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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开始他那占据了19世纪四分之三时期的人生时，他所进入的是一个许多观点艰难共存的世界。那一道被称为启蒙时代的光明，也就是那种在上一代人中间孕育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哲学依然在照耀，只是被悄然蔓延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黑暗搞得有些暗淡。重归法国的君主政体在此前不久又给教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它又有了寻求保留其范式王冠地位的生机。而在背景之中，物质科学的脚步仍然在平稳地向前推进，其主要动力则来自英国化学家约翰·道尔顿的研究工作，以及他1805年发表的原子理论；该理论把牛顿物理学带到了地球上，采用它的原理定义了化学这门崭新的科学背后的机制。
尽管查尔斯·达尔文诞生在一个由上帝一位论派和自由思想者组成的上流社会家庭中，但他的父亲却出于对习俗的尊重，让小查尔斯在英国圣公会教堂中受了洗礼。在童年时期，达尔文和他的母亲一道参加上帝一位论派教会的活动。随后他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在那里，他很热心地学习科学，选修关于让-巴普蒂斯特·德·拉马克那种激进的进化理论的课程。
看起来，医学院预科不那么适合查尔斯——他那糟糕的成绩导致他未能完成学位就肄业了。他的父亲担忧他可能会变得百无一用(或者，最多偶尔能用)，就鼓励他进入剑桥大学，成为圣公会牧师。对于一个辍学的上中产阶级英国人来说，神职就将是他最后的依仗了。
达尔文完成了他的神学学业，而且刚一毕业，就不理会他父亲的抗议，签约受雇于英国皇家猎犬号舰艇，在为期两年的旅程中担任船长罗伯特·菲兹罗伊的绅士伴侣。在那个时期的英国海军当中，像菲兹罗伊船长这样的贵族是不允许和组成船员的平民们交往的。因此，为了让旅程变得不那么不可忍受，菲兹罗伊给了达尔文一个旅行伙伴的职位，允许他在旅程中调查各种自然奇观。
出海途中，猎犬号上的医生，同时也是这艘舰艇上正式负责野生生物调查的自然学家，和年轻的查尔斯发生了一场冲突。这位医生解决冲突的方式就是在南美洲离船出走了。于是，查尔斯在猎犬号驶往加拉帕格斯群岛途中顺手取得了正式自然学家的岗位，使这次航行成为一次范式意义上的历史性航程。两年的旅程最终持续了五年，在此期间达尔文完全沉浸到了他对自然界的研究之中。
在踏上旅途之前，达尔文得到了一部《地理学原理》，这部出版于1830年的书或许是继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后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其作者查尔斯·莱尔爵士是那个时代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他那部在1830年到1833年期间出版了3卷的《地理学原理》，不仅正式创建了地理科学，而且还悄然削弱了教会关于创世的圣经式解释。
直到当时，人们还坚持着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即天堂、大地和生命都是如同《创世纪》所描述的那样，是神在那令人惊异的六天期间的精彩创作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教会的立场是如此地牢固，以至于它还提供了神创生地球的准确日期做为一个宗教性的事实。如果你打算给大地女神盖亚买张生日贺卡的话，这一天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天。圣公会主教詹姆斯·厄舍确定了这个日期，他的根据是计算一直上溯到亚当出现时间的圣经宗谱血统。
尽管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盲目地接受了这个创世日期，以莱尔为首的地理学家却估计，地球这颗行星已经经历了许多世代的逐渐但却充满活力的剧变，在地理学的术语中，这是由地壳的扭曲和变形所致。莱尔得出结论说，大陆、海洋、群山的物理变形，是缓慢持续的改变所致，这些改变则是由风力、降雨、洪水、地震和火山等自然力所致。
莱尔的书中，有四章都用来描述拉马克的理论；该理论同样提出，生命起源于某种久远的、缓慢的进化历程；该过程历经数百万年，某些有机体在此期间灭绝了，这种情况解释了化石的产生。对莱尔来说，生物圈的进化是行星的物理进化的完美补充。莱尔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公众的眼界，使他们接触到有关世界的起源或者说创造过程的全新观点。
在他长达五年的航程中，达尔文沉浸在莱尔的书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莱尔的粉丝，从而定期地和这位受人尊敬的科学权威通信。莱尔和拉马克提供的全新领悟帮助达尔文形成了他的最终结论，即地球历史上生命的演替也应当像地理现象一样，归因于来自自然界的原因。
