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平乐》中出场最多的男性服装，就是上图这款圆领大袖的带襕长袍——“公服”，头戴展脚幞头，不同的级别通过服色和腰带等加以区分，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宋代服装。但完整的一套公服不只有外套这一件，还包括了若干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只能通过文献加以推测，通过近年出土的南宋赵伯澐墓，可以有更多新的认识。
文：陈诗宇
中国古代成套服装通常包括多层、多件，如唐代一套完整的男性日常服，便包括外层衣袍、衫，中层衣半臂、长袖、袄子，内层衣汗衫，下服袴、裈，首服幞头、巾子，足服鞋、靴、袜等（参见《唐代日常男装的层次与搭配》紫禁城·2013）。由于反映穿着层次的资料相对较少，各种服饰使用的位置、结构、定名，往往是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和难点。宋代男装以往出土极少，长期以来相对完整者仅江苏镇江南宋景定二年(1261)周瑀墓一例，但穿着层次未有详细记录发表，难以明确其组成结构。
2016年5月2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黄岩博物馆抢救发掘了黄岩南宋嘉定九年(1216)赵伯澐墓，此墓未被盗掘，初步清理出丝绸服饰76件组，由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清理修复揭展，记录了敛葬时的层次，并在2017年及时做了丝府宋韵专题展出，部分文物在张良《宋服之冠》中也已有介绍。2018年蒙允参观了部分出土服装的详细结构，在此就以赵伯澐墓所出实物为例，结合宋代文献线索以及其他考古实物、图像，对其中一些发现及其源流做一梳理。
宋代男装包括祭服、朝服、公服以及若干种类的日常便服，每一种均包括首服、身服、足服、佩饰四大部分，单其中的身服，又包括穿在外的衣裙，穿在内的中衣、内衣等层次，总数不少。不同层次、属性的服装，其形制结构尤其是襟摆开合方式均有差异，如何处理是否开衩、方便活动、与遮身蔽体三者间的关系一直是历代男装形制演变中尤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也因此发展演变出了各种形制的男装袍服类型。
大约在唐至宋初，形成了三种基本的下摆处理方式：一、周身不开衩（除了衣襟交掩处）；二、后摆开衩重叠；三、侧身开衩。之后上千年的历代男装，尽管各种下摆处理方式层出不穷，但主要都以这三种基本方式为主线进行演变（《中古男装下摆结构》）。从赵伯澐墓所出土的服装中看，也包括了这三种基本的类型，通过文献梳理，还可以对部分服饰的定名做更准确的对应。
“公服”是宋代百官使用较为频繁的正式服装，有时也被视为婚礼所用“盛服”，帝王穿着则被称为“常服”。公服“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是从唐代圆领襕袍发展而来的服装。其表露在外的组成部分记录相对明确，包括了公服、幞头、腰带、鱼袋、笏、靴五件。
而在外套之内还包括了哪些衣物？我们在《宋会要辑稿》中的“賚賜”与“赐服”篇中可以看到一些线索。王公百官在五月五日、十月一日、诞圣节、生日，朝见、受外任、出使等场合，以及各国国王、使者贺正、贺生辰时，均能获得不同等级的“时服”赐服，“宋初因五代旧制，每岁诸臣皆赐时服，然止赐将相、学士、禁军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谓侍臣曰：'百官不赐，甚无谓也。’乃遍赐之。岁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将校皆给焉。”在赐服记录里，长篇累牍地使用了巨大的篇幅，一一记录各身份在每一场合所获得的赐服详细清单，里面除了外套部分，还提及了大量穿着在内的衣物，身份越高级者，获得的衣物越完整，低品级者仅可获得外套一件。
