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进中举说到乡试

“范进中举”载于吴敬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第三回，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作品通过描写范进参加乡试中举一事，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他那喜极而疯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这个士人的扭曲灵魂，同时通过他的命运变化反映了世态的炎凉，以及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范进这种性格是在他三十多年场屋困顿的生涯中形成的。他从小就怀着对功名的热切期望，屡考屡败，他得到的除了周围人们的轻蔑和嘲弄外，什么也没有。后来考上了秀才，可是人们都认为是宗师怜悯他，“舍与”他的。他的岳父胡屠户依旧说他是“现世宝”，当他为参加乡试去借盘缠时，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他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也仅止于“摸门不着”而已，简直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真可谓卑怯之至，屈辱之至。
　　胡屠户是个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之徒。范进中举前，对范进希图中举，又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左一个“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右一个“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啦，一派粗鄙的话，不堪入耳。待到范进果真中了举，他前后判若两人，称范进为“贤婿老爷”，当众夸范进“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把范进真的捧上了天──说他是“天上的星宿”。不仅是家里人，“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着斗米来的，也有提两只鸡来的”……所有这些异乎寻常的热情，都缘于他的中举，因为举业是士人人生价值是否实现的主要标志，中与不中立刻使人的身份和地位与普通百姓区别开来。
　　中举，通俗地说，就是考中举人。在明清时期，乡试中式者为举人，它是仅次于进士的固定科名。那么，什么是乡试呢？明清时代的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种，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取得生员资格的，世称秀才，有了这个资格才能参加乡试。乡试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三级考试中的第一级考试，一般地说，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卯、午、酉之年的8月在各省的省城及北京、南京等地同时举行。乡试那年，往往称作大比之年，因为大多在秋季，所以乡试又称作“秋闱”（闱指考场）。
　　乡试，作为全国性的考试，对考试的内容和相关的参考书籍都有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应试者平时的基础训练，都要有所遵循和依据，对科举考试的规范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明代之初的洪武三年（1370），朝廷就对乡试的内容作出过严格的规定：
　　第一场：考五经四书，其中《易》用程氏、朱氏之注疏；《书》用蔡氏之传及古注疏；《诗》用朱氏之注疏及古注疏；《春秋》用左氏、公羊、谷粱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之传；《礼记》用古注疏。应试者应在五经中选择一经作为本经参加考试，接着参加一道《四书》义的考试。
　　第二场：考礼乐论一道和诏、诰、表、笺内一道。
　　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乡试结束后，考中者必须参加骑、射、书、算、律等五事的考试。“骑”以观察考生驱驰便捷；“射”以观察射中箭数的多寡；“书”以观察笔画端楷；“算”以观察算法精通与否，“律”以观察对明朝法律掌握的程度。（见《皇明诏令》卷一《初设科举条格诏》）
　　从这些严格规定中可以看出，明朝的开国皇帝对科举这件事是相当重视的。他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来检验应考士子的全面素质，从中选拔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也就是说，中第者必须是能够经明行修，通古今之变，具有较高才能的人。后来，随着朱元璋不断探索新的治国模式，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又重新对乡试的内容作了修改。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场：8月9日举行，考《四书》义三道，本经义四道。如果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允许各减一道。其中《四书》以朱子集注为标准；《易》以程颐、朱熹注释为标准；《书》以蔡氏及古注疏为标准，《诗》以朱熹注释为标准；《春秋》以左氏、公羊、谷粱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为标准，《礼记》以古注疏为标准。
