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型校长与学者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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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型校长与学者型校长  

2012-05-06 18:51: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中国公立学校的校长，尤其是中小学校的校长依某种标准可以分为政客型校长和学者型校长两大类－－当然也存在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混合型校长，即既是政客，又是学者．但综而观之，以政客型居多，而学者型为少。

所谓政客型校长，褒义一点地说即是以世俗政治的甚或庸俗政治的思维模式与手腕来治理学校，学校的运作机制以政府机构为蓝本，学校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师生之间和老师与领导管理人员之间有着森严的等级意识，衙门风气为盛．很显然，校长是学校的至尊，尤其是在中国现行的社会氛围下，校长及其管理层与普通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缺乏心灵和谐的发展关系．学校教师是在权力的压力下按部就班地工作，学校的理想教育被世俗甚至是庸俗的教育氛围所湮灭．校园范围内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多在于人的关系背景之大小，而不在于学识与人品之高低．这样的学校教风必然不浓厚：庸俗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关系是至上的，有背景的普通老师一般都能被纳入到以校长为中心的领导管理层，并在其中谋得与其背景相称的职位；没有背景的普通老师大都会设法与有背景的老师及至校长或更高级别的人物搭上关系，以获取保护而平安晋级与生活．因为不这样去做，则可能是永远处于一个被遗忘了的角落，最主要的是晋级，同等条件下可能被卡住而滞后若干年；而＂会来事＂的尤其多少有点背景的老师与领导管理人员，即便师资师格极其伪劣，也早被＂正常＂或＂破格＂评定为中高技术职称了，更不必说校内的评优等评比活动了，问题的实质是利益的分配．相应地，教风之畸变必然结果是学风之不正．学生幼小的心灵中过早地装入了太多的＂社会阴暗＂，在他们看来读书求学仅是为了大学文凭以获得通往社会的门票与名片，而不是完善自己解放自己的重要途径．他们能够过早地学会一些＂来事＂的手腕，并能够运用到自己幼稚的生活中来让自己事事顺利．这些＂会来事＂的学生流通到社会，他们如果正义地使用这些＂来事＂技术，则我们的社会关系就是正常的；否则，我们的社会关系与风气会日益畸变．

当然，最善于“来事”的是政客型校长，他们能够在工作与生活中把“来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上，有他们的“来事”艺术而颇得其主管者的赏识，并指日可待而级级重用以升官发财。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传统哲学，也许本无可厚非的。对下，则有他们“来事”的手腕，他们能让属下服服帖贴，即使属下很不情愿也只能关在心里诅咒而不敢造次有违。他们的属下主要是教师，教师的本分乃学识与人品。但政客型校长们心目中的学识与人品是什么呢？学识即“来事”艺术水平的高低，人品则与社会背景挂钩，因为他们的攀升即有赖于此，因而他们最不顺眼的也是最鄙视的就是散发学术气的学者型教师——而且在他们看来，学者型教师不是学者，而是呆子般的学究，他们认为这些学究们在社会上不但办不成事，反而会开罪很多人物而惹出些麻烦来。由此，他们也常常开导那些似乎还有点迂腐不入时的学究们，做他们的社会关系学导师，领悟力高的则顺利谢师获业而平安发展；那些愚顽不化的轻者倍受奚落与打击，重者则可能被逐出“师门”而从此以后在师力所及的范围艰难地生存着。

政客型校长往往是“跑”出来的，因而他们的成本更多是在经济和减损的人格上，而不在学识与能力上，那么他们所预期的利润就只能以相同或类似的途径来回报，尔后再滚动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形成在中国并非偶然，更不能归罪于改革开放，相反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度还不够深、面还不够广。它因于我们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气候，更因于我们现行政治体制的某种肥田沃土，因而是必然的社会现象。在此，不能继续细究，但从近几年新进的某些大中专毕业生教师身上即可窥一般，他们没有如“老学究们”当初参加工作那样去努力专钻研学问和刻苦实践教育教学艺术，而是忙于探讨各种“来事”的学问与技巧，并削尖脑袋至少要挤进学校的领导与管理层或更高机构与部门。在他们及更多人的眼里，韩愈之《师说》无异于蒙昧天真之语，因为从师那里得不到直接的物质利益，而从权中可以收获丰厚的利润。由是，校内从政时髦于校内做学，出校作官优于留校从教也就有点蔚然成风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出校做了官的那些教师们，其秉性却未移：好为人师。

与政客型校长不同，学者型校长则是以更高层次的理性方略来管理和发展学校，他们当然能够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学校就是知识的园地、理想的摇篮，更是“书呆子们”的乐园；学校图书资料上的知识是死的，教师们尤其是学究型呆子般的教师们的知识才是活的，才最富有源泉性；学校不仅指不动产的校园，更指人品至上学识至上的“学究们”。因此，学者型校长们从不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而盛气凌人。相反，他们把自己当成并力求做合格而优秀的服务者——为“学究们”提供方方面面的合理合法的服务，让这些学究呆子们安于究学、乐于究学，以期生产、发展并传播出优秀的科学文化知识，宏观上培养出一代代合格而优秀的现代公民，微观上也使自己所在的学校获得良性发展而成为受社会敬仰与慕求的真正摇篮。因而学者型校长们也最器重和青睐那些富有学识和人品的“学究们”，让他们生活上舒心、工作上顺心，至少人生的进程中是平安的，不至于受某种带黑社会气息或匪气的滋扰。而另一方面，与那些有着各种社会背景而又不学无术或无术不学的教职工们巧妙地周旋着，让他们在重知识、重学术的氛围中羞于放肆而自觉净化自己的言行，做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其实，学者型校长们并不排斥世俗政治，相反他们非常重视世俗政治，并把理想的政治以科学的原理发展开来，辅以正当的方式鼓励师生员工积极融于世俗政治之中，他们所鄙夷的只是庸俗的政治及其无赖的手腕。他们能够学会应付一些庸俗的政治，却从不委屈与玷污自己的人格去迎合庸俗政治及其伎俩。他们十分重视塑造教师的集体人格，从而培养优良而浓厚的教风。惟其如此，才可能形成优良而浓厚的学风，才能让学生在教师的身教中去认识真理、捍卫正义、奋斗理想与憧憬未来。师生的精神面貌是愉悦的、积极健康的，而非如在政客型校长下的作风那般：言传声色俱厉，身教冲抵一切，以致师生员工是在压抑、郁闷、沮丧与悲观中挣扎。

学者型校长们的心态总是很平和的，他们能够包容或接受一切正当的批评、意见和观点，而不具有政客型校长般的官僚偏见与跋扈。因而，表面上学者型校长领导下的小世界总是吵吵闹闹，但实际上却是知识与知识的交锋、观点与观点的沟通，是生命与活力的体现，是和谐发展下的安宁庄园，断非政客型校长领导下的表面上一帮哥们姐妹，暗地里却是“背景”与势力的交锋，潜伏着“理还乱”的种种个人间的恩恩怨怨。

学者型校长往往是在民主的程序中推举出来的，他们做校长的成本在于自己的学识、人品和多年的勤奋与努力，因而他们大都不在乎乌纱帽明天是否还能戴在自己的头上，因为他们做官是为了更好的做事，是为了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而非升官以发财；即使不做官了，没有乌纱帽的光头更有充足的时间去闪烁智慧与知识的光芒。

    如果说政客型校长是旧政治体制及其作风的缩影，那么学者型校长即是民主、法治与和谐人本社会的张扬。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需要新的普遍合格而优秀的公民，就需要学者型校长领导下的培养新型公民的普遍苗圃与园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