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百年科学往事

撰文｜江才健

今年年初，看到一位在北京清华大学做科学史研究的学界朋友的书籍推荐，得悉去年出版的一本书《杨振宁访谈录百年科学往事》（编者注：下称《百年科学往事》），由简单的评介看出，杨振宁在这个访谈录中，说了一些以前没有公开谈过的话。我因为工作关系，由三十七年前初识杨振宁，后来还有许多私下的接触往来，特别是写杨振宁传记的四年多时间中，更有许多长时间的谈话，因此对于杨先生此次的访谈录出现的一些话题，十分的好奇。

月前因为一个机缘，得到北京一位朋友寄来了一本第一次出版的这本书，才知道《百年科学往事》是二○一六年到二○一九年八次访谈的纪录。进行访谈的主要是一位数学家以及一位资深的编辑，如同他们两人在前言中写的，这是一个长时间深度的沟通，从数学到物理以及社会科学，谈了许多重要数学家与物理学家的杰出工作和浪漫生活，有快乐的成就，也有悲伤事件甚至悲剧，以及学术上的亲密合作到嫌隙交恶，话题无所不包。他们也说，出于某些考虑，他们保留了部分话题和观点，或到合适时机再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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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科学家访谈录，过去中外也都有过，大多数是科学大人物的夫子自道，一般读者也总是怀著仰望欣羡之情去阅读。我因为同杨先生很熟悉，深知道他既是一个在物理学术上做出顶尖成就的大科学家，也是一个不拘一格的思想大家，特别是他在私下谈话的坦直真实，没有虚矫的措辞，多年来他有时会同我坦白地说起一些人事，总会先说“底下我跟你说的，你不要写出来”，我确实也从没有写出来。

《百年科学往事》成功的一个地方，是把这个四百多页的八次访谈录，分成了两百多个小段落，每个段落做一个小标题列在书前的目录中，因此阅读者很容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去阅读。由于主要访谈者季理真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因此谈话难免要有许多相当专业的数学讨论，杨振宁虽是物理学家，但是一般知道他的物理理论总有很精妙的数学内涵，访谈也显现出他对于数学发展的广泛认知，以及对数学与物理关联和差异的敏锐意识。

书中大多数访谈是简洁的对话，显现当时已近百岁的杨振宁敏锐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力，其中一些较专业的讨论，对于一般读者甚至学术中人，虽说难免有了解的困难，不过大多没有超过一页篇幅，不至于流于学术人物的自说自话。我想这本访谈录特别有价值的，还是杨振宁在这些谈话中，直言无讳地说出了他对于自己在学术工作中所体会的一些感受，对他所认识学术人物的直率评价，以及他对于一些科学家为人处世的欣赏或不欣赏。

大家都知道，杨振宁最重要的工作是“杨-密尔斯规范场论”，这是让他有了在丁肇中所写的《杨振宁小传》一书中所说“中国人在国际科学上真正建立不朽功绩者”的地位的工作。在访谈中杨振宁说到规范场起始的大科学家外尔(Hermann Weyl)，推崇外尔既是数学大家，也是哲学大家，也很欣赏外尔在他的名著《经典群》前言中揭橥的，探索一个有广阔大视野的数学。杨振宁正是在这样一个宽广的数学视野中，历七年之功，做出了规范场论的至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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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在访谈中也谈到了戴森(Freeman Dyson)。戴森与他是惺惺相惜的科学同侪，一九九九年杨振宁由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受邀作晚宴演讲的戴森，让举座宾客领略到他在西方所谓“文艺复兴人”的学养。戴森在物理和数学上做过重要工作，事实上一九六五年包括费曼(Richard Feynman)在内三位重要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戴森有极关键的贡献。杨振宁说戴森的物理工作应该得到诺贝尔奖，也透视出戴森说他不在乎诺贝尔奖的在乎。杨振宁特别提到，戴森在给写他小传的林开亮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起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没有一个是关于学问。

对于戴森十分佩服的物理学界名人费曼，杨振宁明白说他不喜欢费曼，说费曼不是一个正派的人，非常的政治化。杨振宁说起有一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会，吃饭的时候杨振宁说起诺贝尔奖没给戴森不对，哥伦比亚物理系大老拉比(I.I.Rabi)立刻说他不同意，因为拉比问过费曼，费曼说戴森在物理上没有贡献。杨振宁也拿费曼和同年得到诺奖的史温格(Julian Schwinger)相提并论，说两人做人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访问者是数学家，他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三位著名的中国大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和丘成桐，杨振宁与陈省身有亦师亦友的交情，他推崇陈省身的数学成就，也欣赏陈省身的做人风范，对于与陈省身是师生关系的丘成桐则有些微词。丘成桐在学术与做人上的强势作风，传闻甚广，此书出了头版后，丘成桐很不高兴，甚至要求新版做了删节。

杨振宁在近百岁之龄，说出过去他较少有的如此直白评论，是中国学术界大老很少做的事，这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并不容易，因为除了做科学的人对于自我多有一种全然正面的认定，社会一般也颇有这种看法。其实科学家也是人，不可能避免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的人性特质。

访谈中杨振宁谈起因提出约瑟夫森联接得到诺贝尔奖的约瑟夫森(Brian Josephson)，说他后来不做科学变成去搞宗教，杨振宁没有认同访谈者认为是诺贝尔奖一个失败例子的看法，也没有一般科学界标准的唯科学理性思维。

杨振宁一向不避讳自己在科学工作中的主观好恶，也不全然摒斥一些科学家成名后追求科学之外的玄想，他说，“科学会有世俗的成功，但永远追不上自然的复杂”，正是他对于科学限度的一个评价，也是他对过分高举科学的一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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