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08-05-15 【刊名】江汉考古
张云鹏在京山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现场
光阴荏苒，一晃张云鹏先生离开我们已三十余载。岁月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张先生为江汉地区考古工作艰难垦荒的往事却难以使我们淡忘。回忆建国之初，张云鹏先生领着我省一批年轻考古队员，奔忙在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基本建设工地，为抢救大、小工程中发现的众多文物古迹，与我们同甘共苦，日夜奋战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同时，先生结合考古实践，不辞辛苦地为我省各地培训基层文物考古工作人员，扩充文物工作队伍，以应各项工程中抢救文物之急。今天，我省文物考古事业已从无到有并蓬勃发展起来，考古专业队伍也己发展壮大。回顾我省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艰难历程，使我们更无比怀念，曾经为江汉地区文物考古事业创业与发展付出过艰辛劳动的张云鹏先生。
一
张云鹏先生是江汉地区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第一人，是他拉开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先生发现并初步揭示了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继石家河文化之后的“三房湾文化，（后两支考古文化是以后逐步确认的）。是他最先在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和薪春毛家嘴西周遗址上，揭示了江汉地区商周时期灿烂的青铜文化。也是他早在60年代初，率先带领我省考古队的一批年轻考古新手，深入楚故都纪南城内外，开展楚国城址和楚墓的调查发掘工作。在探索楚文化的考古中，先生主持测绘了纪南城城址大型地形图，在纪南城筹建了江陵考古工作站，为江汉地区开展楚文化考古做了大量工作，给楚文化考古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他严格培育，当年刚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一批考古新手如陈贤一、郭德维、刘彬徽等先生，如今都已成为商周考古和楚文化考古专家、学界知名学者［1］。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我们时刻难以忘记，张云鹏先生为江汉地区考古事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一)发掘京山屈家岭开拓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
新中国建立前，湖北是考古空白省。50年代，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文物考古单位，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几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全国培训了大批文物考古工作人员，此后湖北才有了少数考古工作人员。1954年冬我省兴建石龙过江水库，在水库水渠经过的京山、天门等县工程线上考古调查发现了大批古文化遗址，其中多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2］。这一重要发现报中央文物主管单位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王伯洪和张云鹏先生来我省指导考古工作，并组建一支考古工作队，简称考古所湖北队，张先生任队长。根据中央在基本建设中必须贯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两重两利”方针，在复查水渠工程线上古文化遗址中，张先生选定了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以北分布比较密集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重点发掘对象。1956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指派张云鹏先生来我省主持此项工程的考古工作。张先生带领我省文物工作干部，对工程线上的京山屈家岭遗址进行了试掘。
为全面配合此项水利工程抢救文物，湖北省文化局组织了一支由省、武汉市、荆州专署(即地区)及其所属的京山、天门、钟祥县文物干部（北大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一至三期学员程欣人、蓝蔚、夏盾、谭维四、喻德智、江海、王劲等为骨干）30余人组成的“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在张云鹅先生的指导下，展开了水渠全线的田野考古工作。张先生在工地培训一批骨干后，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员进行抢救性重点发掘，另一部分人员对工程全线的古文化遗址进行重点复查，采集文物标本，认真做好考古调查记录，以获取工程全线文化遗存分布概况。对水渠工程线上的罗家柏岭、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等4处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3］，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石龙过江水渠工程中，考古实践培训的一批基层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后成为市、地、县文化部门的文物干部，即是我省的第一批基层文物干部。
