在挫折中显示爱情的崇高伟大。最后，作者满足了读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良好心愿，让扬过与小龙女在深山谷底团圆。它抛却国家大义，让爱情成了描写的中心，行侠则退居其次，可以说是武侠小说中的言情小说。
当然,一般说来，爱情尽管是武侠小说重要的主题之一， 但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只是侠义主题的构成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