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病情加重，再次住进北。这次不仅仅是血压不稳，心脏不好，他的肾功能也开始衰竭。12月16日，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罗荣桓离开了人世……
罗荣桓在弥留之际，看向一旁哭成泪人的妻子，说：“我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林月琴听后点点头，哽咽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放心吧。”那么罗荣桓在临终之际，还有什么事情是放心不下的呢？
罗荣桓虽然身居高位，但对名利、地位却看得很淡。他常对林月琴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自觉检查有没有违反规章制度，是不是多领了东西。遇到难题尽量自己去解决，不要麻烦组织……”
1937年5月，罗荣桓和林月琴在延安结为夫妇。两个月后，罗荣桓离开延安前往抗日前线工作。当时林月琴还在延安工作，直到一年后才前往抗日前线，和丈夫相聚。
林月琴来到抗日前线没多久，就被安排到115师司令部工作。她很高兴自己能和丈夫朝夕相处，但罗荣桓知道后却不同意：
“我相信你能胜任军队的工作，但我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你去地方参加工作比较好。一来，女同志去地方工作更合适、更安全一点；二来，咱们两个最好不要在一个单位工作，避免其他同志因为我的缘故特殊照顾你，这对你的锻炼也可以大一些。”
林月琴听了丈夫的理由后，点点头，说：“你说得对，那我还是去地方工作吧。”就这样，她离开部队，来到孝义区党委报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夺取全国解放，罗荣桓被派往东北建立根据地。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再加上每天要忙的工作很多，这也导致他患上了肾癌，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1946年夏，罗荣桓在林月琴的陪同下前往莫斯科治病，一年后回国。当时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将林月琴分配到组织部当副部长，罗荣桓知道这件事后沉默许久，他说：“这件事你让我再想想。”
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后，罗荣桓对妻子说：“我记得你在山东做过组织方面的工作，这个岗位对你来说是很合适的。但是，为什么要当副部长呢？我看这个'长’就不用要了。”
紧接着，罗荣桓说：“要不你还是办一个子弟学校吧，你看现在革命烈士的后代有很多，再加上有很多高级干部忙于战事，没空照顾孩子。你办一个子弟学校，一来可以照顾这些孩子们，二来也能培养革命后代，岂不是一举两得？”
最终在罗荣桓的建议下，林月琴不要任何职务，在哈尔滨将很多干部家属都组织起来，办了一所子弟学校。学校不仅有幼儿园，还有小学部，接收不少前方和后方干部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学习、生活都有人管。
生活中的罗荣桓性格比较内向，他喜欢读书，闲暇之余会写写书法。他教育孩子讲得最多的便是：“不能忘本。”而他对孩子们做事的要求则是：“不患不成，而患不坚持耳。”
1961年4月14日，罗荣桓在给儿子罗东进的信中专门嘱咐：“和同学要和谐相处，经常听取他人意见，正确的要学习，错误的要指正。你要谨记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纸家书，足以看出一位元帅父亲对儿子的良苦用心。
罗东进上的是哈军工，而他在学校内的表现也没有让父亲失望。罗东进回忆说：“爸爸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决不能做满清的八旗子弟，只知道贪图享乐。”
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罗东进捡到一个日军的防毒面具，他一时间玩心大起，将面具戴在脸上跑街上玩耍。没想到老乡的孩子们看见还以为是日军来了，被吓得嚎啕大哭。罗荣桓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
“当初把你寄养在老乡家里，是老乡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活大的。他们把你当成亲生的，但你是怎么对他们的？怎么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你知道什么叫群众纪律吗？”
说完，他将罗东进关在屋里反省，好让他牢牢记住这件事。
有一年冬天，林月琴给罗东进买了一顶棉布帽子。他却嫌样子老套不好看，非要买一顶皮帽子。罗荣桓知道后狠狠将他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长大还得了？”
紧接着，罗荣桓又对林月琴说：“以后在生活方面不要操这么多的心，多关心关心他的政治思想。”
罗东进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离家很远，因此每到星期天才回家一趟，都是机关用大轿车集体接送的。罗荣桓发现这一情况后，把全家都叫到一起，然后说：“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而不是接送你们上下学的。你们平时享受的待遇够多了，如果再不自觉的话，到最后只会害了你们自己！”