1956-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先生主持，我省派程欣人、王劲、夏盾等人配合，对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的罗家柏岭两遗址进行了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发掘完成后转入屈家岭遗址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
江汉地区京山屈家岭遗址，发现了以蛋壳彩陶小杯、蛋壳彩陶碗，与一批双腹器形的鼎、豆、碗，彩陶壶形器、高圈足杯、彩陶纺轮和陶塑的红陶小动物等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显然有别于中原己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也不同于长江流域的青莲岗文化，从水渠线上的调查资料了解，此类文化遗存，有一定分布范围。在整理考古发掘报告时，张先生为其命名为“屈家岭文化"［4］。在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主要揭露了一处建筑遗迹，遗址出土遗物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以灰陶为主，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后定名为石家河文化和三房湾文化。
1957年，考古所湖北队在鄂东黄冈螺蜘山砖瓦窑厂取土场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我省文物考古队派我和李元魁随同参加。螺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批近同于屈家岭下层的墓葬。对该遗址墓葬的文化遗存，张先生认为，其中含有仰韶文化因素，也有屈家岭下层文化的许多特点和江南青莲岗文化因素。它应是汉水以东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是一支早于屈家岭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由多种原始文化交汇的文化类型［5］。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级的三峡大坝和丹江水库两项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分别在西陵峡和丹江口两地开始兴建。三峡大坝一期工程开工伊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后将考古所湖北队并入了长江工作队（简称考古所长江队）。考古所长江队队长是石兴邦先生、张云鹏先生任副队长，张先生一直带领长江队做田野工作。大坝一期工程淹没区，主要在西陵峡范围的湖北宜昌、株归县，考古所长江队随即奔赴西陵峡淹没区内做考古调查试掘工作［6］。接着，丹江口水库的一期工程即将开工，水库工程的一期淹没区，涉及到豫西南的浙川和我省的均县（现为丹江市）、郧县、郧西三个县。考古所长江队将考古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湖北。1958年下半年，考古所长江队会同我省襄阳专署文化局组织的文化干部，开展了对丹江水库库区内均、郧两县文物的普查工作，随即对淹没区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复查与重点试掘工作。
为适应考古工作的需要，1958年底，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驻武汉市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组建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简称“长办考古队”），将考古所长江队改称为长办考古队直属队，并在长江流域各省(市)设立分队。1959年至1960年，由张云鹏先生带领的长办考古队直属队20余人，加上湖北分队共30余人，在丹江水库库区湖北均、郧两县的淹没区内，热火朝天地开展了文物拆迁和考古发掘工作［7］［8］。由于当时湖北分队的文物考古专业人员少，大部分成员是湖北省文化厅刚从下属的省级文化单位调来的新手，张先生带着长办考古队直属队与湖北分队一起干，首先在均县七里屯新石器时代遗址上［9］，组织直属队内的考古专业人员，结合考古发掘为湖北分队的新队员们讲课，辅导我队的一批考古新手，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边干边学，逐步有了考古专业知识。还利用遗址发掘工地，为丹江所在地的襄阳、郧阳专署，轮流培训了两期基层文物考古工作人员。
(二)首次发掘黄阪盘龙城揭示江汉地区灿烂的青铜文化
湖北境内，基建工程中众多的考古发现，促进了江汉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经过几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已获大量考古资料，考古研究工作也随之而开展。1961年，张云鹏先生应湖北省博物馆筹建文物考古研究室的需要，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来我省，任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室负责人，从此，他肩负着全省考古研究的重任。张先生不仅从事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与研究，对我省商周考古也寄予厚望并作了大量工作。
