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浅析

 

                              摘  要
本文拟从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历史年代与地理空间等层面着手，对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进行浅显的分析，对石峁城址的历史归属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
     石峁遗址 陶寺遗址 相关性 历史归属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末公布的最新考古成果，发现神木石峁遗址内有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构成。有媒体称其为我国史前最大的城址。
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北部分别距长城10公里、黄河20多公里。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专家初步认定石峁城址应当始建于龙山中期，延续至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无疑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黄河流域除陶寺和二里头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史前遗址。

 
这次对石峁城址外城东门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石峁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城址的发现。石峁城址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所对应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及遗址的功能。石峁城址还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背景，更对进一步了解早期的历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的相关性
对于陕西神木发现的史前石峁城址，有专家称“史书中尚未找到针对性的文字记载”，而更为有趣的是，它的发现竟然是始于山西的民间信息:“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山西进行考察，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于是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先后有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据此,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以往常被认为不靠谱的大量来自民间的传说信息恐亦应引起考古与历史研究学者的关注，因为来自民间的传说信息中也不乏有其客观存在的历史价值，石峁遗址的发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专家从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进而导致石峁遗址发现的这一客观事实来看，数千年前的石峁文化必然与河水之东山西境内同时期所存在过的地域文化（陶寺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的存在方能使得关于石峁的民间传说在山西赖以传衍，本文之命题“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浅析”也正是基于此而起笔的。
二、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之相关性
根据石峁遗址所清理出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初步认定石峁遗址的最早一处是“皇城台”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兴盛于龙山晚期，夏（距今4000年）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这个曾经的“石城”的寿命约300年许。
近年来在对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专家学者结合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距今3900年之间，并且确定了早期小城，中期大城的宫殿区、中期大贵族墓地、祭祀区、大型仓储区以及有可能集观象授时与祭祀为一体的大型建筑——观象台实际上的天坛遗址遗址等（魏文成《夏朝文明》）。

 
具体的说，陶寺文化上限为公元前23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总共延续了400年（何驽《陶寺城址陶寺文化谱系研究调研报告》）。也就是说：何驽先生将陶寺文化早期为公元前2300秊～2100秊，中期为公元前2100秊～公元前2000秊，晚期为公元前2000～公元前1900秊等三个分期。学者魏文成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和陶寺考古报告的综合分析，认为何驽的陶寺文化分期较为合理，符合客观实际，而且分析的客观数据充分详实。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300年的共存期，且石峁遗址的毁弃时间早于陶寺遗址100年，亦即在夏启即位居夏邑之后彻底毁弃，而陶寺遗址则是在经历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动乱之后方彻底毁弃。这一变化过程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文明中心由西向东逐步转向中原的历史进程。

 三、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之相关性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之处，而昔日大禹治水的孟门又恰居于二者之中。这种两者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无疑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可能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
 

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孟门曾是大禹治水第一门户，这里还保留着据说是大禹当年伫立指挥治水时留下的印有深深脚印的“禹王石”。战国尸佼《尸子》记载有“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这里的孟门就是指今山西省柳林县黄河东岸的孟门镇，即陕西吴堡县东临黄河之古隘道，大禹治水在定湖西南劈开蛟龙石壁谓之孟门也。在夏禹治水之前，因今孟门村西南蛟龙石壁将黄河东西两岸的石山连接成一个天然的黄河大石坝，挡住了黄河的去路，形成湖海，有所谓“定湖”之称。
  大禹治水在孟门西南劈开蛟龙石壁，河水顺流而下，所谓“孟门”，是大禹治水之黄河河道上的第一个大门，故因以命地名矣。
   大禹乃尧舜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授命治水，且始于孟门，而此地又恰位于当时两个大型聚落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的中心地带，况且石峁城址距离孟门的距离还近于陶寺城址，就当时工程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调动和保障而言，不可能不与当时的石峁和陶寺大聚落发生联系。鉴于此，也有学者认为石峁遗址的中晚期，很可能是尧舜禹时期用于治水的主要营地之一。除了这个营地之外，黄河对岸的不远处还有大、小尧王坪村，据说大约4600年前那里的万家寨附近发生了严重堰塞，造成了史前大洪水，后来尧舜禹来到这里治水。（山西）万家寨的名称与舜出生地的名字“万家庄”似乎也有关联。沿这一段黄河自孟门南下就是壶口和禹门口，难怪这一代留有很多关于尧舜禹的传说。