比如诞圣节（皇帝生日）赐服，最高级的“六事”包括“紫润罗公服、红罗绣襜、抱肚、小绫汗衫、勒帛、熟线绫夹绔”；盛夏的五月五日，高级者可以获得赐服“五事”，包括“润罗公服、红罗绣抱肚、黄縠汗衫、熟线绫夹绔、小绫勒帛”，以下件数依次递减，逐渐去除相对不重要的抱肚、夹袴、勒帛、汗衫，直至最低等级仅赐“罗公服”一件；入秋以后的十月一日赐服，则增加一件各种花色的“锦袍”，诸军的外衣则是“锦旋襕”；赐外任初冬衣袄“五事”包括“晕锦旋襴、大绫背子、夹绔、小绫汗衫、勒帛”。对于当时的各国使者，所赐衣服也相当丰富，比如最受重视的“金国使”，正使在朝见时可获得数量最多的“衣八事”：“紫春罗夹公服、淡黄罗绵袄子、绵背子、勒帛、熟白小绫宽汗衫、宽夹绔、红罗软绣夹抱肚、三襜”，以及相应的配件“金二十二两御仙花腰带、金五两数鱼袋、牙笏、靴、襆头”，其余等级的使者以及射弓、朝辞等场合，则还会获得各种“旋襕”“窄四䙆”等等服装……
总结下来，衣物部分包括“公服”“旋襕”“锦袍”“袄子”“四䙆”“背子”“勒帛”“三襜”“汗衫”“抱肚”“袴”等品种，配件则有“幞头”“腰带”“鱼袋”“笏”“靴”等。其中不少词汇也经常出现在其他宋代文献中，但具体对应的形制初看颇为费解。
其中，指代最明确的主要为外层衣物，如“公服”即宋代常见的大袖圆领襕袍，“幞头”即带有展角长翅的官帽，“腰带”即宋式单鉈尾革带。其余衣物有些相对也容易分辨，如“勒帛”即长条织物束腰带，在金齐国王墓以及赵伯澐墓、周瑀墓均有出土，“汗衫”即贴身单衫，“抱肚”应如后世之肚兜，即赵伯澐墓及周瑀墓所出。
有些则需进一步考证，如“袴”应为开档之裤，“三襜”应即金齐国王墓所出“蔽膝”，“旋襕”似为后摆交叠之带襕袍衫，“背子”很有可能为交领开衩衫。下面结合赵伯澐所出土情况做一大体分析。
赵伯澐身着外层衣为一件素罗圆领大袖袍，通袖230厘米，衣长140厘米，袖阔95厘米。下接横襕，横襕两侧无开衩和褶裥。符合公服“大袖曲领、下施横襕”的描述，即一件标准的宋式公服袍（图1）。宋代公服袍的如唐代一样，自上而下有也有紫、朱、绿、青几个等级。此外帝王还有赭黄、淡黄、红等几种袍色，赭黄、淡黄为较为隆重的帝王常服色，红色则是宋代尚色，此时会通过腰带等与官员朱色加以区分。
这种接襕的公服，毫无疑问源自唐代的“襕袍”。唐代正式的常服袍衫不开衩，膝下用一整幅布接成一圈横襕，又可称为“襕袍”、“襕衫”（夹称袍、单称衫）。下摆接裳本是一种古老的长衣形式，圆领袍南北朝进入中国以后，也在袍下接横襕，《隋书·礼仪志》称“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新唐书·车服志》称“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有附会古深衣衣裳相连之意。襕袍在隋唐进入官员常服制度，是唐代官员士人穿着最多的代表性服装。中国丝绸博物馆所藏一件蓝色菱纹窄袖圆领罗袍，即标准的唐代襕袍（图2）。窄袖襕袍在中晚唐逐渐演变为阔袖袍，到了北宋，定型为袖阔三尺的大袖袍服，从常服上升为公服（取代了唐代的公服样式），成为帝王百官更加正式的服装。
由于不开衩同时还要满足便于活动的需要，此类服饰的下摆一般有两种处理形式：或极其宽大；或是在腰侧打有褶裥。《宋史·舆服志》：“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襞积”。在五代、宋绘画陶俑中的一些公服襕衫形象，能看到从接襕部分往下描绘了一些褶裥，如成都竹林村后蜀墓中的襕衫陶俑（图3-1），陆仲渊《十王图 ·泰山王图》中的公服袍（3-3）。襕侧打褶的方式也影响到了日本，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以来形成定制的公卿束带装束，其圆领衫分为两种，文官和三位以上的武官使用不开衩的“缝腋袍”，在下接襕的两侧内有数道褶裥，被称为“入襴の袍”（3-2）。
墓主外衣大袖公服之内，穿着一件梅花纹罗圆领衫。通袖长194厘米，衣长127厘米，袖阔50厘米，后腰缝有一条勒帛。在观察实物内侧结构时，我们注意到此件圆领衫后摆有一尤为特别之处。其后摆自腰以下为双层，外层右侧与内襟右侧缝合，内层左侧与外襟左侧缝合，两层上端在后腰处缝合，形成可开合的双层重叠结构（图4）。