在1845年，当达尔文发表他的《研究笔记》的第二版时，承认了莱尔的贡献在形成他的进化理论上的重要意义。达尔文把这本书献给了莱尔，并做了如下解释：“本笔记以及作者可能拥有的其他作品之任何科学荣誉，其主要部分均来自于对众所周知且令人钦佩的《地理学原理》一书的研究。”
1836年10月2日，达尔文回到了伦敦的家中。他会见了莱尔，并且立即与他成为了终生的好友。莱尔鼓励达尔文继续追寻他关于进化理论的研究。作为他们系列讨论的结果，达尔文开始汇编他的第一本关于物种演变(Transmutation of species)的笔记。这个标题也是拉马克在他1809年发表的《动物哲学》一书中为进化所创造的原始术语。
于是，就在拉马克为生物进化提供了某种科学基础，而莱尔在它与物理行星的进化之间建立了某种关联的同时，达尔文则专注于为驱动或者促使进化过程的力或者说机制提供深入的理解。他特别关注的是新物种何以竟会出现的原因。由于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达尔文的理论饱受了多年的折磨，直到具有讽刺意味地，他从马尔萨斯的作品中找到了推进自己概念的灵感。
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在1838年10月，也就是我开始我的系统研究的十五个月之后，我碰巧作为消遣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并且由于长期持续地对动物和植物习惯的观察，对欣赏那随处可见的为了存在而进行的斗争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个观点就立刻打动了我，即在这些环境下，有利的变异肯定会倾向于保留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则会被毁灭。”
换个说法的话，达尔文是在讲，在马尔萨斯专注于把选择过程作为一个社会消灭其中弱势部分之手段的同时，他，达尔文，则通过强调更强壮的个体的生存，把他自己的赌注也押在了这种选择过程上。这是一种很有政治头脑的举动，因为达尔文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绅士，在那种文化中存在贵族阶层和草根阶层。因此达尔文没有把选择过程归因到卑贱的草根阶层的影响，而是强调正是贵族阶层的高贵血统和遗传——正是这些人拥有“有利的变异”，从而很可能是最适应的一群——推动了进化。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达尔文在描述马尔萨斯称之为“自然界的选择过程”(Nature’s process of selection)的那种消灭社会中不利群体的做法时修改了措辞，把它换成了达尔文的术语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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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40年代早期，达尔文开始发展他的理论，但他没有和任何人分享他的结论，甚至包括查尔斯·莱尔在内。1844年，达尔文在写给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爵士的信中说，“终于有了灵光的一现，我几乎确信(和我最开始的见解完全相反)，物种不是(这就像承认谋杀罪一样)不可改变的。”达尔文所指的谋杀是弑神。如果这个理论是合理的，亦即物种是通过某种进化式的转变分别传承下来的，那就将杀掉圣经第一卷的合法性，也就是那部分定义了神与人类种族之间关系的经文。另外，注意到达尔文这里的说法也很有趣，“我几乎确信”物种是可以改变的。很清楚，甚至连他都还没有相信进化。
在那一年晚些时候，苏格兰记者罗伯特·钱伯斯匿名出版了《创世在自然界中的历史遗迹》，这本畅销书在进化论与创世论之争中支持了进化论。尽管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并且受到了维多利亚式社会的攻击，但它成功地把进化的观念大众化了，这一破冰之举使得达尔文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不必遭受职业上的毁灭之灾。
然而，达尔文仍然又拖延了十几年的时间，直到遭受到一位同事的刺激才开始行动。1858年6月，查尔斯·达尔文收到了一个足以激发他行动的邮包。这个包裹来自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一位在婆罗洲工作的英国自然学家。华莱士是一位和达尔文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的自然学家，然而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工作阶级平民。为了谋生，华莱士捕捉标本并卖给博物馆、动物主题公园、以及富有的收藏家们，并且在此过程中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自然学家。
华莱士把自己题为“论无限远离原始表型的变异倾向”的手稿的抄本寄给了达尔文，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请达尔文审阅这篇文章，并说如果他觉得该文有价值，就请他转给查尔斯·莱尔。这篇手稿就是华莱士的进化理论。它简洁、优美、专业，文笔特别好，足以让华莱士成为名符其实的“进化论创建者”，而这个头衔却单独给了达尔文自己。