四、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部分器物遗存之相关性
    就目前石峁遗址所发现的部分器物遗存来看，其出土之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可归属于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夏时期和龙山晚期的遗存，这与陶寺遗址的出土陶器并无太多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峁遗址一处据认定为夏时期补修的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考古队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

这无疑与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遍壶在颜色使用和绘制工具（毛笔）的使用上具有极大的相关性，这说明在当时使用颜料绘画和文字书写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也许随着进一步的发掘，石峁和陶寺遗址还会有令人兴奋的发现。对于这些壁画残片，笔者倒是希望有关专家能够对这些残片逐一提取图像，然后利用电脑图像复原技术进行局部或是整体的拟合复原，也许能够使今人得以观看原画的具体表现内容，特别是也许会有少量文字的发现，那意义就更大了。看来，那时人们以颜料在一般物体上描绘图或文确实是难以长期保存的，这也正是诸多同时期遗址里难以发现文字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峁遗址发现的两处人头骨遗迹，每处均有24个头骨。据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笔者认为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且这种奠基或祭祀活动又很可能与历法的24个节气也相关，恐与社会动乱和暴力无涉。这一点从石峁遗址毁弃的时间早于陶寺遗址100年也可得以解释，在陶寺遗址晚期的100年里，城墙被扒毁，中期大墓和中型墓被捣毁，宫殿被破坏，观象台被平毁，灰坑中有残杀的数十具人骨与建筑垃圾、手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共存，带有明显的政治报复色彩。典型的是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件牛角。这足以说明陶寺晚期的统治者在推翻了中期政权后，采取了极端的政治报复行为（参见何驽《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对此，学者魏文成认为这正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那场暴力动乱的历史真实（参见魏文成《夏朝文明》）。
再者，据有关研究在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多做装饰品用，而石峁文化时期的玉器却多作礼器使用且被之后的夏王朝继承，这种玉文化的传播从诸多考古发现的夏代玉礼器之风格上也可见一斑，这一现象至少说明当时的石峁古城并非是孤立存在或与世隔绝。况且，当时把贵重玉器作为装饰品的消费阶层很可能属于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或统治者，而把玉器作为礼器，恐主要是用于馈赠、祭祀或是向上层进贡之用。通过对陶寺遗址发现的玉器和石峁遗址发现的玉器进行比较性研究，也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当时的社会地位兴许略亚于陶寺聚落，二者之间也许极可能是一种从属或是协和关系。

以上笔者从传说与真实、年代与地理等诸方面初步讨论了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从年代之角度来看，据史料记载推断二者基本上都是处在历史上的尧舜禹和夏朝较早的时期。对于陶寺遗址目前学术界将其视为帝尧方国（帝尧之都）的看法似乎较为盛行，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峁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

