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当年拓荒队伍中的成员。
1954年6月，我一岁多时随母亲从省会武昌来到五三农场。在农场生活、工作整整28年，直到1982年6月调出。
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是从那里开始的，最宝贵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那里度过的。如今，离开五三农场已经20多年了，但是我仍然时常挂记着那里。
可以说，今生今世能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只有五三农场了。
下面写几段对幼年的回忆，以示我对故乡故人的怀念。
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李安华，1923年生于湖北省应山县。祖父李尚之是当地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乡绅。
父亲在汉口一中念初中到高中毕业，考入湖北农学院学习，后因战事吃紧辍学回乡。教过书，当过小学校长，在地方伪政府任过小职，抗战结束后，因生活所迫，和母亲一起做过麻糖（“自产自销”）。1948年正月，“大军南下”路过应山，父亲有幸入伍。后来进入中原军区江汉公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担任黄石公安大队后勤股长期间，因秉公办事冒犯了大队政委陈荣女士（７0年中期，湖北日报曾刊发“著名红军女战士相见在党代会上” 的一幅新闻图片，人物就是陈荣和吴朝祥两个女子老革命），“三反五反”时父亲被扣上莫须有的“贪污”罪名，党籍开除，由营职股长降为排级管理员；后经上诉，恢复了党籍。眼下，周季芳受命于自己的老上级、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下去办一个国营农场”。不知道父亲怎么想的，毅然报了名，成为垦荒先遣队的一员。当年11月中旬，先遣队奔赴京山县杨家浲，开始搞“百里荒原建农场”。
当时，我这个父母亲久盼的第一个男孩子，出世刚刚7天。
那时的五三农场虽然不大却是“地师级编制”，老红军、新四军出身的高级干部为数不少。父亲先后在陈家嘴、赵坡（畜牧队）、雁门口、驻汉办事处、医院、高湖分场等单位工作，都是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或许父亲是被组织上的重用所感动，“士为知己者死”嘛。他多次在垦荒一线忘我奋战以至病发吐血，被人用担架抬回。他和他的垦荒战友一起，不畏艰难困苦，甚至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在“五三”这块茅草丛生、芦苇遮天、瘟疫肆虐的土地上，用血和汗开垦出一片片的农田和园林。
当时我们家住在医院宿舍。记得我在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时，看到一群人抬着担架涌进了我的家，看到面无血色的父亲被移到床上；记得父亲躺在床上，旁边的案子上放满了注射器和各种药瓶子，还有一个带盖的搪瓷缸子，那是专门用来吐血的；记得总是有人来家里，爸爸坐起来，在和他们久久地谈着什么……
父亲一生短暂，去世时年仅37岁。他遗留的东西里除了几个工作笔记、几本革命书籍，几乎一无所有，唯一值钱的是一支关勒铭金笔（可惜很快就被我毁了）。他没有手表、没有皮鞋、没有料子衣服，甚至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儿女照过一次像……
父亲在五三农场的光阴只有六年半，然而，他的人生价值却在那里得到体现。去世时，农场党委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这也是农场党委第一次举行追悼大会），黄德华副书记致悼词。
