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三种案件”推进“谁执法谁普法”新模式
李勇
原文载《检察日报》2018年12月4日理论版，发表时题目为《用好“三种案件”落实普法责任》，发表时内容有删减。
“谁执法谁普法”是新形势下普法模式的重大转变。惩罚只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预防目的实现的基础性前提是公民对法律的认知，只有公民先认知法律规范，进而认同法律规范，才能形成规范意识，公民对规范有效性的信赖和维护才得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知是最好的预防。问题是如何实现认知？“谁执法谁普法”模式具有独特的精准性和亲历性，是实现认知的极佳路径。检察机关应当着眼于“个案”热案”“类案”三种案件推进“谁执法谁普法”新模式的落实。
一、用好“个案”，开展以案释法。近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在阐述预防犯罪的对策时指出：“预防犯罪的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然而，“教育不在于科目繁多而无成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向公民宣读法律文本，说教法律条文，这样的普法不够明知，也不够精准，这显然不是 “完善教育”。事实表明，这样的说教式普法效果不佳。
要想使得公民产生对法律规范的认知以及对犯罪形成反对动机，活生生的“个案”讲述远胜于一堆法律条文的说教。“个案”的最佳讲述者就是执法者和司法者，这是精准普法的基本要义。“谁执法谁普法”概念的提出，就是朝着精准普法迈出了重大一步。因为，任何机关或个人对案件、案例进行筛选和剪辑，都没有执法者自己、司法者本人对自己亲手办理的案件把握得更
加准确。由于执法者、司法者本人对案件独特的亲历性，所以更清楚法律条文在具体个案中适用的过程，更清楚行为人违法犯罪的成因。因此，让执法者、司法者及其所在单位把自己办理的案件作为普法素材，能够确保普法的精准性。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刑事公诉权的专门机关，要将办理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作为普法的素材，一方面通过个案的终局性文书的释法说理进行普法，这种说理可以起到对案件当事人的特殊预防，把这种文书公开又可以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另一方面对典型个案通过媒体、网络、公开听证等方式发布，实现一般预防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之效果。
二、用好“热案”，形成法治公开课。认知的最高境界是参与，当公民主动、积极、自觉地参与到司法、普法行动中来的时候，就由被动接受普法转变为主动参与普法了。公民对法律规范的认知以及对犯罪形成的反对动机，不是基于对法律条文的熟悉和知晓，而是来源于日常交往。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体系纷繁复杂，体系庞大，哪一个普通公民能够熟悉和知晓法律规范之“森林”？即便是一本刑法典，非专业人士又如何能做到了解每一个条文，知晓每一个罪名。这既不现实也不必要。一般公民规范意识的养成，不是通过法律条文直接获得的，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决定是否实施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之时，不可能指望他在大脑中搜索学习过的法律条文从而形成反对动机，再停止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正如德国法学家考夫曼所言，“他对于
法与不法的想象不是通过法律语言的范畴来进行，而是由日常交往语言来确定。他想到‘谋杀’时，是将他想成一个具体的社会行为模式，而不是一个被定义的法律概念”。
如何让国民以“交往”的方式自觉地参与到普法中来？热点案件是最好不过的契机了。检察机关要善于将这些全民关注的“热案”件变成全民参与的法治公开课，这样，公民从关注、讨论甚至批评热点案件就转化为普法的自觉行动了，也有利于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谁执法谁普法”的应有之义。例如，昆山反杀案，瞬间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公民主动参与到案件的讨论中，办案机关果断认定正当防卫而撤销案件，并详细分析、论证、说理，获得民众广泛好评，成为普及正当防卫法律知识的全民法治公开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热点案件胜过十个文件。
三、用好“类案”，促进宣传普及。某一时期某些相类似案件频发的时候，其背后必然有带有规律性的原因和特点，分析这些“类案”背后规律性的原因和特点，就能找到规律性的对策，通过系列典型案例发布、类案新闻发布、视频动画播放等形式进行类案的宣传普及。这种类案宣传要区别于研究机构的类型分析报告，就必须坚持“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检察机关要善于发挥这些类案的实时普法、精准普法，以生动直观的方式把法理、情理讲清楚，让公民更好地理解法律规定，自觉执行法律裁决，自我自我保护和防范，让公民在法治实践中感受法治精神。正是基于此，《意见》要求“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典型案例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发布工作，建立以案释法资源库，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导、规范、预防与教育功能。”
总之，普法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任重道远，“谁执法谁普法”新模式的提出，有利于公民对法律的认知，只有先知法、懂法才能进而形成对法规范的信赖和信仰，正如贝卡利亚所说，“当光明普照国家的时候，愚昧无知的诽谤将停息，丧失理性的权威将发抖，法律的蓬勃力量将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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