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洋港是个农村集镇。在解放前后，也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后，我家开杂货铺，并租种几亩旱地。加上我们五个孩子，家庭不富裕。父母亲要求我们孩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是解决点经济上的困难，二是培养锻炼我们劳动的本事和习惯。这对青少年是有好处的。
养蚕花
在解放战争的年月，也就是1947 年到1949 年，我家每年都养几架蚕。春节过后孵蚕纸，蚕籽像小米粒一样产在一张一尺见方的白纸上，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立春后，阳气上升，天气渐渐转暖。我母亲把折叠的蚕纸用布包好，然后放在枕头下，被窝里，或揣在怀里孵化。小小的蚕儿出卵壳以后，放在簸箕里，像蚂蚁一样爬动。这时，就要开始喂桑叶了。姐姐带着我和妹妹去摘桑叶。桑树长在下洋港周围的城坡上、沟埂旁。在春风春雨的吹拂下，刚展叶的桑树，又绿又嫩，我们来摘一提篮，也足够蚕宝宝一天一夜的食粮了，也不要花多少工夫照料。但每天都要采摘新鲜的桑叶。如果是下雨采摘的桑叶，还要把水晾干后喂食。否则，蚕宝宝吃了带水的桑叶要拉稀，病死。蚕宝宝小的时候，工作量不大，我们摘桑叶，喂桑叶，也觉得好玩，有趣。
蚕宝宝一天天长大，变粗变长变白了，食量逐渐加大，上去的一层嫩绿的桑叶，成千上万的蚕宝宝吃得呼呼作响。不到1 个小时，吃得只剩下叶柄，这时蚕虫仰起半个身子摇头晃脑找桑叶，我们再上一层桑叶。白天有人照看，晚上有人值班，上桑叶喂蚕，防老鼠吃蚕虫。我当时只8、9 岁，瞌睡多，值夜班，母亲不放心，只得由父母亲和姐姐轮流值夜班，但白天采桑叶我要参加。经常是姐姐、我和妹妹（金枝）) 出门采桑叶，我们提着提篮，背着麻袋或布袋，拿起自制的长杷铁钩子，在下洋港周围寻找桑树，摘桑叶。矮树，我们用手攀枝采叶；高树，就用勾子把树枝钩下来采叶，但不要折断桑枝。因为还要靠桑枝长新叶。这些桑树都是野的，我们可采，别人家也可采，但大家都有一个规矩，只采叶，不折断桑枝，这也是一种集体利益，社会公德。高大的桑树，我们还爬上树杆，攀枝采叶。有一次，我从树上掉下来，只摔痛了胳背，几天就不痛了。我们一个上午采的桑叶足足有4、5 布袋，但只够吃一天一晚上。一家老小忙着采叶、喂食、清扫蚕粪。日日夜夜，辛辛苦苦操劳一个多月，蚕虫才开始减食，到不吃桑叶。肚里的蚕屎拉光了，肚皮变成半透明琥珀色，准备吐丝、结茧。这时，大麦开始收割，我们把麦杆切成一尺多长，扎成扇形的靶子放在蚕床边、蚕架上，让蚕虫“上山”（上麦杆）)吐丝作茧。有些不吐丝、不作茧的蚕虫，叫懒蚕；有些变得姜黄的病蚕，叫姜蚕。
蚕虫吐丝也是尽职尽责，大公无私的。一只蚕虫在吐丝、牵线、织茧的时候，忙碌几个昼夜，仰头、摆身千万次才能把茧子织成功。蚕茧是蚕宝宝对辛勤主人的回报。“春蚕到死丝方尽”，只是形象地歌颂一种奉献精神。其实，蚕虫并没有死，只是由幼虫变成了蚕蛹，呈休眠状态藏在茧壳内，等待时机蜕变为成虫，即蚕蛾，产卵，繁衍后代，完成一个生活的周期。
当蚕茧成熟的时候，只见白色的、黄色的、粉色的蚕茧像椭圆的彩色小灯笼挂在一丛丛、一排排的麦杆上，真是色彩斑烂，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为我们全家带来丰收的喜悦，五十多年过去了，但养蚕、采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粗略记录儿时养蚕的往事，让人们知道下洋港及其周围的农村，曾经是蚕丝的产地，也是农家的一项收入。
打猪草
我家养母猪、生猪崽，卖子猪，补贴家庭开支和我的学费，这就增加了我们全家的劳动量。姐姐常常带领我和妹妹打猪草。我们背着布袋、提着蔑篮扛着有铁钩的长杆去摘构树叶。构树叶深绿色、叶厚、姜汁多，是营养丰厚的猪食。但构树叶脉粗壮，白色姜汁多，采摘起来很费劲，姜汁把衣袖弄得很脏，手也刺出一道道口子。我们只得戴上厚而结实的布手套采摘。我们把采摘的一袋袋构树叶扛回家。母亲、姐姐忙开了，先把构树叶切碎，然后煮得半熟，放凉以后，盛在猪缸里。早、中、晚三餐喂猪食，把构叶与米糠或豆渣拌和，放在猪槽里。母猪、肉猪，还有小猪，在糟里抢食。母猪食量大，吃得啪啪作响，肉猪也不示弱，只是几条小猪，这里钻，那里挤，抢点猪食。为了让小猪长膘，我们家单独给小猪开“小灶”，喂米糠、米汤、豆渣等精食。
除了采构叶以外，我们还绞水草、挖野菜、拣菜叶做猪食，这些劳动也很辛苦。