父亲去世时我不到七岁，加上他脾气不好，我总躲着他，所以对他的印象十分模糊。在他去世后的很多年里，我走在路上常常会遇到一些不相识的老职工，他认出我是李安华的儿子，走过来对我说爸爸这样那样的好话。印象特别深的一次，那时的我“知识青年”十七、八岁，是高湖分场吴巷队的“农工”。那天我徒步去易家岭，走过王台队不远，身后快步跟着的一个中年人突然对我说话：“你是李安华的儿子？”我有些吃惊，回头一看，是个瘦高个子，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的河南人。他并不看我，断断续续地说：“你爸爸是个好干部啊！××房子、××路，都是他领导修建的……那年几个省来的人发生纠纷打起来，幸亏他在啊……”那付凝重的表情，那个转身向棉花田里走去的背影，成为我抹不去的记忆，帮我构成了对模糊父亲的模糊骄傲。
【比较离奇的一次，那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住在武昌卓刀泉。有一次我去汉阳区办事，在一处比较偏远的堤边，一处简易的办公用房里，遇到一位偶然来到的老人，只聊了几句话，他突然激动地接连发问：“你是不是从五三农场出来的？”“你爸爸是不是叫李安华？”原来他曾经是五三农场建场初期的总场通讯员，“我姓阮。你回去问你妈妈，她应该记得！”我告诉说“我妈七六年就去世了”。这位阮叔叔对我感慨道“你爸爸不简单呀”。他说，前几年到省农垦厅玩，看到了五三农场的一些档案，其中有五七年“反右”期间的会议纪要，“你爸爸当时的发言现在看都是对的。”
这位阮叔叔还以前辈对小孩的口吻，要我“有空去农垦厅看看，你就说是……，他们会接待的。”他可能不知道，当时的农垦厅已改制为“湖北省农垦总公司”，总经理黄书明就是从五三农场的党委书记任上提拔的。我在五三农场的时候，他是畜牧技术员（兽医），我们还是篮球场上的熟人呢。】
我的母亲汪璧华，生于1924年，也是湖北应山人。外祖父汪运堂，基督徒，出身寒微，“一战”时期被红十字会招募做医工，去过欧洲，后来回到家乡开诊所。
母亲的青少年衣食无忧，她读过几年私塾，小楷的毛笔字写得很有模样。她从小挚爱自己的祖母（我的曾外婆），那是位历尽艰辛而不倒的女人，备受四邻乡亲赞誉，母亲始终把她视为人生的楷模。
1950年冬天，母亲把两个姐姐分别寄养在婆家和娘家，找到武昌父亲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工作。在湖北军区大冶后勤学校培训后，到黄石公安大队当卫生员。1952年冬天退伍到湖北省建工局卫生所。1954年6月，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一起来到五三农场，先后在医院和下洋、高湖、罗汉寺三个卫生所工作。1976年被肝癌夺去生命。
母亲在农场工作二十多年，始终如一的任劳任怨、积极工作、爱场如家。她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拓荒，但是她含辛茹苦的品质，她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精神，是和当时开发农场艰苦奋战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1959年6月父亲去世时，母亲年仅三十六岁，工资不足四十元，组织上发给的抚恤金是有限的，母亲呕心沥血、节衣缩食，给我们五个孩子的成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60年早春，丧夫巨痛过后，母亲带着身边的三个孩子去一家岭“五三照相馆”合影。当时五三农场没有初中和高小，“缺席的”大姐和二姐正是在十多里外的京山县永隆镇住读。
