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档案：一部个人史》的过程中，很难不联想到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的情节。电影讲述的是1984年的东德，特工魏斯曼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的演员妻子克里斯提娜的生活。在监听的过程中，原本冷酷无情的特工对剧作家的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个用文学、音乐和友谊填满的丰富世界。在剧情高潮的部分中，他放弃了自己的监听工作，帮助剧作家逃过了惩罚，因此沦落为一个卑微的拆信员。柏林墙倒塌后，剧作家读到了自己的监听档案，发现了这位只有代号的无名特工的存在，因此写作了一本书，将其题为《献给好人的奏鸣曲》。
电影毕竟是电影，对特工与监听对象之间浪漫的想象，更容易美化现实的残酷。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位饰演特工的德国演员乌尔力希·穆埃，在柏林墙倒塌后也曾阅读过自己的监听档案，发现监视他多年的线民竟是自己朝夕面对的妻子。这种巨大的荒诞更甚于电影结局美好的想象。
阅读《档案：一部个人史》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窃听风暴》的情节
与电影中的剧作家一样，关于东德的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写了一本书《档案：一部个人史》。历史与电影不一样的地方是，加顿艾什写这本书的动机不是献给好人，是为了一一寻找到那些坏人，那些监听他当年在东德生活的特工，还有被特工纳入旗下的无数的线民，用一个特殊的词汇称呼这样的人群就是“斯塔西”。斯塔西，与“纳粹”、“党卫军”、“契卡”等词汇，已经成为了上个世纪灾难和恐怖主义的代名词，现如今斯塔西已经在全球成为秘密警察的代称。
从1980年1月到10月，为了深入自己的第三帝国研究，加顿艾什需要去东德找寻纳粹历史时期的档案，于是从西柏林搬迁至东柏林，这也是他后来在自己的档案中主要记录的年份。当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东德政府严格限制了他使用相关的档案，在东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在他翻阅查找当年的纳粹报纸的时刻，政府部门的特派官员就坐在他旁边的桌子上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禁欲式的东德生活反而让他从一个花花公子变得更加专注于另外一种有益的公共精神生活。他并非不知道东德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但对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来说，所有的这些艰难困阻，甚至监视，都会让人滋生一种我在对抗历史的荒诞自豪感。比如，当有人听说你有着厚厚的斯塔西档案存留的时候，甚至不无羡慕地说，哇，你真幸运，你真特别。这大概是加顿艾什所说的“档案嫉妒症候群”的一种表现。
“斯塔西”档案的解禁，揭开了一段残酷历史的伤疤
《档案》伊始，当加顿艾什得知自己有一份斯塔西档案存在于东德的国家档案室高克机构后，他阅读了自己的那份，档案共计有325页，借用普鲁斯特小说中的说法，他称之为325页有毒的玛德莲蛋糕。针对这份档案，他随后萌生了一个行动计划，即“调查他们对我的调查计划”。简单来说，遵循档案中提供的线民的线索，追踪那些与他的档案有关系的所有线民和官员，对比他们的历史，查看他们现如今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只不过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变成了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正如他拜访一位斯塔西官员，被拒绝之时所讲的那样，“文件从来就无法记录下所有的事情。与历史的见证人谈话，是理解当代历史背景与动机中最宝贵的方法”。
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履历表》，这可以看作是档案的另外一种说法，其中提到，尽管人生漫长，但是档案最好简短：“简洁、精要是必须的/风景由地址取代/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但是在国安部存取的档案已经丧失了简洁的本质，这首先是因为在冷战期间的东德时期，大部分的斯塔西档案并非源自政府的特工和官员，而是源自非正式的合作者，或者说线民。在两德统一之前，线民的人数已经高达17万，再加上国安部本身有9万多的全职人员，这种规模就连纳粹德国时期也不能相比，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也不过1万多名。动用如此多线民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人自危，那些没有被捕的人活在惴惴不安的恐惧中，而那些一旦被捕的人反而放松了自己紧绷的神经，仿佛尘埃落定一般的平静。
信任在这个“从襁褓到坟墓都由政府照顾”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生活在多重目光的窥视之下，有的是妻子监视自己的丈夫，有的是丈夫报告自己的妻子，当然更多的是陌生人举报陌生人，像加顿艾什这样的英国人，最终并未受到什么损害，因为他只在东德生活了9个月，但看到档案中一点点复述他当年生活的细节，就像看自己每天的日记一样，让人感觉触目惊心。要知道，举报监控他的人有指导他的教授，有他的同胞，还有的是他拜访过的学者，而那些终生生活在那里的人，陷入了更大的恶的漩涡。这个时候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概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我们以为奥斯维辛大屠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之后，斯塔西秘密警察的存在又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恶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
在斯塔西的笼罩下，每个人都可能是监视者与被监视者
大部分人举报别人是因为恐惧，害怕失去自己现在的生活，离开自己的家人，害怕自己成为受害者。但是，还有很多线民举报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做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他们相信举报可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更多线民举报别人是因为他们想从中谋利，比如说可以出国的特权，可以旅游的特权，就像辛波斯卡诗歌中写的那样：“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旅行要出了国才算/会员资格，原因免谈/光荣记录，不择手段。”
但是所有的问题，我们只看到了一面。当加顿艾什一个个拜访他的这些“陌生的老朋友”，曾经的线民，现如今的普通人，他们的反应不是羞耻，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同样是秘密警察的受害者，他们只不过是被逼无奈才作出了选择。这大概是“平庸之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会有人认为自己有罪，因为别人同样有罪；如果自己有罪，是受到了更大的罪恶的引诱；如果我们都是罪人，你更不能要求我的忏悔；我的苦难别人不能体会，我的罪恶是因为你没有遭受同样的苦难；我并不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是时代和国家的人质，我们身不由己。
加顿艾什写作《档案》的动机正是寻找那些陷入“平庸之恶”的人
加顿艾什在《档案》中并未停留在简单指责作恶的人。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柏林墙倒塌后，德国人举行公开的审判、进行体制内的肃清，而且有系统地公开了秘密警察的档案，让任何一个想看到档案的人都可以自由观看，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曾经的生活会受到如此的摧残。而有勇气面对自己不堪的过往历史的国家，少之又少。这种反思和直面自己历史的勇气，让那些畏首畏尾、篡改历史的国家应该感到汗颜。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用一种成王败寇的眼光看待历史，基本的道德观要适用于所有人，胜利者的国度同样存在这样无处不在的秘密部门和秘密警察。回想一下， “9.11”之后的美国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制造的信任危机，斯诺登档案等等，这一系列事件都让我们感觉到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老大哥在看着你。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中东欧当代史专家，当代西方重要的政治写作者之一。他常年为《卫报》《泰晤士报》等报刊撰稿，并出版了《波兰革命》《档案：一部个人史》等多本著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轻的蒂莫西·加顿艾什为了研究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分别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资料，但没想到，他在东德的行踪被认为是间谍活动，并被秘密警察和线民盯梢，留下了厚达325页的秘密档案。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档案开放，作者重访东德，根据东德国安部为他建立的档案和自己的日记，一一寻访当年那些监视他的人，重建青年时期的一段记忆。他惊讶地发现，彼此立场不同的人，往往对相同的经验持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忆；于是，穿越各种回忆的迷雾，探寻自身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的真相，就成了本书写作的动力，最终促成了这样一本动人心弦的著作。《苏格兰周日报》（Scotland on Sunday）评价“较惊悚小说更胜一筹之处在于，《档案》所述皆为真人真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