由于不愿意让构建进化理论的声望旁落到一个平民的身上，达尔文恳求莱尔帮忙，保护他那宝贵的、自我声称的在这项极其重要的发现上的优先权。在一封签署日期为1858年6月26日的信中，达尔文写道：“如果让我被迫失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拥有的优先权，在我看来是很艰难的……”莱尔最终选择了帮助达尔文，他这位忧心如焚的晚辈同僚，他的做法是把他们共同的朋友约瑟夫·胡克爵士拉下水，共同卷入了一场将被后世广为人知的关于“科学史册中最大的阴谋之一”的“优雅的布置”。
莱尔和胡克精心炮制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宣称，达尔文和华莱士是熟识。这封信还说这两位“绅士们分别独立地、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构想出了同样的高度天才的理论……他们在这一系列的重要探索当中都足以分别获得原创思想家的荣誉。”其实，最简单的事实是，华莱士手中已经有了一份发展完善并且已经成文的理论，而达尔文却只有一个孵化了很久，但是仍未孵出的想法！然而，莱尔利用了他的地位精心策划、捏造、修改文件并且抄袭，从而使达尔文这位贵族能够获得第一主角的位置，而华莱士这位平民却只能获得这项暧昧含糊的荣誉，被列为第二位的、或者说后辈般的贡献者。
进化理论——官方的称谓是达尔文-华莱士理论——于1858年7月1日正式在伦敦分类学会上与公众见面，那一天刚好是达尔文收到那个包裹的一个月之后。
从表面上看，这一点舞弊行为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看可能显得无足轻重，但我们可以向你保证，这一事件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反响，这反响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究竟是华莱士还是达尔文获得这份殊荣之间的差别，就是杯子究竟是半满还是半空的进化论缩影。
从平民阶层的观点出发，华莱士认识到进化是通过淘汰最弱者来驱动的；而达尔文把同样的数据解释为，进化是最会适应的那一群个体固有的生存欲望的结果。其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在一个华莱士式的世界中，我们会提高自己，以免成为最弱的一个；但在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中，我们却会相互争斗，去抢夺作为最好的一个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当初华莱士胜出，这个理论就不会那么关注竞争，而是会更多地关注合作。
在这次优雅布置的一年之后，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就消融在了背景之中，而达尔文则随着他的代表作《通过自然选择方式的物种起源》的发表，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声望。这本畅销书的内容使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概念大众化，并且在世界上种下了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下去的恐怖观念。
最让这本书吸引全世界眼球的要数它的副标题，正如我们即将知道的，它为我们了解达尔文主义提供了更具洞察力的观点。这本书的完整标题是：通过自然选择方式的物种起源，或特权种族在生存斗争中的保存(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of Life)。此处应当强调，达尔文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一方面有足够的激进，可以在莱尔工作的地理学含义的基础上构建他的理论；同时，他也不加质疑地接受了马尔萨斯的结论，而我们现在知道后者是错误的。尽管生物学的成功显然来自对某个环境的适应，但从马尔萨斯式的立场看来，这种适应首先发生在争夺稀缺资源的战斗中。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概念，是由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创造的——巧合的是，他也是那个著名说法最适者方能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旧译为适者生存，虽然简洁，但却隐藏了原意中严酷的含义——译者注)的创造者——它强调了达尔文理论那严酷的含义。这个理论提倡通过种族纯化来改进人类，后者当然意味着筛除不被看好的遗传产物。当把它推演到其完全的应用时，达尔文理论就成为纳粹德国以国家之名批准的科学与使命。
在他的晚年，达尔文离开了学术上的达尔文主义。他不再强调生存与斗争，而是重新把他的关注点放在了爱和利他主义的进化，以及人类善良的遗传根基上。此外，达尔文还开始称赞拉马克把环境作为进化中之推动力的概念。不幸的是，达尔文的追随者们认为他的新观念无异于煽动式言论，损害了达尔文主义曾经为之奋斗并且达成的所有东西的根基。达尔文主义者们索性就坚持了他们版本的理论，而把达尔文晚年的想法当做是他逐渐衰老的后果而加以抛弃了。
