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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欢用“风骨”、“硬朗”、“书生”来称道徐中玉先生的品性，因为先生身上确实有传统知识分子坚守自己文化操守的品性，也有行事果断不拖泥带水的作风，更有清瘦的面庞健步如飞的脚步烘托其在中国教育界穿梭的领军形象。但我总觉得“风骨”太宽泛，“硬朗”太面貌，“书生”也太学究，似乎还难以准确概括先生最动人的神韵。可能是我反省自己的性格特点比较容易的缘故吧——自己身上有什么脾气呢——“犟”这个字就突然硬蹦蹦地跳了出来。
徐先生的脾气很“倔”很“犟”，这是在他身边工作的同事和学习的学生都能感受到的。一般的说，卓越的人均有自己鲜明的性格，暗示其生命的自由本真状态，所以人们会记住丘吉尔的性格但却不知道总统丘吉尔干了些什么。客观地说，“犟脾气”的前辈应该不少，五四一代学人各有自己“犟”的秉性。陈寅恪先生在不追随自己学术信念便不是他的学生上是很“犟”的，钱钟书先生在坚决不带学生上也是很“犟”的，施蛰存先生在拒绝时代思潮方面同样是很“犟”的，徐先生的“犟”和这些前辈学者显然有共同的特征：因为有自己原则和信念，虽然不是宗教信仰那般的虔诚，但肯定有执守它们的“顽固”。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学人很多是有知识而无文化的——文化的根底就在信念和原则上。但是，比之陈寅恪几近专制的“追随”说，比之钱钟书自命不凡的“孤傲”说，再比之施蛰存先生因为“才德之辨”被认定为“第二种人”的“拒绝”说，徐先生的“犟”似乎并没有那种很极端的“拒斥什么”的一面。你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事件来说明徐先生的“犟”的过于苛求，但似乎又能感觉到徐先生无处不在的“犟”之神韵。比如我们在徐先生的小书房里上课，接电话的徐先生似乎只有三言两语就挂断了电话，没有什么商量讨论的余地，电话聊天对徐先生来说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容分辩在徐先生这里似乎是不需要解释，为什么“犟”的人在生活中往往简单简洁？是不是文化上有信念的人生活中都喜欢简单简洁？我们似乎从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身上得以证明，也可以从土豪们和沉溺生活享受的人得到证明。
关键是，这种简朴简单生活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不拒绝”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搞自己的学问，宛如苏轼既忧患国家又创作力作一样；同时“不拒绝”的反面又是儒家之“仁爱”经过徐先生自己的理解成为尽力关爱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关爱身边的人，与“亲疏远近之爱”似乎不符合，怎么可能“拒绝什么人”呢？即便文革中揭发徐先生的人，今天徐先生也没有“拒绝之”。所以自称先生的弟子的人之所以众多，很多学者之所以都得到过徐先生的爱护与扶持，就因为徐先生是把每个学者和学生都看成是他的学生的，或严格要求，或有所呵护。不管学生们在学术上出现了什么争议性的问题，还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重大的坎坷，徐先生和他的老友钱谷融先生一道，总是选择站在学生这一边，尽力为学生说话，似乎也是不需要解释的事情。因为就“人”这个字眼而言，学生和学者是无权无势的弱者，关怀弱者，总是最能显示出人性的光泽。把“人”和“人民”放在嘴边，行为却不尊重弱者和生命，不能平等对待每个人，这是徐先生竭力反对的。所以有时会想起徐先生给我们上课，在先生的书房里不仅师兄弟之间常常会争得面红耳赤，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也与先生商榷争论。我们不太赞同徐先生意见的时候，先生并没有不悦，而是和我们一道一口口抽烟论辩，似乎显得很兴奋。徐先生一生都倡导不唯权威之是从，落实到实践中他也没有自以为就是权威，“反权威”就成为我们和先生可以平等讨论的话题。比起中国众多只能顺从的师生关系，对于把世界分为三六九等和亲疏远近的功利现实而言，这一点是最让我们感动和敬佩的地方，也是我愿意今天身体力行的地方：我做不到的不会让学生去做，我做的与我的观念不合的地方学生也可以随时批评，我的理论学生如果能批倒我我会非常开心，但我肯定会按照我的理论去生活，哪怕众人都不理解甚至都非议，我也会很“犟”的坚持自己，决不屈服。所以我在读硕士研究生后期想建立自己的“本体性否定”理论体系，徐先生似乎在“体系”问题上并不是十分理解和支持，但我依然没有放弃这样的努力。现在30年过去了，想来在“犟”上自己是不是也无形中受了徐先生的影响呢？
