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者】张继东：在雷神山医院战斗的47天

2月19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等6家医院共513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上海第八批驰援湖北医疗队集结完毕，在总领队、仁济医院副院长张继东的带领下奔赴武汉。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正是万众瞩目的雷神山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张继东

“这里不像其他医院，有现成的组织框架结构和物资安排”

中国卫生：医疗队是什么时候接到的去雷神山医院的任务？

张继东：医疗队是2月19日下午3点多钟到的武汉。飞机落地后才知道，我们的“战场”是雷神山医院。具体任务是C1到C44个普通重症病区，每个病区48张床。还有一个ICU病区，31张床。

当晚5点多，我就在雷神山医院人事处长的带领下去了医院。那一天，武汉尽管有太阳，但阳光都躲在雾霾后面。医院就像一个大工地。在这个临时搭建的医院里，开车是开不了的，许多管道是明管，大家在管道上面用木板搭出坡度，人走在木板上，起起伏伏。

中国卫生：在一个全新的医院工作，意味着什么？

张继东：2月20日下午，我们就带领队伍进了病区。雷神山医院是个野战医院，不像其他医院有现成的组织框架结构和物资安排。

当时，病房工程刚刚完工，还没有验收，卫生间的洗手池里都是泥巴。施工时间太紧张了，有的把手都装反了。病床就是裸床。另外，我们还要通过专业的仪器测量检查每个负压病房的情况，负压表对不对。热水管、下水管通不通。

医护人员进去后，首先要到仓库领物资、铺床。那里也没有独立药房，大家要把药品、输液用的液体、呼吸机等领到病房里面，并负责接通设备和测量功能。病区里路面高低不平，加上有好多明管，运物资相当费力。此外还要给病区划区划通道，对医务人员进行穿脱隔离衣等院感和信息化培训等，这些工作都要在两天内完成。

2月22日，医疗队负责的4个普通重症病房开始收病人，23日晚20时，ICU病区正式向危重病人开放。

中国卫生：在“战地医院”里，队员的安全能保证吗？

张继东：院感防控工作一直是我们的“红线”。在雷神山医院，我们迅速成立感控队伍，利用空地、宿舍等一切能利用的场地进行驻地培训，只有防护服脱卸培训合格的人才能进舱。在脱卸区域，会有感控专员24小时盯梢，医务人员一旦在脱卸过程中出现意外，马上会被发现并得到救治。有些队员带的鞋不够轻便，穿脱防护服时不方便，我们还为大家专门定制了小白鞋，并在鞋上标注姓名和职责，让每一位队员都能穿着舒适的鞋子工作。

“凭老经验能‘拉回来’的病人，往往拉不回来”

中国卫生：面对大量的重症病人，如何应对？

张继东：一开始，可以用灰头土脸来形容。医护人员进舱，熟练的话，穿防护服也要10到15分钟，不熟练的要20分钟到半小时。病人如果需要气管插管，还要做到三级防护，背上正压式呼吸阀，用时会更长。我们接收的病人，都由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分配，来几个病人，我们也不知道。往往只听说有病人，结果门一开，发现一排病人在外面，简直吓死人。仅2月24日一天，上海医疗队总共收了100多名病人，仅ICU就收了10多名病人。

一开始来的病人很重，很多病人年纪较大，还合并基础性疾病。有心脏搭过桥的，还有患肝癌、肺癌等，有的病人确诊新冠肺炎以后做CT检查，才查出来患有食道癌。不少病人都需要插管或气管切开，氧饱和度很难上得去，痰也吸不出，胸片都是白的。

还有一个情况雪上加霜，在上海，病人的诊疗信息在医疗机构间都是互联互通的，但这里没有这个网络，只能靠医生自己的能力去判断。病人以往的病史情况、片子、做过的检查，都不会随着救护车来，很多基础疾病，都是在检查中才慢慢发现的。

中国卫生：这么难，大家情绪上会有波动吗？

张继东：有波动。有人哭，也有人睡不着觉。隔离病房没有家属陪，有的病人没了，我们打电话通知家属，电话那头传来的哭声让人心碎；有的老年病人，家属不愿他们再受痛苦，于是选择放弃有创抢救，大家看着都要掉眼泪。这个时候，我就鼓励大家，工作还是要做下去，信心不能垮，更不能崩溃，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我们。有些刚刚上战场的人多少有些害怕，你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因为经过锻炼后，将来可能会成为特别出色的战士。

中国卫生：对疾病的认识和经验，是怎样逐渐建立起来的？

张继东：一直在临床中慢慢观察，慢慢摸索。这一次，凭老经验、常规经验认为能“拉回来”的病人，往往就拉不回来，新冠肺炎这个疾病，直到现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

期间，我们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做了远程会诊，让我们获得了几个经验：比如要缩短病人缺氧的时间，无创呼吸机不行的话，要赶快上有创呼吸机等。有些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消化道出血、合并心衰，我们也都有相关专业的医生跟进治疗，因为好多重症病人的疾病是综合性的，不单单是新冠的问题。

“枪坏了，要拼刺刀”

中国卫生：3月7日，仁济医院再派一支8人的“ECMO小分队”团队逆行武汉。在当时各地医疗队陆续撤离的背景下，小分队的使命是什么？

张继东：我们在ICU投入了100名护士、60位医生，除了治疗上吃重，许多照护工作也很繁重。比如，给镇静状态的病人翻身要用到5、6个人，许多病人需要俯卧位通气，还有排泄物的清理，都没有护工帮忙，需要医护队伍亲力亲为。

后来，危重病人越来越多，更多的病人需要上ECMO。ECMO是重症医学里最复杂的医疗技术之一，需要将体内的静脉血引出体外，经过人工心肺旁路氧合后注入病人动脉或静脉系统，替代部分心肺作用。它对治疗操作要求很高，还需要护理人员24小时不间断观察。

为竭力挽救危重患者生命，我向医院申请，请来了8位ECMO和CRRT等生命支持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身负重任，主要为打“歼灭战”而来。

中国卫生：打“歼灭战”时，碰到了什么印象深刻的病人？

张继东：有一位最终转危为安的病人，曾经历过惊心动魄的决断过程。

病人于1月下旬发病，来雷神山时病情很重，气管插管，带着呼吸机，还有二氧化碳储留的现象。于是我们为他进行了气管切开，接上了ECMO。

ECMO上机第7天时，患者临床检查结果显示其肺功能显著改善，减流量测试评估尚可，但膜肺性能明显下降。此时，要么撤机，要么更换膜肺继续支持治疗。但因为病人本来就有贫血症状，加上又是夜间，下一步采取何种治疗措施，需要有人拿出方案。我反复核实各项检查和评估结果，决定当夜撤机。

枪坏了，就要拼刺刀。撤机成功后，患者经历了耐药菌感染、高烧、营养供给等问题，我们还给病人插十二指肠营养管，后来又调整抗生素，病人终于逐渐恢复。为了帮助病人渡过难关，我们医护人员日夜守护了超过170个小时。

中国卫生：在此次疫情中，雷神山医院的意义是什么？

张继东：雷神山医院是根据当时危重病情病人增多而专门设立的“战时总医院”，有点野战总医院的性质。它起到了收拢危重病人的作用，增加了我们战胜疫情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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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卫生杂志记者  孙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