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爷爷说，她小时侯除了上学外，家里聘请了多个老师做家教，俱为当世名流，有的是老先生的学生，有的是朋友，也有重金礼聘的。教国文，教英文，教书法，教绘画，教古琴等等。她的书法老师同时在教冯玉祥，她本人就曾和冯玉祥一起在中南海里一起写过字。还知她的国画老师之一是周元亮，但我没有见过她画山水花鸟，只见过她画工笔仕女，极具灵气，清丽脱俗，大有吴光宇之风。只不过她画得很慢，一丝不苟，光开一个脸就要三天。
这里还有一段逸事：当她生活最困难时，街道介绍她去给宫灯厂画灯面，画一个有一毛钱的报酬。可是她老人家一天也没有画出一个来，等终于画完拿给厂里看时，人家说：您画得太细致了，你这是艺术品，我们要的是商品，用不着这么细。她说：商品我不会，我学的就是这么画，改不了。于是就作罢。
她的书法墨宝留下来的不多，钢笔的手稿信函便条签名倒有一些。她的字毫无脂粉气，倒是有一些剑气，足见其功底。她的师兄中，书法好的大有人在。
在她的屋中曾经挂过一幅没有下款的条幅，抬头是“剑云师妹芳辰”，内容是一首五言绝句：“昔年双五月，今岁两端阳，遥祝兰闺寿，分酬敬贺觞”，一笔绝对漂亮的怀素体，现在的所谓书法家中能写成这样的也没有几个。
我奇怪为什么无下款，她告诉我，写这个字的人，是她的师兄，叫姜怀素（因为崇拜怀素的字，把名字也改成了怀素）。此人是上海青帮中的重要人物，也是青帮中少有的文人，地位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曾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长而不做的。解放时留了下来，没有去台湾。
当被新政府问到为什么不走，是不是留下来有什么任务时，他说“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国民党，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杀我，我无话可说。我不走是因为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老小，我不能丢下他们一个人走，我是走不了才留下，能走我是肯定走的，任务是没有的”。这样，便也没有动他。
到了1959年，一个外国高僧到上海开道场说法，请姜怀素帮忙多召集些人来听，于是他便向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招呼，一下子来了几千人。过后不久，当局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法办了。师爷爷说实在舍不得毁掉他的字，又害怕受追究，只好把下款裁掉，保留了条幅。
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外，师爷爷的语言天才也是公认的，她从小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不论到南方还是北方，她都很快就能听懂方言并能学上来。在平常的聊天中，聊到什么地方了，她就会用什么地方的话说几句。我也到过好多地方，自认耳音也不错，听口音基本上能认定是哪个地方的话，但模仿的本领就大大不如她了。
她的语言天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即席讲话的本领。不论什么场合，不论面对着什么人，多少人，她都能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滴水不漏。特别是她从不参加政治学习，却总能把时兴的词汇用得恰到好处。
用多才多艺来形容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除了武术外，她的文学、书法、绘画的造诣也广为人知。其实她的烹饪、缝纫剪裁也都极精妙，即使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到了她的手里，也会让人余味三日。
记得有一次我和她比赛包馄饨，每人50个皮，看谁先完成。我自认为已经够快了，紧张地手忙脚乱，埋头快包；而她边说笑边干，不但馄饨个个肚圆翅尖，有模有样，并且摆放得整整齐齐，最后还是比我快8个，让我心服口服。她做丝绵衣服也是一绝，把丝绵抖松絮匀很不容易，即使是专业裁缝，也不是人人都会的。她的昆曲也唱得很地道，有时高兴，会在屋内来回走着哼上一段。据说当年曾参加过北平的昆曲社，著名古琴家管平湖、管伯义兄弟都在其中。
我正式向她学拳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不上课了，当了“逍遥派”，正好有时间去练拳。当时她住在崇文门附近的水磨胡同，院子里的地方还比较宽敞。那里离东单公园不远，但她从不去公园教，不去公园遛，也不让我们到公园练，主要是怕我们年轻气盛，总想找别人去比试而给她惹事，要求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去练。
那年我20岁，上大学二年级，正是年轻力壮，所以主要练习形意拳，把功力砸瓷实。我的太极拳和形意拳，基本是我爷爷都教过的。但以前年纪小，只要会趟子就行，并未要求出功夫。
现在在她的指导下，正好可以细细地锤炼。光抠我的三体式就用了整整一年，她让我每天除早晚练太极拳活动气血外只站三体式，不练别的。开始我还不理解，总想跟她多学点东西，后来时间一长，就尝到了甜头。这样做长功夫
确实快，而且原来练拳中的许多不顺的地方，通过站三体式把毛病去掉了。
比如练龙形时，她就用手按住我的头，两腿前后交换位置时身体不许往上起。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腰上拔和抽的力量练出来，才能体现出龙的腾。这样的练法非常的吃力，别家形意拳这样做的还不多见。