比较起来，先生的“犟”还包含学术当有出于学者独立判断干预影响现实之信念，做到顾炎武的“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让“人人尽其所长，各得其所” ，这隐含着学术即便影响时代也应该出于自己独立判断的忧患责任。这就是先生之所以关心时事并要求学术应该具有现实功能的原因。一方面，学术当有思想渗透才能完成对现实的影响干预，纯粹的学术考证如果不能提炼出思想，自然就是残缺的，即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也应该此：不能从史料发现中进行有价值的思想评价，就不是完整的学术。这一点，老一辈学者如闻一多、朱自清、王瑶等与徐先生基本一致。但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现实？又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可能会有分歧的问题了。徐先生的“独立判断”就成为一个比“史料”的阐释和批评更为重要的命题，并可引申为不依附于时代思潮去批评的含义。尽管徐先生本人是把儒家的“仁”之人人关爱、现实稳定、社会进步作为文学和学术忧患的理想，但我却更愿意把顾炎武的“文须有益于天下”转换为“文如何有益于天下”的独立判断命题上来。因为“如何有益”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有益于天下”就可能是非文学性的或弱文学性的，文学就还是时代和文化要求的工具。这个问题在我与先生的对话 中也得到他“可以充分讨论”的鼓励，使得徐先生的“有益于天下”其实是一个可以开放性命题。顺着这个开放性命题，将“怎么有益于天下”作为“有益于天下”的方法思考，我认为可以弥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对立，也可以消解“纯文学”和“杂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彼此消长。即：为人生的艺术是通过为艺术的艺术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为文化的艺术实现的，文学的有益于天下是艺术性和文学性的“启示于天下“，而不是文化性的“教化于天下”。如果放到文学史研究中那就是：不仅史料、史识、史论应该是相互渗透的，而且文学性与文化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等也应该是相互渗透互动的，这样的中国文学史观就有可能比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和朱自清、王瑶先生的“以史证诗”提出更高的要求：“史料”、“史料的批评”、“史料的独立批评”缺一不可。一是史家的独立判断首先应该具有审视时代思潮的性质，即便是西方实证思潮之于中国历史现实描述的问题，也是可以审视的。文学史家自然要重视历史史料，但这种重视并不等于就接近了“历史真实”。因为自从先秦诸子将远古的生命力崇拜改造为先王先圣崇拜后，文字性的材料引用再多也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就象官方编纂的《资治通鉴》是否就是历史真实、很多人说的话从来不是真话一样，历史会不会以讹传讹呢？历史真实会不会早已经被这样的“传”遮蔽了呢？所以，徐先生的话语系统中很少谈对西方研究方法的中国移植，甚至他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发表阐释运用西方理论的文章也是不多的，这其实就是基于中国文化现实的审视判断。二是文学史家的判断需要考虑什么是“文学中的历史”而不是“历史中的文学”，才能真正做到“文学性的有益于天下”。比如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虽然很见功力，但强调文学史首先是历史，而历史的考据又依据“门阀士族”这种政治文化现象来对文学追本溯源，那么中国优秀文学创造在民间个体的“非阀门”现象该如何面对？在历史中是主流的文学还是边缘的文学更有文学价值？在文学史中文学现象产生的来源重要还是文学作品对思潮和来源的超越考察更重要？文学史是否更应该看重民间的、边缘的、个体的文学创造对文化性、时代性、主流性思潮及其文学现象的突破呢？相对于文学史中的典型案例和现象，一些非典型的个体案例、个体谈论、个体创作，是否才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创作的成就？这些都是可以审视的。否则，文学史研究当然就很难发挥给现代中国人追求个性解放、文学独立之“有益于天下”的现代启示作用。
