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到共和国近百年间，中国处于内外交困、新旧更迭的制度急转期。而彼时对中国商人来说，在破除几千年重农轻工商传统后，他们不仅得到了机会，并且获得了地位。他们对社会和政治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历史的夹缝中显得华丽又苍凉。
张謇、盛宣怀、唐廷枢、周学熙、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荣毅仁、穆藕初、陈光甫，这十位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商人，其商路历程值得历史认可和纪念。他们大多是近现代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他们中大部分人以商人的身份承担了传统文化中“士”的一部分责任——改造社会、思考国民性，甚至是服务社会公益。在历史的回旋中，他们的名字可能被隐没，但是他们的影响已经辐射到了今天。
毛泽东讲到中国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其实，世人对这些已故之人争论最多的莫过于他们的是是非非和功过高低，其实通过他们的创业故事以及知名人士、媒体对他们身后的评价，就不难看出，谁是真正的自私自利，谁才是真正的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
下面就来逐一点评：
一、 张謇（jian），名如其人，直言不讳，正直。
1894年，41岁的他又考中状元。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教育与实业。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科普事业。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开全国风气之先。他把南通各专门学校的学习水平提高，扩建校舍，添增教学设备，合并为南通大学。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国人才，但反对将国外的教育方法简单“嫁接”过来，而是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行严格教育。他认为：“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为转变社会风俗和繁荣地方戏剧，1919年他邀请了著名的导演兼剧作家欧阳予倩，在南通办起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并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剧场。剧场实行一些文明的规定，如观众按号入座、不许随地乱扔果皮、不许乱喊乱叫等，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效果。此外，他在军山设立气象台，“一方面为农事的测候预防，一方面为农学生实习气候的地方”。一战期间，张謇的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到1923年，它的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为当年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此后，受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通实业走向衰落。但张謇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为全国树立了楷模。
比起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张謇建设南通不但时间更早，规模也更大。而他个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即便失败，也令人钦佩。钱以振1920年去南通参观后说：“全国无论如何鼎沸，而南通则自养其兵，自教育其子弟发挥其实业。” 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曾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
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处于浑噩茫然之中时，张謇几乎完全凭借自己和家族的力量在他的故乡南通建设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范本。当时的南通城就像一个试验田，张謇在这里培植他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而南通城也像是张謇的城堡，是他政治追求受挫后苦心经营的小王国。它因张謇而起，也终于随张謇而落，令人景仰，却也发人深省。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
二、盛宣怀，亦官亦商第一人。
他大概是晚清乱世最大的收益者。在新旧更迭中，他是新兴事物的积极接收者，兴办电报，依靠信息技术，竟然置一代名商胡雪岩于死地，又在义和团运动中暗中左右政局；大举国债，修建铁路，回扣之丰厚令这个家族的财富超过了李鸿章家族，甚至超过了晚清政府的财力。他在新旧夹缝中游弋大半生，精明圆熟，几乎处处顺风，但是晚清政权已经无力包纳激烈的矛盾，而他本人则亲手点燃了大崩塌的导火索，大厦倾倒，风流云散。身后既被人奉为“中国商父”，却也留下无数诟病和争议。从去世那一天起，盛宣怀就成为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
他的一生主要致力于洋务企业，他比张謇年长，两人还有些瓜葛。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大旗下成长起来的早期企业家。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张謇大部分时间游离于官场外围，而盛宣怀始终处在权力中心，官至一品大员。如果说张謇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那么盛宣怀就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第一人。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失势，盛宣怀转而投靠张之洞，督办全国铁路事物。1898年盛宣怀由张之洞委派修筑“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到1906年全线通车，后改称京汉铁路，至今仍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他办铁路受到非议很多，任职十年共修铁路5条，共2100多里，全部以对外借款的方式完成。借款数额巨大，而盛氏家族的财富也与之成正比急速增长。盛宣怀向外国借款的回扣极高，达到10%，真的是发了国难财啊！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经光绪批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之后又筹建了南洋公学，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以铜臭之身，聚书香之气，盛宣怀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颇为耐人寻味。