母亲的节俭是罕见的。我过见她用旧手术刀片试图把一根火柴棍劈成两根。我做小学生时，她见我在用刀把铅笔芯削尖，竟然对我说：“削笔要细心，小心把笔尖弄断了。如果嫌笔芯粗了，不要用刀刮，这样太浪费，转着写就能把笔芯写尖。”她说这话的语气我还有印象，像是有几分内疚。她一定知道这么要求孩子是太苛刻了……
然而，母亲对生活上更困难的人却是乐善好施，极富同情心的。她和我家请过的几位保姆都处得像姊妹。老家来了人，无论是否“沾亲”，她都要从钱物上给予帮助。临终前（在应山医院）嘱咐我，把留在罗汉寺分场的几样家具送给她怜惜的两个知识青年。
母亲的吃苦和能干也是罕见的。记得父亲去世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为了我们能吃得饱肚子，母亲在工作之余的清晨或夜晚，和外婆一起，在宿舍背后的山坡上抡锄开荒，挖出一块一块的荒地。我家地里种过各种蔬菜、南瓜，还种过棉花、红苕、芝麻、蚕豆。母亲不仅善于家里生活中的缝补浆洗，还能自己动手砌灶、搭鸡笼、做鬃刷、编篮子、扎扫帚……
在幼年的记忆里，母亲除了腰疼的毛病犯了躺在床上，几乎再没有好好睡眠休息的样子。
母亲的骨气很硬。1971年，妹妹初中毕业下队当“知识青年” ，弟弟小学毕业也因故辍学，家里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母亲毅然决定不再领取政府发给的抚恤金。
我的父亲母亲把生命留给了五三农场。如今，他们合葬在太子山下，伴随着这块土地的变化。
爷爷·叔叔·阿姨
一九九二年清明节，我和二姐一起回农场给父母扫墓。来到坟地，见到已有一株白花插在碑前，还有烧过纸钱的灰烬。环顾四周，我们发现这朵白花和郑国祥叔叔双亲坟前的白花一模一样。一定又是郑叔叔、张阿姨顺道来祭奠了我们的父母。郑叔叔和张阿姨也是很早来到五三农场工作的老职工。郑叔叔的母亲是我们小时候最亲爱的郑奶奶，她很会讲故事，夏天乘凉时总有孩子们围坐在她的面前。
在五三农场生活的岁月里，我家有不少胜似亲人的人——
黄德华。黄爷爷是农场的老领导之一，他曾是当年新四军一支队伍的指挥员。他和黄奶奶的亲生儿子死于战乱中，身边只有一个抱养的女孩。黄奶奶无数次和我母亲讲起“我的儿子要是活着，和安华（我爸爸）同年”。黄爷爷和我父亲情同父子。据母亲说，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是黄爷爷来病房看望，他告知父亲，农场党委已决定设立文教卫生部，安排父亲做部长，要父亲安心养病，出院后就投入工作。父亲十分感激组织的信任，同时又恨自己的身体不能马上恢复健康。面对黄爷爷这位慈父般的上级，久卧病床的父亲百感交集，情绪一下失去控制，痛哭失声，触动了肺部的病灶，鲜血喷涌而出……
父亲去世后，黄爷爷多次难过地对我母亲说：“怪我啊！要是我那天不去，安华还不会走……”他更多的是鼓励我母亲要坚强地生活，培养教育好孩子。在后来的物质紧张时期，黄爷爷、黄奶奶常常托人送些食物到我家。
马幺。马爷爷也是应山人，是一位没有文化的老革命，战争年代跟李先念当过马夫，他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甚至向前来农场视察的省主席李先念要钱买酒喝。马爷爷身体很不好，一般不出门。父亲去世后，他多次托人带话给母亲，要我去他家玩，而我也去过很多次。虽然当时我只是七、八岁的孩子，他倒是很拿我当大人，每次都和我对面坐着喝酒、吃饭，认真地讲他过去的故事。
遗憾的是，黄爷爷和马爷爷只比我父亲多活了两三年就先后病逝了。
李荣春。李叔叔是畜牧技术专家出身的领导干部，建场初期与我父亲同在畜牧队（后来的畜牧分场）工作，他的妻子我们称“郭妈”，都是江西人。父亲去世后的数年里，社会正处在物质高度匮乏时期。我读书的学校在李叔叔家附近，每次路过他家，只要是被他或郭妈看到了，总要喊进家里吃饭。郭妈的母亲我们喊“家家”，老人家做的霉豆腐用小白瓷碗装着，蒸好了再滴上麻油……