她那时才50岁出头，精力好，喜欢动，每个动作都要做几遍示范，当时她一口气仍可以跳龙形20个；而我正当年轻力壮，也才做30多个。她说她父亲禄堂公可以做300个，做虎形可以一跃3丈，令现在的人听起来都有些近于神话了。
她教拳是非常严格的，我因为和她极熟，平时说话就有些没大没小，但练起拳来却丝毫不敢马虎偷懒。记得在站三体式时，我的小手指总习惯性地翘着，说了几次还没有改过来，她就偷偷拿起了一个小木棍，趁我不备狠狠地敲了一下。说也怪，从此还真就改过来了。还有时，她会在你站三体式时，突然从后面用脚踹你的膝盖窝，如果你不是全神贯注地蹬住地的话，就会一下子跪在地上。
据她说，你们现在学拳可自由多了，舒服多了。从前老先生的时候，老师教什么学生就练什么，老师要不教新的，学生决不敢说您教我点别的吧。李洛能跟戴龙邦学了三年，只学了一趟劈拳和半趟连环拳。哪像你们现在，三天学一趟，五天又一趟，没两个月就把形意拳全胡噜完了。我当然理解她的意思，是希望我把基础功夫打得越扎实越好。
可是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学校不上课，这样的好事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上面一个命令就会结束。我说，我们要是没有别的事，能整天跟着您练，我们也犯不上着急。可现在不行，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上课就没时间了，只能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了。她一想也有道理，以后我们再让她教新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事实证明，这样的好日子只维持到1969年的夏天。前后两年半的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可说是我练拳生涯的黄金时代，现在想起仍留恋不止。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直到十年后才回来。
从她学拳之余的空隙，她也经常趁着兴致讲一些武术界的掌故，一般都是聊天中，我们问到哪里了，就引出了她的话头。讲得最多的，当然是孙禄堂老先生的逸事。怎么从小家贫，怎么酷爱练拳，怎么喝凉水吃地瓜叶子也坚持练拳，怎么手揽马尾日行百余里，怎么为族人出头动手打起来，把两根一丈多长的白蜡杆打成一尺长的棒槌，而同时把对方上百人都点穴倒在地上，怎么三丈宽的河一跃而过，怎么在故宫的墙上走了五步，怎么打日本和俄国的大力士，怎么赈济家乡灾民，怎么在赈灾义演上打明劲杂式捶，一个三盘落地连胡子都炸起来，等等。
记得她曾讲过，有一次她和父亲在屋里推手，被父亲随手一划整个人就腾空而起，一直向着屋中央的火炉飞去，这时她心中想“完了，完了”，可不知怎么，身子还没落地，又被一股风卷了回来，轻轻落到了原地。坐在一旁看的母亲也吓了一跳，埋怨说太危险，可老先生说“我能发出她去，就能把她收回来”。
她也曾评论父亲和二哥的功夫差距，说“老先生打人让你觉不出来，不疼，而我二哥打人疼”。还提到有人曾评价说“我二哥得了父亲的髓，而我得其神”，对此她也很认同。
她与二哥存周先生虽然长期不和，但那只是家务事，唇齿之争而已。她对存周先生的功夫，还是非常敬佩的。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若是我二哥还在，天下就没有人敢说孙氏拳个“不”字，要不然他非找上门去把人打了不可。
还讲到过上海某师兄搬进新居在家请客，席间请存周先生给大家表演一下，于是存周先生就提着长衫在雪白的墙上走出了三个脚印，这位师兄当即对家人说这三个脚印不许擦掉，留着当纪念。
也讲过当初存周先生是如何刻苦练拳的。据说他在上海时，夏天非常的热，不动都酷热难忍，何况再练拳。而存周先生嫌总擦汗太麻烦，就把洗澡盆里放满水，自己关起门赤身在屋里练，热得受不了就在澡盆里泡一泡，然后接着练，就这样，一天练10多个小时。
她还讲到过，存周先生曾托着50斤的铁枪转八卦。记得说到这里时，她曾非常感慨地说：“你们现在谁能这么下功夫呢？现在的人，还没有练到三个月，就问什么时候就能打人了。”。
在她的晚年，70岁以后，就很少说手讲用讲打了。于是就有不少人认为她反对讲打，反对讲用，甚至还有人认为她不会打，不会用，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我们且不说孙老先生到底传授给了这位爱女多少东西，也不说她从13岁就在江苏省国术馆女子班当教授，一生教人凡70年。只说她从小随父周游，阅人无数，见过的武术界名人，知道的武术界逸事，就足以成为一部武术活字典了。以她这样的阅历，若说是不会用，不会打，那简直就是笑话。
文革期间我们跟她学的时候，基本上每招每式她都要讲用，都要让我们体会一下。她那时的发力很刚脆，但给人以棉裹铁的感觉。刚一接触时觉得极柔软，但就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个柔软做出反应时，下面的骨头却像是铁，令你丝毫不可动摇，上面的皮肉和筋就在这一层铁上滑动。
她的晚年不讲打，不讲用，确是真的。就我猜想，恐怕有几个原因，一是她已经从技击和养身的层次超脱到了静心修道的地步，故不再轻易言打；二是年龄有关，再像年轻时那样，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三则恐怕是未遇其人吧。她也不是绝对不讲，偶尔有兴致也会说上一两句，但可惜这样的时候极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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