在达尔文理论发表后的十年之内，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都从根本上作为真相接受了它。但这个理论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还有一个比绝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都更为强有力的影响，那是因为达尔文为改变文明的基本范式提供了一块缺失的拼图。在物种起源之前，一神论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文化信仰，因为它是唯一的能够对那三条永恒问题中的每一条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真相来源：
1. 我们是怎么来的？
2. 我们为什么存在？
3. 我们既已如此，怎样充分利用它？
尽管科学已经取得了神奇的进步，并且稳步地侵蚀着教会的权力基础，但它还不能推翻一神论作为文明的“官方”真相提供者的地位，直到它提供了“我们进化来的”作为“我们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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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种起源》发表的当时，普通大众都在忙于培育各种植物和动物，并且对影响后代结构与行为特征的遗传变异现象相当熟悉。即使是外行人，要接受达尔文关于这颗行星上的生命是由某个原始祖先进化而来，身后在几百万年的时间内跟随着一长串发生了繁殖变异的血统这一观点也并不困难。因此，进化理论是讲得通的，并且科学界和平民百姓都欣然接受了它。这样的接受就把科学放在了这样一种位置上，可以为那个恼人的关于起源的永恒问题提供某种被公众认可而且感到满意的答案，这个答案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比以前由一神论提供的关于创世的观点更容易接受。
不出意外地，教会发起了一场积极的进攻以对抗这些无神的进化主义者异端们。预料之中的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在《物种起源》发表的短短七个月之后就达到了顶峰。最后的决战发生于1860年6月，在一次由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会议上。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两篇基于新的进化理论的学术论文将在会上提交供公众考虑。接踵而来的是一场预先安排好的辩论，其中一方是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代表创世论者；另一方则是托马斯·赫胥黎，达尔文的朋友和他理论的捍卫者。
在一个电影、广播和电视都还没有发明的时代，各种辩论比它所传达的讯息本身更会吸引公众的关注。在当时，各类辩论就是娱乐活动。它就是公众的剧场，辩论者们会一直决斗到象征意义上的死亡，他们彼此用剃刀般锋锐的机智在语言上痛击着对方，其间点缀着戏剧般的高潮和辛辣的讥讽。威尔伯福斯主教是一位顶尖的辩论家，由于他在辩论中所展现出来的在获取辩论优势上的狡猾，他被称为“满身肥皂的萨姆”。换句话说，萨姆是非常狡猾的。
威尔伯福斯不是来征服进化论的；他是来从人们头脑当中驱除它的恶魔的。他所表达出来的意图是要让进化论者们出丑，从而在公众头脑中重建教会的创世信仰。这场辩论没有留下任何实际的记录，但据说威尔伯福斯在总结他的论点时设置了一个问题，让赫胥黎无论选择怎样回答都会显得像傻瓜一样。这个问题利用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家族血统和母性的尊重，有关它的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让我来请教赫胥黎先生一个问题。他声称自己是一位猴子的后代，这血统究竟是从他祖父这边来的，还是从祖母这边来的？”
赫胥黎曾被人们称为“达尔文的斗犬”，他当时甚至很犹豫是否参加辩论，因为担心被满身肥皂的萨姆的雄辩术诱入陷阱。然而，他当时给了威尔伯福斯正中两眼之间的一击，他那句闻名于今世的回答是：“我会回答您的问题的，我的主教大人。一只猿在您看来或许是一个可怜的造物，它智慧低下，步态佝偻，在我们经过时只会龇牙咧嘴、吱哇乱叫。但我宁愿我的祖先是一只猿，也不希望他是一个愿意把他毋庸置疑的、天赋的高雅和文化出卖，而去为谎言和偏见服务的人。”
赫胥黎的魔法子弹不仅击倒了威尔伯福斯，它也致命地重创了教会。只是在片刻之间，辩论就结束了——和它一同终结的，还有一神论的范式。在监管了人类的航程近两千年之后，教会被迫交出了知识的火炬，并且和它同时交出的还有对西方文明基本范式的控制权。现在，未来已经把握在了科学唯物论的手中。
