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核司令，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隐姓埋名24年，参与了新中国大大小小三十多次核试验，一心一意，付出所有，为国筑盾。他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提出和发现的理论，至今仍是科学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年少轻狂的富家公子，成长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族脊梁，程开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他又是如何站上了共和国的山巅？
今天咱们的文章就来讲讲，这位
两弹元勋波澜壮阔的一生
。
1918年8月3日，那个夏天的太阳跟今天的一样灼热，江苏吴江的一户深宅大院里，正经历着悲喜两重天的境遇，一个老者昨天去世了，一个孩子今天出生了。
死去的老人名叫程敬斋，是当地有名的丝绸商人。
希望子孙有所建树的他，在孩子没落地之前，就给他取好了名字“开甲”，
开取开拓、开转之意，甲就是第一名。
不过遗憾的是，在抱到这个孙子之前，程敬斋便撒手人寰，驾鹤西去，程家也在他去世后日渐式微。而作为家中独子的程开甲，自然也是被寄予厚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少年时期的程开甲恃宠而骄，性格叛逆，难于管教。特别是在经历了7岁丧父，生母出走的重大变故之后，他更是直接留级三年，绰号“年年老板”，跟年少有为，发愤图强啥的沾不上半点关系。
12岁那年，程开甲拿了家里的钱偷偷跑到上海，大手大脚的开支，虽然给了程开甲暂时的快乐，但却并没有给予他长久的富足，很快程开甲便千金散尽，露宿街头。
家里人在找到他之后，痛扁了这个不肖子孙一顿，棍棒底下出孝子果然名不虚传，在遭受这顿破天荒的毒打之后，程开甲幡然悔悟，开始发奋读书。
当时正值“918事变”爆发，日军入侵我国东北，主权沦丧，国将不国，这更是刺痛了程开甲的心。
那一年，程开甲考入嘉兴秀州中学，开始自己漫长的求学生涯。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所中学先后培育出10余名院士级别的科学家，陈省身、李政道等诸多学界大佬皆毕业于此。
在那几年里，程开甲遍读名人传记，深受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影响，他心里也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程开甲决心以身许国，成为一名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科学家，他夜以继日，开始在同龄人之间崭露头角。
本着对科学异乎常人的兴趣，程开甲不仅能轻松背到圆周率小数点的后60位，甚至还设计出一艘不用烧煤、靠水利驱动的大船。
他对科学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以往那些不争气的日子被他抛诸脑后，民族危亡激励着这个少年，在科学的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937年，程开甲高中毕业，因为成绩极度优异，他被上海交大和浙江大学同时录取。那时的程家已经荣光不再，由于浙大给予程开甲的是，对个别优秀考生公费生奖励，权衡之下，他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
那时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浙大四年里，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程开甲跟着母校搬了7次家。战火绵延不断，国土接连沦陷程开甲心急如焚，在颠沛流离和硝烟弥漫当中，程开甲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两行字，“
中国落后的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的方法：科学救国
。”
尽管长夜漫漫，但程开甲仍能窥见头顶那一丁点星光，科学二字成为指引他奋发图强、笔耕不辍的箴言。本科毕业后，程开甲留在浙大担任助教一职。
1944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李约瑟，受邀访问西迁后的浙江大学。他注意到了这个勤勤恳恳的中国“学生”，在李约瑟的直接推荐下，程开甲拿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
那年程开甲通过自己的研究，写了一篇关于新粒子质量的论文，李约瑟亲自动笔修改后，转发给诺贝奖得主狄拉克。
不过遗憾的是，狄拉克在回信中以“目前基本粒子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为由，拒绝了程开甲的论文发表要求。
1979年，一个外国科学家通过实验，获得了与程开甲当年如出一辙的研究结果，还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那篇未能发表的论文，也成为程开甲一生中少有的遗憾。
抗日战争胜利后，程开甲登上开往英国的邮轮，远渡重洋，前往爱登堡大学留学，他的老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波恩教授。名师出高徒，程开甲短短三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进入英国化工研究所工作，成为一颗炙热的科技新星。
可风光无限的背后，程开甲在英国过得并不开心。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动荡不堪，虽然名为大国，国际地位却不咋样，程开甲这些中国留学生，自然也没少受外国人的白眼。
有一次，程开甲跟几个留学生，一起到海边游泳，几个外国人竟在一旁高声吼着，说什么中国人把海水都搞脏了，如此屈辱，凌驾在整个中华民族之上，这让程开甲义愤填膺、大为愤慨。
留学第三年，程开甲在英国一家电影院里，看到一段英国紫石英号等军舰，被渡江作战的中国人解放军，用并不先进的武器击毁击伤的新闻短片，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热泪盈眶，第一次真切的感到祖国崛起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程开甲放弃自己在英国的美好前程，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中国。