廖春桂、张益梅、周淑芳。这三位阿姨都是共产党员，是母亲在五三医院工作时最早的同事，父亲去世后，她们都多次来我家，陪我母亲流泪听我母亲悲恸的哭嚎，有的还陪我母亲同宿长谈。一定还有其她的阿姨。是她们竭尽所能的安慰和照顾，使母亲巨大的悲痛得以释放、减轻。
雷振环。雷叔叔是我父亲在农场开发的最初阶段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在那一段共同度过的顶风冒雪、披星戴月的艰苦日子里，结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虽然他俩“工资不分彼此”，“没有菜吃辣椒也要喝酒”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各自分赴到不同的岗位，但是友谊却在与日俱增。父亲去世时，雷叔叔已经调出五三农场，在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十多年里，雷叔叔的工作随着农垦学校（原为农垦大学，校址在农场附近的太子山下）的建校、撤校、复校而变化，他自己经受了社会动荡的冲击。1972年，当他终于重返农垦学校后，第一时间就来我家探望。从此，雷叔叔和妻子王阿姨对我们一家的关心和帮助就再也不曾间断了。特别是我，在1976年母亲去世后，从雷叔叔、王阿姨那里得到了亲生父母般的温暖。
时代在发展，观念在更新，过去的事情或许如同江水奔海而去。但愿拓荒者之间的友情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留下光彩。
路·街·桥·狼
在我的幼年时期，五三医院和农场场部被荒草和刺林包围住着，它们之间有一条乱石铺成的、凸凹不平的大路。也有翻越山坳的小路，路的两旁是高高的茅草，一丛一丛的刺林。
多少年里，五三农场没有像样的街，而我们这些从小在农场长大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街”的概念，只知道大人们要买什么东西就说“上一家岭”。那时出门稍早或回来稍晚，大人们也是要带上棍棒的，当心路上碰到豺狼。
五十年代的农场没有大礼堂，更没有电影院，看电影都是露天的。总场部放电影是在小学旁边一块大坡地。得到放电影的消息后，医院的人们会相约同行。路上要经过一个渠道，渠道上搭着木头桥，可以过汽车，但是木头的桥面经常会出现破损短缺，形成或大或小的窟窿。有一次妈妈带着我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我骑坐在妈妈的肩膀上，不知怎么回事，过桥时妈妈竟然掉进了一个窟窿里，幸亏窟窿不大，卡在了腰部，大家过来很快把我和妈妈拉了上来。
木头桥不结实也有好处。有个人称“崔主任”的总场干部，一次夜晚回医院的家，没有带家伙，走到桥跟前，才发现“中间的桥墩”原来是一头蹲着的豺狼。崔主任惊呼一声，一把扯下了一根护栏的原木，这才吓走了狼。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崔主任扛着木头拿着钉锤，在跟别人讲故事，还在笑。
狼吃人的惨剧最终还是发生了，惨剧的地点就是我们医院的宿舍，惨剧的主人翁竟然是黄爷爷的养女黄叶群姐姐（这里的称呼有些乱辈）。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黄爷爷在离家不到200米的办公室，黄姐姐照常去送换洗的衣服，不幸遭到恶狼的劫杀。第二天早上，医院东面朝向松树山的小路，人们循着血迹在找寻遗物，黄奶奶接连几天呼天抢地的哭声还在记忆里。“那是1956年的暑假”，我的大姐记得更真切，当天下午，黄姐姐洗了头，是大姐为她编的辫子。
之后，医院在东面架起了一道木篱笆。傍晚，我爸爸和几个干部朝对面的松树山放枪……
那时的枪支不知如何管理。我爸爸在医院任职，他有一只驳壳枪常常压在他的枕头下，黄爷爷是总场党委副书记，用的是24响“盒子炮”，大大的木盒子挂在墙上。医院办公室还有卡宾枪和几支步枪。
还记得1962年发生在我家的一个故事，不过毫无惊险。