这种后摆交叠的方式，应可远溯隋唐时的“开后袄子”。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晚唐宝花纹绫圆领袍，在后摆正中有开衩，衩高48厘米（2010年据国丝馆徐峥介绍）；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16号墓出土唐代彩绘俑，其后摆正中也有一道开衩。后开衩应当来自于马上民族习惯，方便骑马活动，唐代军戎服饰常用，普通百姓也用之，一度还因戎庶无别而被禁止，“坊市百姓甚多着绯皁开后袄子，假托军司。自今以后，宜令禁断”。
开后袍袄为后世继续沿用，但开衩部分的重叠程度不断扩大，在方便马上行动的同时，御寒和遮蔽功能进一步得到加强。北方寒冷风沙大，而马上活动又需要袍服开衩，若在两侧开衩，上马之后会导致衣服前后身分离过远不便保暖，若采用后身开衩并重叠相掩的方式，在保暖的同时也便于马上活动。
晚唐至宋初的北方游牧民族多用后开交叠式袍袄，辽代壁画中所反映的契丹人形象，绝大多数两侧均无开衩，少数表现后侧形象的壁画中，如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库伦2号辽墓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开衩处在后身（图5）。考古出土的几件辽代实物中，还可以更为清晰的了解具体样式，与壁画所反映者契合。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盘球纹绫绵袍（图6），以及赤峰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西北部出土的一件獬豸纹紫绫绵袍，这两件袍服均在后身中线的下半部开衩，并在衩口处分别往右内、左外接两块梯形接片，遮挡开衩处。
由于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所以在辽金时期为北方各游牧民族所普遍接受，如青海阿拉尔曾出土一件袍服（图7）（时间约相当于北宋至南宋初，在当时可能属黄头回纥、吐蕃诸部等），再如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紫地云鹤金锦绵袍，均为此类。有时为了便于活动，辽金人还把这双层下摆分别束扎，垂于后身两侧，在一些传世宋画中所描绘的辽金人形象中可以很清晰看到这种做法，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中的胡人形象。
以上所举时代较早的后开褉袍服，重叠部分大多只在后身中部，主要作用只是遮挡中线开衩。但在宋金时代重叠部分进一步延伸，金代齐国王墓中还出土的几件袍服，如齐国王身上所着的紫地金锦襴绵袍和褐地翻鸿金锦绵袍，接片重叠部分延伸至腰侧，使开衩处从外观几乎移到了后身左腰，形如双层后摆。
这种后身双层下摆，外开衩口在左侧的下摆形制在汉人地区也很快得到流行。四川北宋元祐八年墓中出土的幞头文吏俑，腰两侧无开衩，但后身左侧却刻画了一条自腰到裾底的线，即为此类做法。在传世宋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在唐代原本周身不开衩的襕衫或圆领衫，竟然也在后身左腰处出现了重叠开衩下摆，如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徽宗《听琴图》，其右下一坐于叠石之上的听琴红袍者，可以看到后身左侧表现的一道开口和重叠下摆。另外在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梁楷《八高僧图》、南宋《望贤迎驾图》，南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南宋初《瑞应图》，山西右玉宝宁寺水陆画之“往古儒流贤士丹青撰文众” 、元《明皇观马图》中均能找清晰的形象，这些形象中大多是非正式官服性质的窄袖袍衫。由此可见，至少从北宋中期以来，除了大袖公服可能继续采用不开衩的传统形制外，一般的士人窄袖衫则很可能更多采用这种在后身左侧开衩重叠的形制。