之前，曾有学者对陶寺遗址提出过“大都邑小方国”的命题，这是针对陶寺文化向四周辐射和影响的范围有限（只限于斗维之野、三河域内亦即指现山西南部所包括的地区）而言的。如今与陶寺遗址同时期的石峁遗址的发现，说明了昔日在紧邻这个小方国的西北地区还曾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或说是方国与其同时存在过。看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以 位于陕西北部的神木，北临内、外蒙北狄活动区域，先秦时期也属于“狄人”活动范围，但石峁遗址的规模很大，技术很先进，不像是游牧部落所建。石峁遗址与商代鬼方国的地理位置重叠，自然会使人们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但年代相去甚远。学者杨军康认为石峁遗址可能是大禹王之先祖的聚落，对此笔者认为可备一说。   
诸多古代文献记载大禹出生于西方，而石峁遗址之地理位置又恰在被认为是尧都的陶寺遗址之西北方。《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后汉书·载良传》载“大禹出西羌”，《帝王世纪》亦记载伯禹“西羌夷人也。”又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产高密（禹），家于西羌，曰石纽。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语姒，禹氏。《太平御览>:“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   
笔者认为对上述史料记载，除了“大禹出生于西方”这一点与“石峁遗址可能是大禹王之先祖的聚落”相关外，对孟子所称禹出生之地的“石纽”这一地名的称谓也值得注意，它与今之“石峁”似乎很有关联。历史上北魏时期于神木县南还曾设置过“石城”县。看来，石峁城址以石砌方式构建的特点与其名谓之由来似乎非常相关。

再者，从石峁城址的最早建设年代来看，与陶寺城址的最早始建年代同期，亦即即距今约4300年左右，而其存在的300年时间正是陶寺城址所经历过的早、中期300年，也就是说相当于从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到帝舜和大禹生活的年代。换言之，这个时期石峁聚落的统治者，当是应与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到帝舜和大禹同时期的部落或人物；而石峁遗址的毁弃时间与夏朝创立的年代大致相符（前2070年），据石峁遗址考古报告，石峁遗址创建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废弃于夏代早期。这也就意味着当初石峁的统治者及其部落因某种历史原因便随着夏朝的诞生而向东部进行了迁徙，且也很有可能也融入或是介入到了陶寺晚期那100年的动荡过程。
 众所周知，帝舜属于有虞氏部族，即所谓“虞舜”，但在很多战国文献中，虞是被作为一代而和夏、商、周三代并举的。对于这一点，现代有学者提及，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容成氏》的“破解”，为这个观点增加了重要砝码。上海博館所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记载了一批更古的帝王，包括神农氏、轩辕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共20位左右，都传位于贤而不传子。政权在这些部落联盟中辗转传授，最后到了有虞氏。有学者认为尧并不属于有虞氏，而是陶唐氏，尧是虞代的一个部落首领，后被推选为天下的共主，后再禅位给了虞舜，故仍可将其归为虞代之帝王。在楚国的古史传说系统中，“有虞”并非舜之后才有的部落国家或者舜的后裔，这是十分清楚的。童书业、杨宽等学者认为“尧舜同属虞代”、“陶唐氏为虞前及虞时之一诸侯”。
  “有虞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安终。”根据《容成氏》的相关简文来看，舜以前的传位过程很可能是“古帝王—有虞迵-尧-舜”。尧在继位前不像舜一样是平民；他的上台既不是上古帝王及尧、舜、禹、皋陶、益之间的禅让，也不像后来的朝代依靠攻伐得天下。这跟有虞迵终，而没有确定合法继位者有关。尧可能本来就是有虞氏的一个诸侯，其部族所属的“陶唐氏”。
《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答郑桓公问时，叙述虞夏商周四代的祖先为“虞幕”、“夏禹”、“商契”、“周弃”。按照《左传·昭公八年》的说法，作为颛顼之后的陈国“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可见“虞幕”作为有虞氏先祖（或者说宗神）是一种普遍的传说，“有虞迵”作为尧以前的一代古代帝王，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据此，是否可以推断，石峁遗址当为虞代时期的某一诸侯之都。尧作为当时虞代的一个部落首领，被推选为天下的共主，客观上被认为是其所居之地的陶寺遗址也有王者身份之象征的器物发现，而就目前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尚不足以证明其为王者之都。
 
  鉴于当前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正在进行之中，故对其展开深入讨论恐为时过早,但笔者相信随着未来更多史前遗址的发现和上古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灿烂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之辉煌画卷定会展现。

 

本文撰写参考了网友中庸清性無爲之《尧帝补遗（陶唐氏）》博文等网络转载之相关作者的文章，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