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来到20世纪初，已经跌到“尘埃”里的国人迫切的想要寻找到自己贫穷落后的原因，对自己一切过往创造过的事物都打上了“落后”的标签。 哪怕是一部分为后世所敬仰的大家，都曾公开说过要“废除汉字”、“废除中医”。 1910年前后，由外国人带到中国的腺鼠疫在东北一带迅速爆发，我国东北、华北名医遍寻方法均医治无果，许多医生甚至培上了自身性命。 此时，是拥有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在政府的支持下采用隔离的方法，才使这一波疫情消散。 在那个特殊节点上，中西医争端被不断扩大，许多上流人士甚至对中医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 1929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受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废除中医的影响，在国内推动废除中医。 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大致分为三派，一类中医、一类西医、一类汇通（兼收中西）。 自废除中医案后，国内医学界的对立情绪大大激化，幸而中央卫生会议没有通过废除中医案，否则中国两千年来的文明瑰宝必然毁于一旦。 不过经历种种，中医在国内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毛主席创造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来描述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什么是一穷二白？就是物质基础差，文化和科学落后。 既然如此，医学改革也肯定不会落下。 次年，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再次递交了当年那个“废止中医”的提案。 只是这次他变更方法了，将“废止”二字改为了“改造”，减小自己改革的压力。 换句话说，他认为必须将中医改造成所谓西医才行。 在余云岫为代表的反中医的影响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斌、贺诚决定在国内实行“中医改造”。 王斌曾经说过： “中医是封建统治者的医疗，封建迷信成分较多，应当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 随即，卫生部订立新规，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等文件。 条例规定中医不允许直接进医院执业，想要考取执业资格证必须考西医的相关知识，这一举措致使大量的传统中医失去职业资格。 并且条例规定，如果要在医院从事相关职业，必须在政府开设的“中医进修学院”学习解剖学、药理学等基本医学知识，否则也不允许进医院。 这种政策实行了一段时间后，不良后果迅速出现。 首先，是社会上出现了排斥中医药的风潮。 尤其是城市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对中医药的认可度大幅下降。 “中医不科学”、“中医是历史的倒车”，甚至有人将中医称作“反历史潮流而动”。 其次，也是最恶劣的影响，是大幅降低了社会面上的总医疗资源供给量。 大家要知道，那个时代我们国家正处在四面用兵、百废待兴的状态。 这种医改政策使社会面上百分之九十的医生失去了行医资格，对于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最后，则是医疗资源挤兑过后带来的“医疗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部分人群能够享受稳定而先进的医疗资源，但绝大部分群众根本没有医疗资源，这显然不是毛主席等人想看到的。 1953年，毛主席及中央宣布决定免去王斌、贺诚两人卫生部副部长一职，另换他人。 毛主席决心重新定好中医药的调子。 “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毛泽东 毛主席及党中央见到了医改的不良后果，开始着手扭转这一局面。 1953年12月，毛主席专门找来有“医生将军”之称的贺诚，对他苦口婆心道： “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 这一番表态很明显是要求卫生部停止现行医改，大力扶持中医药的发展。 “团结中西医”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想要真正推动下去那可是难上加难。 毛主席对于医改政策在短期内做了多番批示，甚至旗帜鲜明的指出“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可实际上结果并不明显。 为了改变当下的卫生医疗发展方向，他不得不撤换掉主要负责卫生工作的二位同志。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卫生领域，对于中医药的态度究竟几何，想要改变医学领域一些专家对中医的态度是多么困难。 要团结中西医，根本上一定要发掘出中医的价值，让所有人真正信服中医的重要作用。 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医产生内部驱动力，不断繁荣发展。 从这个角度出发，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从两个方面充分阐述自己的思想。 一方面，毛主席说中医是有疗效的，是革命和建设时期不可或缺的一支“医疗战斗队”。 就他个人的体会而言，在长征路上一度“打摆子”发烧到39、40度，正是靠着老中医的药方，才从死神手里走了回来。 这样的情况，不光是毛主席，战争时期许多开国元勋们都有类似的经历。 且不论传统中医好坏，先得论有无。 在“有”的基础上，结合中西医各自的特长，兼容并包、去其糟粕，让中医力量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毛主席将中医的地位上升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 同样是在与贺诚的谈话中，毛主席道出了中医的本质和历史沿革： “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 我国由于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错过了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工业革命时期，致使我们一步慢，步步慢。 到新中国成立时，“西方的都是先进的、中国的都是落后的“成为了部分人不可磨灭的思想钢印。 从这个更宏观，涉及到民族性、国家性的角度来说，中医就必须保留。 在1954年毛主席著名的“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中，彻底点明了保留中医的本质： “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审阅初稿后，在这句话后又加上了一句——“及一部分城市居民”。 1968年后，我国针对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建立了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他们忙时看病，不忙时耕作如常。 正是这支人数最高峰时达150万人的队伍，保障了两代中国人的基础健康，提供了起码的医疗资源。 这其中就有大量的中医生，使用了大量的中医药。 其实，哪怕现在社会上仍然有“中西医之争”，但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一直坚持的——“团结中西医”。 甚至从宣传概念上我们就不应该宣传“中医、西医”，只要是我国医疗工作者取得的成就都应该是“中医”。 第一支国产青霉素、第一支国产氯霉素、人工合成牛黄、世界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百分百抗疟的青蒿素…… 毛主席的指示犹在耳边，只要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健康的，就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中医”。 不管是针灸、汤药、开刀、胶囊，能切切实实治病的就是好“医”。 1、傅维康主编；吴鸿洲等编写. 中国医学史[M]. 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990.01：549-550. 2、【方志四川·人物】贺诚：中国军队卫生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方志四川 [引用日期202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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