狗吃狗的世界……不存在！在17世纪之前，科学把生命看做某种和谐的过程，这是本真论及其后裔自然神论所遗留下来的最后的信仰。但在达尔文之前的那个世纪，以及在他死后的那些年中，自然界的文化图景就从养育生命的母亲变成了暴力的丛林。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图景的转变是基于使用扭曲的科学，进行有偏见的观察，所得到的错误的结论。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到并当做暴力的是两类东西的结果，一类是捕食者-猎物关系，另一类是在领地、食物和配偶方面的竞争关系。后面一类暴力即使会产生致命后果的话，也是很罕见的现象。在动物的领地争端中，一旦一方确立了优势并得到另一方的承认，失败的动物就会悄然溜走，但它还是活着的。所以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不是一个狗吃狗的世界。是的，这是一个狗吃松鼠的世界，也是一个狗对着狗咆哮的世界，但狗就是不会去吃其它的狗。
尽管我们人类的确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但幸运的是，我们高居于食物链的顶端。我们不再有自然的捕食者，因而，正如不止一位愤世嫉俗的哲学家所评论的，我们彼此相互猎食。猎杀一只鹿是某种在已经建立的生命之网内的自然过程，但猎杀一位猎鹿者则是某种远远超出了自然界固有道义的行为，在这两类暴力之间存在着截然的不同。我们把暴力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的基本偏见其实是对自然界的某种误读。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使用暴力作为统治者们操作系统中的最小公分母的做法远在达尔文之前就开始了，在那种系统中，权力就是正义。然而，达尔文理论为人类的各种不人道的行动——其中即包括对个体的暴行，也包括集体力量的使用，特别是当后者有助于干掉那些快速发展的、扰乱制度的低阶层大众时——在科学上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达尔文主义还给了教会一记阴招，因为它削弱了那条关于道义的宗教观念，亦即方法和结果都应保持正当。在某种最适者方能生存的心态之下，达尔文式的适应就是一个种群在接下来的世代中保持或增加其数量的能力。因此，通过健康或者强壮下一代产生的适应是一种结果。至于我们人类究竟是怎样得到这个结果的，是通过关爱还是通过一把乌兹冲锋枪，这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最后，达尔文理论鼓励那些“特权种族”想办法给他们自己更多的优惠待遇。更为糟糕的是，达尔文主义给出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许可，使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牺牲全世界为代价来推进它自己的“特权种族”。就这样，达尔文理论把西方文明从一神论的圣典法则推到了科学唯物论的丛林法则。不再有任何规则或者道义准则……只有达氏赢家和达氏输家。
尽管很少有人真的阅读并且理解了达尔文的完整著作，但最适者方能生存这句话却广为人知，只不过绝大部分人都误解了它。这句话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某种同义反复的恒真命题，也就是把某种东西定义成它自己的炫目说法。例如，字典上定义适应(fit)一词时，在生物学的名词中，它就意味着能够生存。因此，当达尔文主义者们引用最适者方能生存这个咒语时，他们说的实际上是，“最有能力生存的那些才能够生存”。好吧，对的。不过当人类心智吃进了这句话之后，再配上狮子追捕瞪羚的图景，最适者方能生存就有了更为威胁生命的、让肾上腺素分泌得更多的意义。
然而，如果我们看一看丛林，我们就会发现所谓丛林法则即使在丛林里也不适用！当一头狮子开始追捕瞪羚时，狮子并不关心最适者，也没打算抓一头长着最大的角的瞪羚，以后留在窝里当纪念品。事实上，它会追赶那头最不适应的，因为它饿了，要确保自己能弄到东西吃。更准确地说，所谓丛林法则其实是最不适应的不能生存。根据定义，要生存，你不必非得是最会适应的那一个，你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好吧，适应。换个方式看这个问题，想一想每天有多少百分比的瞪羚没有被狮子吃掉吧。
进化论给我们上的一堂不要做最弱者的这一课，在以下这则故事中诙谐地描绘了出来。两位露营者在森林中一觉醒来，发现一只熊进了他们的帐篷。其中一个人开始穿鞋，另外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要穿鞋呢？你是跑不过熊的。”第一个人说，“谁想要跑得过熊了？我只要跑得过你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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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的进化之路继续向更为平衡的、整体的生命知觉摆动，我们看到量子力学的新规则也同样适用于进化理论。