那也是暑假中的一天，天色近晚，有急事需要联系老家，母亲派我和二姐俩人一起去一家岭打长途电话，因为当时整个农场只有这里的邮电所（人们称呼为“邮局”）能打长途电话。妈妈嘱咐我们快去快回。
邮局里等着打电话的人有好几个，又很难打得通。等到我们打完电话，天已全黑了。姐弟俩在昏暗稀疏的路灯下朝回家方向走。从邮局走到场部的山坡上，朝医院的方向看去，只看到住院部大楼的灯光在茫茫黑夜中闪烁，而山道弯弯间的路、渠、田野，全都掩埋在一片漆黑里。当时我10岁，二姐14岁。我们不敢继续走了。我们看见不远处的大礼堂里有光亮和声响，半截子安装玻璃的大门没有锁，我们就摸进去了。农场文工团正在排演节目，只有舞台上灯光通明，空荡荡的观众席渐远渐黑。我和二姐悄悄地在最后一排坐下，我们没有心情看热闹，正在打算和衣躺下，听到大门外有人在说话。我一看，原来是妈妈和大姐找我们来了，她们手上各自拿着一根长长的棍子呢！
我唯一一次看到狼，已经是1964年了。那天上午八、九点钟，我在医院住院部楼上的阳台上玩，听见有人喊打狼。只见一条灰灰的豺狼拖着尾巴在远处的水田埂子上跑着，由西向东朝山那边跑，不紧不慢的……
关于吃的方面
“民以食为天”。幼年的回忆少不了关于吃的方面。
父亲去世后不久，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物质极端匮乏，饥肠辘辘是绝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家自然也在其中。
为了补充一些食物，母亲多次带着我去高湖分场，当时的“分场部”设在王台，那里是父亲最后工作过的地方，有他不少的好同事，见了我都喊“小李子”。
妈妈把布袋卷成一坨，我则背着空空的书包。我们通常是先去找沈桂生叔叔，他是分场书记。有时他写个条子，有时让阿姨直接带着我们去生产队；有时在仓库，有时直接下地里采摘。包菜、红薯、番茄、萝卜、胡萝卜，都是那么鲜活灿烂；有时付几毛钱，有时不收我们的钱。
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空手而回。那天没有阳光，秋风阵阵，路上显得有些萧杀，妈妈的话很少。
当我们走过连接高湖分场和畜牧分场的一段堤坡时，母亲突然高兴起来，她发现眼前的一片绿色是能吃的野菜！我们很快把布袋子和书包装满了，看到野菜还有一些没有扯完，我就把长裤子脱下来，裤脚一扎，两支裤管和裤腰成了一个倒v形的小布袋。
我们终于又满载而归了。
对医院和高湖分场这段“瓜菜之路”，还有一个自己尤为深刻的记忆。
那一次可能是我太想吃什么了，独自一人跑去王台。哦！正是摘西瓜的日子。阳光照耀下，路边高高的白杨树之间，是一堆接着一堆的西瓜，一框挨一筐的香瓜，大人们正在往拖拉机车厢上装。有不小心摔破西瓜的时候，他们便分着吃，红瓤黑籽水汪汪的……我不知不觉在靠近……有人在喊“小李子，小李子”！我连忙走过去了……
那是我生来第一次饱食西瓜，直到黑瘦的小胸脯下挺出了一个圆鼓鼓的大肚子。
临走时，叔叔们好像听到了我的“心声”，要我带一个西瓜回家，还说“拣大的拿！”七、八岁的孩子没有什么客气的话，扑在西瓜堆边，敲敲这个，拍拍那个，掂掂这个，试试那个，最大的西瓜肯定拿不动，多大的合适呢？最后选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可能七、八斤吧。有的叔叔在提醒我：“有四、五里的路啊！”也有给我打气的：“没问题、没问题！”我蛮有信心地抱着西瓜上路了，还尽量把步子迈得轻快些，我知道身后有很多眼睛看着呢。但是没料到，才走了不到一里路，我就很累很累了。我小心地把西瓜放在路旁的大草窝中间，靠着白杨树一边喘粗气，一边考虑是否把西瓜拿回去换个小点的。可是既怕被人笑话又实在不甘心，于是咬咬牙继续向前走。抱一会儿，扛一会儿；扛一会儿，再抱一会儿。到后半程，只有把西瓜放着滚动的气力了。
那个遍体鳞伤，还裂了个缝的西瓜，如何被大家吃掉的，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记得的只有那天的太阳好大，天气好热，路好不平、尽是沟沟坎坎……