其实，盛宣怀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的确对中国是有功的，他的政治意义不亚于李鸿章或袁世凯，但是盛氏家族那富可敌国的财富，实在变成了盛宣怀无法回避的“原罪”。
自27岁入李鸿章之幕，盛宣怀从一名不第秀才，成为代言官方利益的经理人，然后又因为其商业上的扩张而获得了很高的官职。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盛宣怀去世时，留给尚活着的五个儿子的家产共计2000万两白银，当时整个汉冶萍公司的亏空大约不过700万两，真是天下无二，富可敌国。可以称得上19世纪末中国“官督商办”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1913年3月以后，盛宣怀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在二次革命期间，他污蔑说：“革命流毒忽又剧作，”一再要求袁世凯政府速派兵镇压。他操纵轮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坏革命军对该局所属船只的调用，一面积极地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械。盛称袁世凯：“实超轶承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
1916年，72岁的盛宣怀在上海去世，盛家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耗资30万两白银，轰动了整个上海，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租界当局还进行了交通管制。现在知道的盛家在上海的产业包括南京路上的仙乐斯舞厅、火车北站对面的100多幢里弄住宅、新闸路上的辛家花园、现在的淮海中路1517号花园洋房等等。别说当时，即便是现在，凭这些产业也足以上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了。
三、唐廷枢，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
在他加入李鸿章旗下的轮船招商局之前，唐廷枢在洋行做了十年的翻译和买办，是当时外商中炙手可热的人，被视为洋行在中国取得成功所必须依赖的人之一。当时怡和洋行出版的一本书则称“唐廷枢是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但是这位“买办第一人”却在1873年脱下了洋行的“皮鞋”，穿上了李鸿章递来的“布鞋”，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运动的一员主将。
唐廷枢和徐润进入招商局，据说是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的结果，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盛宣怀真正欢迎唐和徐。实际上在盛宣怀和唐徐之间发生了一场长达近十年的权力斗争。盛宣怀与大官员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是说是官股的代言人。而唐徐脱胎于洋行的纯商业环境，更重视商股的力量。当招商局取得了一定业绩时，盛宣怀和唐徐都认为自己的贡献更大。盛宣怀说唐廷枢专说大话，说徐润忙于私务。而唐廷枢则认为盛宣怀口蜜腹剑，倚仗官僚的支持牟取私利。不久盛宣怀收受回扣的事情受到弹劾，有三年不再涉足招商局事务。此后唐廷枢去河北主持开平矿物局，由徐润主管招商局事务。等到1883年，由于中法战争引发了金融危机，开平煤矿、招商局以及徐润本人都陷入了财政危机。盛宣怀在这个时机回到上海，迫使唐廷枢和徐润退出了招商局。
开平矿务局是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唐廷枢在任上时，一直坚决维护商股的地位，坚持按“买卖常规”经营企业。买办生涯给他灌输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商业规则，并且让他获得了运用这套规律用以实现利润的能力。到19世纪末，开平煤矿的年产量达到70多万吨，而资本也扩大到500多万两，职工达3000多人，是洋务运动中最成功的采矿企业。唐廷枢个人的管理能力和职业精神广受称道，在洋务派官僚中富有盛名。李鸿章让他主持招商局的时候，称他“精习船务生意”。后来委派他主持开平煤矿，又道他“于开采机宜”，“胸有成竹”。而丁日昌在调他办理福建洋务时，除了夸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之外，还称颂他“才识练达，器宇宏深”。在他60生辰之日，唐山矿区48个村庄的士绅民众给他送了一把“万民伞”，这是封建时代地方民众对仁慈的官员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但唐廷枢的身份并不是官员，由此可见他所管理的开平矿务局对地方民生的泽被是很深的，而他的下属工人们对他也是很尊敬的。
他一生中创下了许多个中国第一。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开办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编纂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还创建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家医院。虽然他涉及的企业和行业数量不如盛宣怀，但是他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商道，也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如果说盛宣怀代言的是“官”的力量，那么唐廷枢代表的则是更纯粹的“商”的力量。
唐廷枢创办的保险招商局和“仁济和”保险行是中国本土保险业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它们源起于轮船招商局，在外商保险公司对中国轮船实施钳制的夹缝中产生，后来随招商局的没落而萎缩。
“保险”刚进入中国时，被音译为“燕梳”（insurance），听来颇有诗意。广州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唯一开放的通商口岸。在贸易运输的过程中，商船常常会遇到风浪、海盗，甚至战争的威胁，商人们迫切地需要降低风险，于是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两个世纪的现代保险业进入了中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W.S.Davidson）在广州成立了谏当保安行。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当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保险业的中心。
1892年10月7日，60岁的唐廷枢在天津开平矿务局任内病故。他病故的第二天，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发表讣告和纪念文章，赞扬道：“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李鸿章
（待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