我们家常年养一头母猪，一年下两窝小猪，一窝8-10 头。小猪长到5-6 斤重时，就出圈放在猪筐里出售。我春、秋两季上中学的学费、零花钱，就靠家里卖小猪的钱。当我写到这里时，饱含着热泪，感激我的父母和姐妹们为我上中学所付出的辛劳。
喂母猪、养小猪，是一项又脏又累的劳动。我只是参加了部分劳动。记得是1946 年秋天的一个中午，父亲派我到离下洋5 华里的潘家巷（村）去请养郎猪（公猪）的师傅。我当时很不愿意去。一是年龄小，只9 岁，怕办不好事；二是在四方街我家门口搭了戏台，说是当天下午和晚上演大戏，我怕看不上戏不愿去。后来才知道是重庆谈判成功，国民党、共产党签协议不打内战。共产党请来戏班子庆祝国共谈判的胜利。我拗不过父亲，吃了中午饭就出门。只用一餐饭功夫，就赶到潘家巷。这个村坐北朝南，屋后是竹园，周围是高高的树木，用荆条编成的篱笆形成一条绿荫笼罩的长巷，把村子分成东西两半。我没有心思欣赏这里的田园风光，赶紧进村找养公猪的农户。寻找了十几家才找到。只见一条又大又壮的公猪正在吃食。公猪的主人是一位四十来岁农民。见我很急，牵起猪绳，就同我上路了。我要看戏，想走得快些，但公猪一摇一摆走得慢。我要主人用树枝抽公猪屁股，公猪快几步又慢下来。好不容易在太阳快落土时，才到了下洋港。我把请来的人和公猪交给了父亲，赶紧钻进人群看戏去了。
养子猪，也不是都能成活的、卖钱的。我家猪圈小，母猪在睡觉时或喂奶时，巨大的身躯一躺下来，来不及跑的小猪，就被压死了。有一次，我就看到压死了两只小猪。父母亲很惋惜地把死小猪扔到垃圾堆里。当时，下洋港还没有吃小乳猪的习惯. 在解放前后，即1947-1950 年，我家的小猪常常被狼叨走，当时，由于战乱、饥荒、洪水，下洋港周围的农田大片荒芜，真是“豺狼当道，虎豹横行。”晚上豺狼进入下洋港街道找小猪、小狗吃。我们孩子们晚上不敢出门。有一天深夜，我家后院的母猪的吼叫声，把全家人惊醒了。父亲知道是狼来吃小猪，母猪在护卫小猪。要我们孩子不要出门，他和母亲点燃火把出后门，只见母猪还在吼叫着，冲出篱笆墙追了一条街才回来。父亲清点小猪，少了两头，被狼叨走了。原来母猪带着刚出生不到10 天的一群小猪，靠篱笆墙睡觉。篱笆是用柳树枝、竹枝编扎的，有一些较大的空隙，偷猪的狼把嘴伸进空隙，一口叨走了两只小猪，母猪吼叫着追赶不上就回来了。有一次，一只羊麂子（野鹿）在傍晚时分从西门跑进了四方街，大人小孩子堵住四个街口，追逐这头小麂子。小麂子跑得很快，从人的腿缝里钻过去，跑进了大布街。人们堵住东西两个街口，经过几个回合，才在一个墙角按倒这只羊麂子。
杀年猪
我们家，在小猪中留下一头，喂养成肉猪。约大半年时间，小猪长成了一百二十多斤重的圆滚滚的肉猪。“人怕出名猪怕壮”。肉猪壮实的时间正好是农历腊月。我家在腊月初，请来屠户（屠宰师傅）杀年猪。全家人又忙碌，又高兴。灶堂里架起辟柴火烧开水，热气腾腾。屠户在助手们的帮助下，把尖声惨叫的肉猪，用双手使劲按倒在大腰盆的木板上，粗壮有力的屠户举起一把白亮的尖刀，快速准确地捅进猪的喉管。只见鲜血如注的哗哗流到小木盆里。凝固以后，就是紫色的猪血块食品。肉猪叫声已绝，挣扎几下就不动弹了。屠户把死猪的后腿上割开一个口子,用嘴含着口子，鼓起腮帮向猪皮下吹气，把猪体吹得又粗又壮，紧绷绷的，便于刮毛。粗壮的死猪放在大腰盆里，把烧好的开水，一瓢瓢，一桶桶地浇在猪身上，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翻来覆去烫遍以后，屠户用有力的手把猪棕先拔下来，这是可以卖钱的，因为它可以做猪毛刷。然后,用铁刨子刨去密密的黑色的猪毛，现出又白又细的猪皮和粉红的猪脚，十分好看。人们把死猪用铁钩挂在高过人头的木架上。屠户用锋利的刀开肠破肚,掏出热气腾腾的心、肺、肝、肚、肠等五脏六腑。我家的人又忙开了，动手清小肠，洗大肠，把内脏（称“下水”）、骨头、肉块都清理好。然后，一家人陪同屠户享用一顿有酒有肉的丰盛晚餐，宰猪的事就算结束了。猪肉、内脏等用盐腌制，经过烟火薰制成美味的腊肉，而且能长期保存。这些就成为我家的年货和招待宾客的佳肴。寒假结束时，我母亲用一个小罐装满白花花的猪油，让我背到京山中学食用。由于猪油里放了盐和香料，吃到端午节，猪油还坏不了。
我在杀年猪的活计中，干一些端盆、拿用具、买酒等辅助性劳动。屠户在清洗内脏时，把猪膀胱（虚泡）择出来给我们孩子。我们把湿呼呼的膀胱用竹管吹上气，变成一个乳白色的大气球，然后用手把它抛向空中，几个孩子争抢气球，或者把气球当足球在地上踢去踢来，很好玩。
2005年3月北京
京山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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