　　第二场：在第一场结束后的第三天即8月12月举行，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选考一道。
　　第三场：在第三场结束后的第三天即8月15日举行，考试经、史、时务策五道。（见《明会典》卷七七《科举通例》）
　　每场考试都是从黎明一直考到黄昏，如果考生没有答完，不能按时交卷，考官对这样的考生每人发给三支蜡烛，让他们继续作答，可是三支蜡烛也用完了，考生还是没有答完，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是强行收卷了，然后让同考官将其扶出考场之外，当天的考试就宣告结束了。
　　与洪武三年的条格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重新规定加大了书面答题的比重，四书五经和经史时务策的份量有所增强，却把三场之后还需要复考的骑、射、书、算、律等“五事”取消了。为了进一步规范考试的参考书目，从永乐十二年（1414）开始，又修改了参考书的标准，把古注疏一律废除，由礼部奉命颂行《四书五经大全》，这样一来，所有应试的考生都有了统一规定的法定教材范本，有效地促进了乡试的健康发展。
　　清代虽然大体上沿袭明制度，但就考试内容而言，与明代相比较也略有差异。自乾隆四十七年开始，乡试最关键的首场考四书文三篇和五言八韵试贴诗一首；对考试时间也作了统一规定：8月初6考官进贡院，初八主考官出试题，并在严密的监视下刊刻印刷，初9开始考首场。这一天早上，外帘官放炮后点名入场。入场前，应考者自己携带衣物、考篮、点名搜身后才能按先以编好的位置进入各自的号房。参加考试的学子答卷和食宿都在号内，大小便在各号房的简易厕所，直到三场全考完，才能走出考场。
　　对于乡试的考场的情况，陈独秀曾作过一番描述：“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是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面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来拿一块板安放在里面，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房，便是这一号筒的厕所。”这是陈独秀的真实感受，这大概是某一省乡试考场的状况，如果在京城（北京、南京）的贡院考场，各方面的条件可能更优越一些。
　　既然朝廷有了严格的规定，乡试的命题必须不折不扣地恪守，充分体现朝廷的统治思想，以选拔出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人才。无论是试题，还是考生的答题文字都不能冒犯皇帝及亲王的名讳，如有违犯，落第倒是小事儿，弄不好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处。如正统十二年（1447），山西乡试时出了一道有关《诗经》的试题，题内有“维周之桢”之语，其中“桢”字犯朱元璋第六子楚昭王朱桢之讳。事发后，礼部认为考试官郭明郁、吴骥、，同考试官黄子嘉等人“俱应问罪”，好在英宗皇帝网开一面，从宽处理了这件事，只是给这些官员“罚俸一月”、通报全国、以此为戒的处罚。
　　在乡试的过程中，能否保证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选拔称职的考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明代的考官也称“帘官”，分内帘官和外帘官两种。顾名思义，考场之内的主考官和同考官为内帘官，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出题、阅卷、评定考生名次和编写乡试录等。考场之外，诸如弥封、誊录、对读等官为外帘官。他们主要是维持考场秩序，为内帘官提供服务，确保评分公正等。洪武十七年颁布的科举程式规定，乡试主考官两人，同考官四人，都是从儒官、儒士中选拔出来的，后来各地又有了些变化，同考官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南、北直隶的乡试内帘官的选任与各省不同，他们主要是由翰林官担任。如王英曾以翰林院侍讲的身份，主持过永乐十五年的应天乡试、十八年、二十年的顺天乡试。
　　考试结果一般在8月末、9月初公布，此时正值桂花开放，所以有人也把乡试称作“桂榜”。乡试在明代科举中是初试，而在科举刚刚创立时的唐代称为解试，所以人们也把乡试称为解试，考取第一名的称为解元，也称魁解。中试者成为举人以后，也取得了入仕的资格，其家庭便由农户家庭变为宦官家庭，也就是所谓的“改换门庭”了。在北京和南京参加乡试而中举的国子监生，还必须在原籍张挂榜文，这样一来，既可以光宗耀祖、让父母分享中举后喜悦，又可以树立楷模，引起更多的读书人见贤思齐，诱发年轻人走获取功名的科举道路。
　　清代的乡试相当难考，尤其是清代中期的乡试，竞争得尤为激烈。能考取举人的比例从50：1到80比1不等，甚至在个别地方真的是百里取一了。由于成功率比较低，中举之后的命运又改变得非常大，难怪会出现像范进中举那样乐极生悲的人。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编纂家沈德潜，一生精研诗学，是“格调派”的理论倡导者，但他在乡试这一关上却历尽坎坷，怎么也考过不去。从青年到中年，他一共考了十七次乡试。前后算起来，他足足考了半个世纪也没有考中举人。后来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乾隆三年戊午科乡试中举人，第二年，又考取进士。并授任编修，乾隆皇帝称他是“江南老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