这种后开衫，如果较短并且无襕的，在宋代有可能直接称为“袄子”（如上图4）。需要注意的是，前列图像中大量出现同时有襕，并且后摆出现重叠交错的袍衫（上图1、2、3、5）。这种袍衫下摆处如两大片旋转相接交叠，那么有襕者在宋代有可能即称为“旋襕”。（另外宋代还有“䙆袍”的称呼，则也有可能指另一种开䙆或仅两开衩的窄袖袍衫，“四䙆”有可能指前后左右均有开䙆的袍衫，详见后述。）
除了赵伯澐墓所出的这件实物外，在南宋墓葬中还出土了同形制的实物。江苏金坛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太学生周瑀墓中有两件圆领单衫，尽管简报和其他图录中均没有后背图或结构线图，但文字中指出“后襟里面自腰部向下另夹一层”，也证实了宋代这种做法的实际使用情况，由于详细结构没有展示，以往未引起注意。
赵伯澐衣着第三层之内，为四件形制相似的两侧开衩交领衫，如其中的第五层火焰纹花絁夹衫，通袖长292厘米，衣长125厘米，右衽交领，领缘、袖缘有窄条镶边。两侧开衩至腋下。除了腋下有系带外，有的还附有勒帛。
两侧开衩的衣物在北朝到唐代前期已经逐渐出现，但主要在庶人、胡服侍女、以及胡人、武士等形象中。《新唐書·车服至》 “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不开衩的襕衫是“士人上服”，而缺骻衫仅“庶人服之”。但缺骻衫比不开衩的袍衫更加方便实用，所以中唐以来，两侧开衩的袍衫使用越来越普遍而广泛。唐代开衩称“开胯”，而宋明有时称之为“开䙆”，开衩衣称“䙆衫”、“开䙆圆领”。張自烈《正字通》：“䙆，上馬衣分裾曰䙆……開骻者名缺骻衫庶人服之，骻衫卽䙆衫也。”如果只称“䙆袍衫”，则多指窄袖圆领开衩袍衫，从图像上看，“锦袍”也常常指用花锦制作的窄袖圆领开衩袍。
但交领的侧开衩衣物，在宋代男装中的称呼，可能与“背子”“长背子”有关。“背子”一词唐至明代均常见，但其形制指代演变极复杂。在唐代“背子”一词本指一种半臂衣，《中华古今注》、《事物纪原》中均将背子释为“袖短”者，唐代同期的日本文献《倭名类聚抄》中有“背子”条，引汉语辞书“《辨色立成》云：'背子，形如半臂，无腰襕之袷（夹）衣也。’”这个观念在宋人文献中也有体现，宋《石林燕语》“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提及背子源自半臂衣，但又说到当时背子已经变成长袖：“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 可见背子的形制在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成为一种长袖衣。
更详细的宋代文献描述，则描述背子为交领、两侧开衩的长袖衣物，而且作为公服的衬衣。如南宋程大昌《演繁录》卷三“背子中襌”：“今人服公裳，必里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裾加长，直垂至足焉耳，其实古之中襌也，襌之字或为单，皆音单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内必有中单，中单之制，正如今人背子，而两腋有交带，横束其上，今世之慕古者，两腋各垂双带以准襌之带，即本此也。”说到当时公服之内必衬以一种和中单类似的交领长衣。
同书卷八“褐、裘、背子、道服、襦裙”中述及道服，又以“背子”为对比：“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领交裾，与今长背子略同。其异者，背子开拢，裘则逢合两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略与裘异，裘之两裾，交相掩拥，而道士则两裾直垂也”， “详今长背，旣与裘制大同小异，而与古中单又大相似，殆加减其制而为之耳。中单掖下缝合，而背子则离异其裾。中单两腋各有带，穴其掖而互穿之，以约定里衣，至背子则旣悉去其带，惟此为异也。至其用以衬借公裳，则意制全是中单也。今世好古而存旧者，缝两带缀背子掖下，垂而不用，盖放中单之交带也，虽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再次明确提及“斜领交裾，与今长背子略同”，并且说明背子在两侧开衩，而裘两侧缝合。说明至少在南宋当时所称的男装背子，指的是一种“斜领交裾”、“开胯”的交领开衩长衫，并且衬在公服之内。
