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河教授趣谈译名（二）

杨松河

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

     最近，美国常务副国务卿Wendy Sherman女士来天津与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会谈。我国官方文件将Sherman译成舍曼；可美国官方则把她纳入谢家，译成谢尔曼，似乎更显得中国化一些，而香港特区媒体则将她纳入薛宝钗家族，称其为“薛曼”， 中国台湾地区媒体则更具女性话，称其为“雪蔓”。同样一个外交官，在四个地区，竟然有四个不同的汉语译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名一般可以接受，但随意给别人改姓是要挨骂的；但在翻译界，则往往各行其是，更名改姓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似乎并不违反行规。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翻译变异。

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套，我可以随便举个例子。

巴尔扎克的名著《Le Père Goriot》，如果按照音译的原则，应该译成《戈里奥老爹》，但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译成《高老头》，先声夺人，一锤定音，成了最高权威之译，后来重译者纷至沓来，行文虽多有变动，但书名谁也不敢动一个字。其实，若论翻译中国化，Goriot 更应该译成《郭老头》。但如果真的有人重译成《郭老头》，恐怕就要挨读者的千刀万剐了。

    三十多年前，我曾公开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翻译文化的变异优势》，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翻译文化变异并形成优势的种种表现，当时相信的人不多，但现在则有目共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