当今的各种研究强调，进化发生在某种环境背景之中——而不是与环境分离的。进化过程可以看做一个环境持续地寻求平衡其自身。例如，假设1号有机体吃掉环境中的X并排泄Y。随着1号种群的增加，它的食物X必然会减少，而它的副产物Y则会同时增加。尽管X的损失和Y的累积会使环境略微偏离平衡，但这种情形也提供了某种机会，使得一种新的有机体，通过吃掉Y并排泄Z来茁壮成长的2号得以进化出来。随着2号种群的增加，它让Y的水平回到平衡，但代价是增加了环境中Z的数量，后者相应地支持了未来以Z为食的3号有机体的进化。诸如此类，以此类推。这是一种超级简化的实例，但正如复杂系统理论学家呈现给我们的那样，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1998年，英国科学家蒂莫西·兰顿在著名杂志《自然》上发表论文，为那个由科学家、环境学家、未来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构想出来的盖亚假说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洛夫洛克提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实体，它用进化来调节其自身极其复杂的代谢过程。兰顿描述说，自从38亿年前生命开始出现在地球上以来，太阳已经变暖了25%，然而，这颗行星却有能力用某种方式调节了它的气候，缓冲掉了这巨大的温度变化。兰顿提出，有益于整个系统的进化特征会倾向于得到强化，而那些会以某种不利的方式改变环境或者使环境变得不稳定的进化特征则会被抑制。
兰顿总结道，“如果一种有机体获得了一种变异，导致它以某种‘反盖亚’的方式行动，它的繁衍就会受限，因为它会处于进化劣势。”更切中要点并且适用于我们当前情况的是，兰顿提出如果我们人类没有找到与这颗行星更加和谐的各种进化方式的话，我们有可能发现自己已无家可归。
我们过去未能意识到的是，真正的进化原理是“最相合者得繁荣”(thrival of the fittingest)。那些能够最好地贡献并支持全球和谐从而与环境相合的有机体会得到繁荣发展，而其它的——好吧……
答案就在其中不过，或许有关生命的真实本质最有说服力的实例，能引导我们走出马尔萨斯式匮乏困境并指出下一次进化之方向的实例，就与这颗行星上多细胞生命形态的起源和发展有关。
为什么，而且怎么会，数以万亿计的单细胞有机体能联合力量变成我们？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在这颗行星上有生命的最初38亿年中，唯一的生命形态是单细胞有机体，就像细菌、水藻、酵母和各种原生动物。
大约7亿年前，细胞们开始组合成原始的多细胞集群式有机体。通过分享讯息，新的公社式联盟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对周围环境的觉察，从而提升了其构成细胞的生存质量。简而言之，环境觉察是进化水平的度量，它为有机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在一个动态的世界中有效且高效地生存。两人世界的开支像一个人一样便宜，所以联合力量胜过单打独斗。
最初，在进化的早期阶段，集群式有机体中的所有细胞都执行同样的功能。然而，当组成一个有机体的细胞数量达到某个临界值时，所有细胞做同样的事就不再有利了。
想象一下，我们仍然是一个由猎人聚集起来的社会，每天早晨，八百万纽约人都坐车到韦斯特切斯特县去寻找食物的情形。与此相比，在部落成员之间分工一下大家的维生职责就要远远地更为有效了。在这种情况下，猎人会出去到野外打猎，而社区里其余的人则留在家中干各种杂务，比如做饭、带孩子、保养工具、看电视，等等。
这正是多细胞有机体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情形。随着它们的社区成员数量增加到上千、上百万、上万亿，社区中的单个细胞们承担了专业化的工作，以支持整个有机体的生存。生物学家把这种在组成细胞之间进行的分派工作量的过程称为分化过程。
随着不断分化的细胞社区结构的进一步进化，它们最终创造了大量全新的物种——这种进化对于生命最初的38亿年间繁荣于世的单细胞有机体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多细胞社区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颗行星上进化进程中的一次量子跃迁。因此，我们也许会认为，眼下这种有知觉的人的有机体代表了拉伸到极限的进化终点。但在现实中，人实际上正处于下一次更高水平进化的起点，这次进化将产生全新的多人超级有机体，人类(Humanity)。
过去，最适者方能生存的观念应用于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就意味着最会适应的个人能够生存。然而，悲剧的真相是，大地女神盖亚才不在乎那些最会适应的人，因为她更关注的是整个人群对其全球代谢的影响。不论我们产生了多少圣雄甘地、特瑞莎修女或者列奥纳多·达·芬奇，眼下这个时刻，我们整个物种正在受到考量的不是它的适应，而是它的“相合”。或许我们，就像我们的单细胞祖先一样，必须把我们的单细胞个人主义甩在身后，进化成某种相互关联的多细胞整体，在其中自我的利益和行星的利益是完全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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