除此之外，徐先生的“犟”还表现在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生命强力上,支撑着先生文化上的信念坚守。自然世界的植物之所以更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无论一棵树还是一根草，都是独立生长的，在狂风暴雨中均显出“不顺从”“不依傍”的生命力，即便吹弯了腰还是会一次次挺拔腰杆。而在家境贫寒等逆境中走过来的先生经常说的口头禅就是“凡事不求人”，这是不是一根草和一棵树的精神？“不求人”听起来有点书生，也有点不近人情，但我听上去却很舒服。因为“人情世故”正是儒道文化将中国人生命力异化孱弱的原因，也是汉民族自隋唐以来在历次战争中难以抵抗外来侵略的原因，所以儒道文化也可以说是让中国人“不自然的文化”。“淡泊”不是自然，“节制”不是自然，跟着生命的感觉走才是真正的自然。而跟着生命的感觉走，遇到外来侵犯势力自然就会拼死抗争，而且还必须战之能胜才能保证生命之尊严——这才是真正的“自然的文化”，也才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理”。反之，求人的事多半与功名利禄有关，也与独立生存能力虚弱有关，更与在侮辱伤害的情况下生命委曲求全有关。而这正好是“崖山之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也是只有气节教育没有生命力教育的中国之软肋，更是晚近中国文化中没有“生命的自然之美”的软肋。记得有一次我们帮助徐先生搬家搬书，70多岁的徐先生挽起袖子和我们一起搬上搬下的，根本不听我们的劝阻，我们就跟徐先生一道口念上海话“老适宜老适宜”沿着先生家的小木梯跑上跑下，好不快乐。似乎我们只是徐先生搬家的“帮手”，而不是搬家的“主力”。
所以，今天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能自己处理的事我一般不会让他人去处理，支配他人的事我也没有什么兴趣，这既与我天性中喜欢挑战困难的一面有关，也与徐先生的“不求人”之熏陶有关。经常去先生家，最深的感触是先生大量的事务多半是亲自动手，批改作业和学生的论文批语常常写得密密麻麻，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根本做不到的。先生80多岁爬山也不需要年轻人搀扶，这种倔强真的让身边的人汗颜。先生的一生在政治风浪中几经起伏，但他从来不跟我们谈这些事，我们听到的永远是爽朗的笑声，从来没有看见过先生蹙眉叹气的样子。先生在生命最后的一年多，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但照顾他的小胡阿姨跟我说，先生总是想回家，不愿意束缚在病床上。先生人生的最后12小时，我幸好去华东医院陪他呆了一会。陪同我去的叶澜发现已经昏迷中的先生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问小胡阿姨这是怎么回事。小胡阿姨说：这是先生拒绝将他固定在病床上输氧不断挣扎的结果。一个105岁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在与束缚自己身体的力量抗争，这是何等惊人的生命强力呀！所以当时我的眼泪都快要出来了。我想，什么是一个导师最好的言传身教，这其实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教育最为根本的是生命状态的教育，生命状态在根本上是独立顽强的生命力教育，而独立顽强的生命力教育，就是看一个人在困难和危难关头是什么样的教育。如果说生命美学在中国本质上应该应对中国人生命力孱弱之问题，这样的教育，根本上也就是生命力可以让一个生命体“犟到最后”的教育。
2019年7月21日于上海
作者介绍：吴炫，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7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本文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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