在他归国的行李中，除了给妻子买的一件大衣外，其余全都是珍贵的书籍、资料，他给一穷二白的华夏大地，带回了知识的火种。
回国后，程开甲来到母校，先后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他一直从事着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完成了自己当年科学救国的梦想。这几年里，程开甲不仅加入了九三学社，还写出新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填补起中国物理学方面的空白。
正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际，1960年3月的某一天，同事急切的叫喊声，打乱了程开甲原本的思路。
“程教授，校长叫你去办公室一趟。”
听到这个消息，程开甲心里隐隐感觉将有大事发生。
果然，一进办公室，校长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开门见山地说到：“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借调你，明天就得去报道。”程开甲定睛一看，纸条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二机部九所。”
就这样，程开甲与家人不辞而别，走下三尺讲台，在科学界消失几十年，担负起新中国核试验领头羊的重任。
当时的二机部九所的技术副所长，一共有三位，除了程开甲，还有朱光亚和郭永怀，他们是中国方面的技术顾问，与苏联科学家一同开展原子弹研发工作。可惜好景不长，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原子弹研究一下子陷入巨大困难当中。
那段时间，为了能尽快取得原子能技术的突破，程开甲焦头烂额，脑子里全想的是数据运算工作。
有一次去食堂吃饭，程开甲直愣愣地将饭票递给师傅，边递还边说：“我给你个数据，你帮我验算一下。”排在他后面的邓稼先取笑他说：“老程，这儿是食堂。”
程开甲的投入，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一有什么思路，他就写到自己的黑板上，半夜躺在床上，一有什么想法，他就立马爬起来，非得把问题理清楚了再躺下。程开甲的任务是测量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数据，为核爆过程提供具体的理论依据，相当于中国核试验的“司令官”。
为了填补核试验理论的空白，程开甲和他的团队成员，起草了首次核试验测试的总体方案，为了确保天衣无缝，这些科学家把核试验面临的难题，分解为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课题，召开了几百次协作会议。
一步一个脚印，程开甲带着团队成员，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所需的1700多台仪器。
没有苏联帮助，我们就自力更生，用中国的“土技术”搞我们的核武器。
1964年，万事俱备，党中央下达了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命令。为了成功引爆核弹，程开甲又创新性地提出“百米高塔爆炸方式”，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引爆，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升腾的蘑菇云下，人们欢呼雀跃。而程开甲的工作却并没有结束，他带着他自己的小团队，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向爆炸腹地进发。
当年法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苏联、英国等有核国家，也仅仅得到了一小部分数据。而没有严谨的数据支撑，很难真正将爆炸威力定义为核爆，程开甲的工作是核爆实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爆炸成功后，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满心欢喜地给周总理报喜，周总理满怀激动却不失谨慎地问到：“怎么证明是核爆?”
就在大家面面相觑之时，程开甲急匆匆地赶到，自己仪器上检测到的数字，清清楚楚地说明，此次爆炸的威力是核爆，大家悬在心上的石头这才落了下来。
这一声戈壁惊雷，让全体中国人欢呼雀跃、扬眉吐气，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武器，程开甲也在短暂的欢愉之后，继续与原子能死磕。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1996年7月29日，中国最后一次核试验结束，程开甲一共参与了新中国大大小小30多次核试验。
这几十年里，程开甲隐姓埋名，没有发一篇有关科学的论文，为了国家需要，他四次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1999年9月18年，为表彰那些为共和国做出卓越功勋的科学家，国家授予程开甲“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时的程开甲年逾八旬、老态尽显，自己的名字终于不再是秘密。14年后，程开甲又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还拿下了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终生成就奖。
接二连三的荣誉，是对程开甲最好的肯定，可他却很淡然。
面对镜头，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空投、平洞、竖井，朔风、野地、黄沙，程开甲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献给了这片土地，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穷二白的年代里，他高昂着头，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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