我们看南熏殿旧藏宋代帝王肖像和一些官员公服像，均可以看到在大袖公服之内，领口和袖口都露出内衬的的一件交领小袖衣，有的也有窄缘边。很可能即赵伯澐墓中衬在圆领袍内的这种交领开衩衣，即“背子”。其指代或与当时的女装背子不尽相同，但有一共同特征，即两侧开衩。《大明会典》称“四䙆袄子，即褙子”，而在《明宫冠服仪仗图》中所描绘的“四䙆袄子”，便是一种两侧开衩交领长衣。可见“背子”或“褙子”在北宋以后，一种形制核心特征便是开衩与交领。
除了赵伯澐墓外，其实早在1985年湖南沅陵也曾出土过一位由南宋入元的官员服饰，穿着的也是整套公服，外套圆领大袖襕衫，内衬开衩长袖衣，形制与赵墓同属一类，也有异色缘边，应即画像中所露出的衣领、袖口。
赵伯澐敛葬时身穿八层衣物，上身最外层为大袖公服、其内为窄袖圆领、再内为四件交领衫、最内为一件半臂衣与贴身交领衫。下身也为八层，头四层为开裆袴、三件合裆裤以及一件开裆裤（图17）。这种多达八层的穿着层次显然并非当时日常穿着，而与古代敛葬时的葬俗有关，如北宋《政和五礼新仪》载，逝者入殓时“陈殓衣九称，于东房西领南上（谓朝服、 公服各一称，余皆常服，不足各随所办）”，近代民间下葬也有“七领五腰”“五领三腰”等说法，正式的外衣之内会套穿多件重复的四季日常衣物。但从墓中的内外套穿逻辑中，结合文献也可以大体归纳出宋代公服实际的穿着层次习惯。
在宋代司马光所著《书仪·冠仪》中，对冠礼三次加冠所使用的冠服进行描述，礼前 “陈服于房中西牗下东领北，上公服、靴、笏（无官则襕衫、靴）；次旋襕衫；次四䙆衫（若无四䙆衫，止用一衫）腰带”，需要用到三套服装，即公服、旋襕、四䙆衫。将冠者首先头梳双髻，身穿最简易的内衣袄子“袍（今俗所谓袄子是也，夏单冬复）、勒帛、素屐……取篦掠发”；始加礼，戴头巾，“服四䙆衫（无四䙆衫止用衫勒帛）、腰带”；再加礼，戴帽子，“服旋襕衫、腰带”；三加礼，戴幞头并脱下旋襕更换“公服、靴”。袄子、四䙆衫、旋襕、公服之间有着明确的递进关系。
1、首先，最外层为明确的大袖公服袍，头戴展角幞头，束腰带，挂鱼袋，足穿靴。从前文提及的各种赐服清单中看，旋襕衫常常不与公服袍同列与一套，而是作为其他场合或等级的赐服外套，宋代壁画、绘画中也常见单着旋襕为外衣的情况，所以旋襕和公服都应属于可以外穿的外层衣，赵伯澐敛葬时有可能是将两件外套同时套穿。
2、中层衣应包括衬锦袍、背子或四䙆衫。即宋代画像、绘画中领口、袖口常常露出的衣物，两侧开衩，文献中也多提及背子作为公服之衬。赵伯澐墓中即在外层衣内套穿四件款式接近的“背子”作为衬衣。在有些图像中还可以看到素色外头内露出带有花纹的开衩摆边，就属于内穿的“锦袍”。
3、内层衣包括贴身的袄子、汗衫、抱肚。抱肚即类似肚兜的贴身内衣，在赵伯澐墓、周瑀墓等男性墓葬中均有出土。下身外穿开档之袴，内套合裆之裈，与唐代情况类似，赵伯澐墓中大体上也遵循这一规律，虽套穿了八条裤子，但开档者大多位于外层，最贴身也为一件合裆裈。
（有时还增加一件裹在腰腹的“三襜”增加保暖之用。“襜”“三襜”这一称呼，长期指代不明，但实际上极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缠裹在胸腹并下垂的衣物，最早在金齐国王墓中即有出土（报告中被称作“蔽膝”“抱肚”），“襜”的本意即是围系下垂的围裙，“三襜”则就形容有三片下垂的状态，正如齐国王墓中所出土一例。更为确切的依据则来自于明初若干四言杂字书中对于的图解，写为音近的“三穿”。）
作为宋代官员来说，穿着公服时，至少会内衬一件衬衣（背子），里边穿着贴身的汗衫，下穿袴，头戴幞头，腰系革带，穿靴。其他根据季节气候等情况增加穿着旋襕、锦袍、三襜、抱肚等衣物。
（原文发表：2018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服饰断代历史与服饰文物考古《宋代全套公服的结构与穿着层次——以新发现的南宋赵伯澐墓服饰为例》/作者：陈诗宇、部分写于2010年《中古男装下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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