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见识是修身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中庸》中说：“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将德性和学问作为君子的基本素质。孔子也认为：要做一个君子，必须在德性和学问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另一方面要学习知识，培养治国安邦的本领。修德行和做学问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在《论语》中经常是“仁”、“智”并提的。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孔子还对智作过解释：“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尽力做民众需要做的事，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智包括了道德的内容，也包括了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态度。
《论语》首篇就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内容包括品德修养和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的学习。孔子认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材施教，身体力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先进》篇中，他对这些人才作过评价：论德行当数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辩才当数宰我、子贡；论从政本领当数冉有、季路；论掌握历史文献当数子游、子夏。这反映了孔子仁智并重的教育思想。
先秦诸子中反对智育的只有老庄一派。老子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三章）按照这种观点，只有使老百姓无知无欲，天下才有太平。庄子认为：智是争名夺利的工具，“上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把知识、智慧当作天下动乱的根源。老庄的主张与社会进步的要求相违背，在实践中也行不通。孔子之后仍然是德智并举的路线占优势。
《中庸》中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把智、仁、勇作为天下共同的德目，而智和好学是分不开的。《中庸》中又说：“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是完成自我，智是完成万物。《中庸》以“诚”为万物的本源，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都是“诚”的表现。通过智了解“诚”的道理，可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达到人与天地并立。
孟子、荀子都不否定智的重要。孟子把德、慧、术、知作为人的四种素质。他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孟子·尽心上》）人的德性、聪明、学术、才智是从艰难的处境中得来的。孟子还说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同上）智者无所不知，但须处理好当前的紧急事务；仁者无所不爱，但须首先亲近贤人。智是对事物的认识，仁是道德伦理问题。尧舜既仁且智，只不过他们注意急 当务和亲贤人罢了。
荀子主“性恶”说，因此强调后天学习、教化的重要，并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只要通过学习，在认识上达到极其透彻、毫无偏蔽的境界，就可以“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统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考察）治乱而知其度（法度），经纬（治理）天地而材官（利用）万物，制割大理（制断众理）而宇宙里矣（包罗了宇宙）。”（《荀子·解蔽》）荀子说的“智”是掌握自然、社会的规律。这和他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一致的。汉代以后，许多学者都肯定“智”的重要。汉代学者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五种基本道德）。《白虎通义》中说：“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王充在《论衡》中也说：“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董仲舒对智有具体的发挥：“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认为仁智不可偏废。董仲舒又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同上）这里说的智已包含学问和见识的意思。有了对外界事物的知识，就可以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预见未来的吉凶祸福。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论学问和智慧的重要性。如刘向说：“夫学者，祟名位身之本也。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质性同伦而学问者智”。（《说苑·建本》）有学问才能增长智慧和才干。清人袁牧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续诗品注·尚识》）学问、见识、智慧和德行、才能、事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古人说的学问、见识、智慧，虽然包含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但以道德知识为主，掌握知识也主要是为了辨别善恶是非，提高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偏重成己，忽视成物，偏重改造主观世界，忽视改造客观世界。学习内容也偏重于政教伦理，忽视生产劳动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中国古代虽有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但自然科学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主流。许多人的聪明才智都耗费在治经治史和吟诗作赋上去了。这样，造成科技落后、生产发展缓慢的局面。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总结的。
英国哲学家费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培根认为：“赤裸裸的手和无依靠的理智，都是不能有多大作为的。”（《新工具》）只有掌握反映自然发展规律的知识，才能成为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培根的观点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推动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并造就了西方社会现代高度的物质文明。
综合中国古代德智并重的思想和西方的知识观，我们可以对现代人的素质获得全面的了解。人的全面发展，即体力和智力的结合，会使身心和才能得到充分、全面、自由的发展，最终摆脱旧的分工的奴役和束缚。这是我们的理想。根据这种理想，现代人的素质要求应该包括德、才、学、识、体等各个方面。“德”是处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才”是才能，反映一个人认识、改造世界的本领、技巧和能动性。“学”是知识水平，包括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识”是在才和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见解和预见性。“体”是体质和体力，是德才学识的物质基础。在人的诸种素质中，“学”（文化知识水平）为其它素质的发展奠定智力基础。文化知识水平低，德、才、识的发展都要受到限制。体力的发展，也有赖干医药卫生科学知识的发展。总之，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培养“四有”新人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也是我们修身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一个人不仅要有学问，有知识，还要有见识。有学而无识，知识就是一堆死的东西，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识和学相联系，识是建立在可靠的知识储备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之上的。对客观事物有正确的认识，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此见识表现为对事物的认识具有预见性，深刻性，有独到的见解和判断力，善于分析事物的矛盾，能够抓住关键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
《周易》上说：“履霜，坚冰至。”（《坤卦·初六》）古人认为，霜表示阴气开始凝聚，踏着霜，知道坚冰就要到了。由霜到冰，是事物发展的顺序和规律。由霜预见冰，这是古人总结客观规律提出的见解。
吕坤对“识”作过具体分析。他说：“未事而知其来，始事而知其终，定事而知其变，此之谓长虑。此之谓识。”（《呻吟语》）事情没有发生能预见它的发生，事情开始发生时能预见它的结局，事情发生后能预见它的变化，这就是见识。可见吕坤也是把见识理解为对事物的预见性。吕坤又说：“见面前之千里，不着见背后之一寸。故达观非难，而反观为难；见见非难，而见不见为难。”这里提出对事物的预见应该具有全面性、深刻性。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背面，不仅要看到明的，还要看到暗的。正面的东西，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人们容易看到，背面的东西，还隐藏着的东西，一般的人就不容易看到。所以说：“反观为难”，“见不见为难”。能不能“反观”和“见不见”，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远见卓识。
远见卓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有的人见识高远，有的人见识短浅，有的人人云亦云，没有独立见解。“群行群止看识见”，许多人在一起做事和讨论问题，就可以看出每个人见识的高低来。
不能要求每个人一开始就有远见卓识，但可以要求每个人对事物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不能依傍别人，随声附和。如果遇事提不出自己的看法，那还谈什么见识。
一个人的见解不一定都高明正确。如果见解不正确，又要固执坚持，就会成为偏见。有见解是好的，固执偏见是不好的。增长见识要从学习和实践两个方面下工夫。这就是古人说的“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学习能够长见识。学理论，学历史，学各种科学知识。理论的指导，知识的涵养，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事物的真相，提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办法。实践经验可以增长见识。实践出真知。真知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许多真知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因此，要了解社会，了解生活，通达世态人情；对社会生活、世态人情一窍不通的人，虽有学问，往往流于迂腐，不能成为有识之士。
增长见识，还要向一切有识之士学习。每个人的知识见闻总有局限性，对事物的认识、见解也会有局限性。吸取别人的正确看法，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真正的远见卓识，往往是集中众人智慧取得的成果。有识之士不仅指那些见识超群的少数杰出人士，也包括有真知的见的普通人。“庙堂之士，常不及山野之夫可以料事烛理。”（《洪应明《菜根谭》）因为“庙堂之士”高高在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发生错误。“山野之夫”了解实际，反而能够深明事理，料事如神。孔子提出“不耻下问”，这对于增进德性、学问和见识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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