罗荣桓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不准用小轿车接送他们，让他们搭公交车上下学，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锻炼。”
这天，罗东进和妹妹放学回家，由于时间太晚而错过最后一班公交车，他们只能走路回家。天色渐晚，罗东进和妹妹还没到家，这也令林月琴和其他工作人员十分担心，就连罗荣桓也有些着急了。就在罗荣桓准备出去找孩子的时候，他们两个满头大汗的出现在门口。
问清楚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很棒，你们遇到问题能想到自己解决，而不是找其他人帮忙，爸爸要表扬你们，希望你们以后继续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一家都住在北京南池子18号，除了他一家老小外，还有秘书、司机、警卫员，所以房子很快就不够住了。罗荣桓和林月琴并没有说什么，但相关部门知道这件事后却看不下去了。为了方便罗荣桓办法，管理部门就在院子里加盖了一间房子，还在院子旁边盖了一间车库。
就在房子盖好没多久，“三反运动”就开始了。罗荣桓在要求部队和机关认真检查的同时，对自己院子里加盖房子这件事也做了深刻的检讨，并向中央写了份书面报告。
1956年，罗荣桓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规定可以增派工作人员以及车辆。但都被他给拒绝了，他说：“我现在身体很差，具体工作管得不多，有一个秘书帮我管管文件就好了。”
但警卫部门却提出：“首长，您外出的时候需要派警卫车，更何况家里的警卫工作也要加强。”经过反复商量，他最后只同意增加一名保卫干部。
罗荣桓虽然担任很多领导职务，但他只有一个秘书。为了让秘书不那么劳累，他经常亲自签收文件。
按照当时的规定，罗荣桓的家里是可以放映专场电影的，但他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觉得这样有些铺张浪费。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队来放了一场电影，他知道后十分生气，严肃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罗荣桓经常将自己看作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不赞成领导干部警卫戒严，和群众隔绝的做法。有一次，他在警卫员等人的陪同下乘船去南京，上船后才发现所在的这层舱只有他和工作人员。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警卫部门事先和售票处打过招呼，这一层的票不允许卖。
罗荣桓批评道：“他们是普通的群众，为什么不让我们接近他们？”
他外出视察向来都是轻车简从，讨厌前呼后拥的做法。一次，罗荣桓乘机去外地视察，刚走出舱门就发现下面有一群人来迎接，他很不高兴地对当地领导人说：“以后你们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下飞机，直接飞回去。”
罗荣桓的身体本来就不好，1946年曾去莫斯科做了右肾切除手术，但由于在辽沈、平津战役中过度操劳，他仅有的一个肾的负担越来越重，也发生病变，并因此加剧了高血压和心脏病。
尽管晚年罗荣桓的身体不适太好，经常在家休养，但他还是一有精神，就去外面散步。这天，他感到精神好了一点，便对警卫员说：“咱们去公园散散步吧。”于是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颐和园散步。
看着湖光山色，他感到心旷神怡，当看见有人在湖中划船，罗荣桓对警卫员说：“你也去租条小船，咱们也划划船。”警卫员无奈道：“首长，我，我没带钱……”
罗荣桓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件事，就当他失望而归的时候，公园的保卫人员叫住了他们：“首长，首长，您先别走。”罗荣桓停下，笑着问：“同志，你有什么事吗？”保卫人员说：“首长，我们可以借给你一条船，不要钱。”
罗荣桓摇摇头，说：“同志，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这样做，这样不好。”保卫人员坚持说没关系，最终罗荣桓说：“这样吧，我们先划船，等回去就把钱给你拿来。”
几天后，罗荣桓再次来到颐和园附近办事，他吩咐司机把车子开到湖边去还租船的钱。
1963年9月，罗荣桓的身体越来越差，无奈只好住进北治疗。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将妻子和孩子们都叫到床旁，他拉着林月琴的手，含泪说道：“月琴，你跟着我这么久，让你受苦了……”林月琴摇头说：“我没受苦，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什么苦我都不怕。”
罗荣桓继续说：“我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我死后，组织分给我的房子你们就不要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见妻子点头答应后，他又对孩子们说：
“我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选了革命这条道路。爸爸没什么遗产能留给你们，但有一句话送给你们：坚持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逝世，享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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