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生活是怎样的？全球顶尖科学家们在性格上的共同点是什么？
国际摄影艺术家赫尔林德·克尔布尔采访了来自德国、以色列、美国、瑞士、法国、英国、中国、日本的63位世界顶级科学家，如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珍妮佛·道德纳；维加奖首位华人及亚洲科学家、中国冰芯开拓者之一姚檀栋；“量子之父”、“墨子号”项目领头人潘建伟；澳大利亚免疫学泰斗彼得·多尔蒂；HIV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弗朗索瓦丝·巴雷-西诺西……
本书将带你走进数学、化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免疫学、病毒学、天文学、海洋学、冰川学、生物学等全球各大科学领域内顶尖科学家的成长故事和成功经历，他们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科学人生，向读者展现了他们的成长环境、性格特点、人生经历、奋进过程、研究成果、成功经验等，以及他们对科学的认识、面对挫折时的应对方式、对世界前景的展望等。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深刻理解科学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Q：蔡林格教授，您上学的时候，一位老师告诉您母亲，说您烂泥扶不上墙，没救了。老师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
A：因为那时的我很懒惰，学习总是不上心，只求不挂科就行。在学校里，如果我知道的比老师多，偶尔就会得罪老师。但是我有一个很棒的物理老师兼数学老师，他对自己的教学科目充满热情，而这恰恰是一个教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
Q：您曾经说过，您父亲是您的榜样，因为他很任性、很固执。
A：我的父亲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坚持己见、追求自己的目标（有时也可以称之为执拗），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有的人认为科学的目标纯属瞎胡闹，但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不能让自己分心。我一直在做自己认为有趣的事情，如果我研究的课题成为热门课题，我就会放弃它，因为我研究的往往是没什么人关注的物理课题。我申请教授职位的时候，也有很多大学拒绝了我。如果他们当初接受了我，现在肯定会很满足。
Q：您似乎一直都有很强的自信心？
A：没错，我一直特别自信，所以我也能够消化我得到的许多负面反馈。从事科学行业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走自己的路，坚持自我。
Q：您总是会有意识地突破各种界限吗？
A：我常常感觉不到界限的存在，但我一直以来都很重视独立。人不能让自己依赖社会环境，特别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同学，他也对最基本的事物感兴趣。别人都在开派对的时候，我们却在讨论宇宙大爆炸。还有一些人和我们一样，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Q：您 32 岁时去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对您来说，从奥地利跑去美国感觉如何？
A：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我了解到，即使在美国的精英大学里，同行们的水平也和我们差不多。麻省理工学院声名远扬，那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不胜枚举。但我很快就发现，就科研而言，我完全可以跟上他们的步伐，这也成了我后半生最大的动力。
Q：您研究的是量子物理学。研究的过程中，您有过大获成功的时刻吗？
A：这么说有点夸张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上过量子物理学课，也没有听过讲座，什么都没有。如果以前的大学都像现在这样，不再按照中小学的模式办学，那我才有可能接触到量子物理学。在最后一次大型期末考试之前，我去找考查理论物理学的教授，请他着重考考我量子力学方面的知识。后来我看书自学了量子力学的相关内容，马上便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数学理论，但没有人知道它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决定一生都要与它相伴。
Q：1997 年，您做了一次特殊的远距传送实验，此次实验的创新之处是什么？
A：这并不是我最重要的实验，但肯定是我最出名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内容是：在两个光子不建立任何 联系的前提下，将其中一个光子的属性转移到另一个光子。1993 年，6 位同行对此提出了相关理论，当时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完全不可能实现。殊不知我的实验室却找到了实验的方法，爱因斯坦也早已讨论过“鬼魅般的超距作用（Fernwirkung）”：当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时，无须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测量其中一个粒子必然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在远距传送过程中，人们便利用了量子纠缠的原理，将第 3 种粒子的属性转移到另一侧，这样一来，无须在两地之间建立连接即可传输信息，我的美国同行们对此都非常感兴趣。当时，我的研究团队有足够的经费，所以我们快人一步取得了成果。从一开始，我的策略就是先准备好充足的资金，这样我就可以马上开始研究，不会因为中途申请经费而浪费一年的时间。
Q：您的学生潘建伟现在是量子密码学的领军人物之一，2016 年，他发射了量子卫星“墨子号”。他现在正引领着这个领域的发展，您怎么看？
A：让学生比自己更出色，应该是每个教师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一起合作。卫星发射升空，
我知道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工作，我觉得很满足。潘建伟一开始是有竞争对手的，但竞争对手不是我，而是我的同事们。我不和我的学生竞争，我不想耽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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