小学生用帮助同学做作业的方式换取一个馒头……翻窗进入养牛房，从麻袋里偷出几块豆饼，几个同伴在野外烤着吃……这些我的亲身经历，“不巧”被作家梁晓声“抢先”写过了，这里就不再哆嗦。
讲几件我的母亲和父亲关于吃方面的故事吧。
“粮不够，瓜菜代”是那个时期的口号（这其实真的是一句废话！）
每月人均十几斤大米，二、三两油，猪肉全被“苏修”勒索顶债去了。人要活命，自然要想办法。
有一天，妈妈在回家的路上捡到半截瓠子，她用舌头添过了，觉得不算苦，就拿回家切成块放进了外婆正在煮的菜粥里。谁知道，煮熟后盛进碗里，大家吃了一口，都觉得苦得受不了。外婆早年就读于长沙护士学校，大概属于中国现代医学较早的一代护理人员吧。她说“有毒的瓠子吃不得”。大家正要把粥倒掉，后悔着的母亲把几个碗里的和锅里没有盛完的粥一起倒进一个盆子里。接着，母亲一边把锅刷洗干净，一边要外婆去把唯一的筒子面拿出来煮。
那顿饭，我们每人吃了一小碗面，妈妈自己还是吃的那些苦粥，她说不觉得多么苦。连续吃了几顿，硬是把那锅有毒瓠子的粥吃完了。
有一年过年，每人分到了几把陈年的带壳花生。
妈妈在炒花生时不知怎么搞的，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炒糊了。花生壳子颜色没变，花生米却成了深褐色的，苦，不能吃了。幸好那年我家自留地里收获了蚕豆，晒干的蚕豆还有一大瓢，用粗砂炒出来，特别好，特别香。而那些炒糊的花生并没有扔掉，那是妈妈过年时的独享……
父亲在世，大概我四、五岁吧，我家生活也曾经有过极为短暂的“优越”——医院为我家和老场长周季芳的父母亲，专门配了两个厨师，很地道的小灶。炒菜的钟伯高大肥胖，做饭的冯伯长得像胡志明，记忆里有他穿着白兜兜，端着一层蒸笼朝我家走过来。蒸好的馒头热气腾腾……
我父亲有个特别的嗜好，爱吃长了籽的老茼蒿，用米粉加猪油伴着蒸。难得他还有个很雅的情趣——向全家人多次讲述一个美好的打算：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全家人穿着最好的衣服，去山里踏青。让儿子先放几枪，吓跑周围的野兽。再铺上油布，摆上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好菜……
当年我家真有一套铝质的“提碗”，那是五个圆的、各带两个小耳朵的平底盒子，一个盘子兼作盖子，它们可以很稳地上下摞扣在一起，专门的提手，可以用一只手提着，很轻松地出门。
孩子们幻想过这五只盒子里可以分别放香肠、花生米、腊肉……
那终于是天边的一个梦幻。
1959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在家门口朦朦胧胧的坐着，只见一个穿着护士服的阿姨端着一个小抽屉走过来，那是从病房床头柜上拿下来的。她把抽屉轻轻放在门口，告诉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我一声没吭，也没有什么悲伤。
看看地上的抽屉，里面好像空荡荡的，除了病房里的怪味，只有一个小本子，一支笔，还有零散的三、五颗干红枣……
幼年时期的回忆是那么依稀，如遥远苍穹边际的星星，能够清晰辨认的实在是不多了。
我会永远珍视那块圣洁的天空。
我在五三农场的山山水水、风风雨雨中长大，身上带着那里不可蜕变的印记。对此，我只能引以为自豪。因为这个印记饱含着拓荒者精神的渲染。
拓荒者的精神是艰苦创业的精神，勤俭朴素的精神，奋发进取的精神！
谨以此文献给《拓荒者》，献给我的故乡五三农场，献给安息于斯的父亲和母亲！
1992年4月16日初稿于武昌。
2009年8月5日再稿于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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