1963年，在黄陂盘龙城城址西垣外，为配合农民开挖水渠，张云鹏先生带领我馆文物考古队的年轻队员陈贤一、郭德维和黄阪县文化干部，组成考古发掘组，在楼子湾商代遗址、墓地上，发掘了一批中小型商代墓，这批墓葬几乎每座墓里都随葬有青铜器，张先生认为，这是一批具有明显二里冈期商文化特点的青铜器［10］，并认为遗址的时代大约属于商代二里岗期，最迟也不晚于安阳小屯早期。出土的青铜器的特点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遗址中可找到。墓葬中的长方土坑、二层台、埋有狗架的腰坑等葬制和葬俗，都与郑州、安阳、辉县等商代墓葬相同。关于遗址的年代，张先生从地层和墓葬存在相互叠压与打破关系，推断遗址内涵存在着早晚之别。楼子湾3号打破文化层第5层，4号墓被第5层所压，因而M3可能比M1、M4、M5稍晚，他的分期对以后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及考古学分期给予了很大的启迪。
过去盘龙城一带所发现的青铜器，有人认为是中原流散来的文物，这次楼子湾发现了商代遗迹、墓葬及出土青铜器，张先生肯定地断言楼子湾是一处商代遗址，但究竟是商代的居民点还是军事据点?是商文化影响所及地区还是商代版图?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张先生所提出的疑问成为七十年代以来学者探讨盘龙城性质的课题。关于出土青铜器与商文化类同的看法，在七十年代也得到学术界的肯定。1974年，盘龙城开展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和奴隶殉葬墓，当时主持发掘的俞伟超先生当即邀请河南商城专家安金槐先生来工地参观探讨。安先生在参观李家嘴2号墓时，指着殉葬的青铜器说：假如我不是站在湖北的盘龙城遗址上，真会以为是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前来参加发掘的北大俞伟超、邹衡、李伯谦等先生更进上步提出盘龙城性质属商文化。
1958年上半年，张先生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和湖北省文物管理处孙启康、高仲达同志，配合农业生产，主持发掘了薪春毛家嘴西周水塘遗址，发现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迹，出土了一批近似周文化器形特征的青铜酒器［11］，揭示了鄂东地区周代文化与中原周文化的关系。
盘龙城楼子湾商代墓地和毛家嘴西周水塘遗址的考古发掘，展现了江汉地区商周时期灿烂的青铜文化。
(三)开展楚都纪南城考古楚文化考古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1961年，张云鹏先生刚调来湖北，即带领我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的喻德智、王劲和刚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陈贤一、郭德维、刘彬徽等一批年轻队员与技工，前往我省江陵县，配合楚故都纪南城城外太晖观水渠工程，清理发掘了一批楚墓。与此同时，张先生安排探工，在临近的张家山砖瓦窑厂取土场上，又钻探发现了一处楚墓密集的大型墓地。结合北京大学考古教学的实习任务，张先生与俞伟超先生商议，由俞先生带领张文彬（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孟亚男等北大学生在太晖观楚墓地实习［12］。张先生则带领省考古队转移到了张家山楚墓地，配合生产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楚墓发掘工作。
以上两处楚墓发掘工作结束后，1962年张先生又先后主持了江陵万城的考古调查，和万城、葛阪寺等楚墓地的发掘工作（这批发掘资料可惜在“文革”中受损）。
从这时起，张先生开始了探索楚文化的考古进程，把楚文化考古列为江汉地区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课题.张先生对楚城的发掘比较慎重，他主张先城外后城内，即先在城外的楚文化考古中积累些对楚文化的认识后，再进入楚故都纪南城内做考古工作。
1963年，楚都纪南城南垣外兴建一条大水渠一纪南渠，长渠穿过纪南城、郧城和荆州城三座古城之间的重要地段，工程工地暴露的文物古迹极多，纪南城与郑城之间近千米水渠线段上的遗物、遗迹更为丰富。张先生带领省、地、县组成的考古队，配合纪南渠工程，在长水渠线上重点发掘了纱帽堰、拍马山等大型遗址，遗址上发掘揭露出许多房屋建筑基址、灰坑及一批陶井和土井等楚文化遗迹。同时也清理发掘了一批楚墓。出土文物极为丰富，除有大量的生活用器外，楚墓中还出有一批陶、铜礼器［12］。
经过几年来在纪南城外楚文化考古的奋战，通过大量楚文化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张先生和队员们对楚文化中铜、陶礼器的组合特点与分期，楚文化中的特有器形及特色等，都积累了一些认识。1964年，张先生带领在楚城外工作了多年的省考古队员，进入了楚故都纪南城，在城址内进行小型试掘和配合农田水利工程的考古调查发掘，开展了勘探楚城内文化遗迹分布情况和城市布局等考古工作。当年，清理发掘了一批灰坑与水井，并在纪南城南垣鄂国庙附近，发掘清理了一座南水门［13］。
1961至1964年，张云腆先生带着这支年轻的考古队，在江汉地区开楚文化考古之先河。连续在楚都纪南城内外田野考古几年后，考虑到纪南城楚文化研究的长期需要，于1964年邀请湖北省测绘学院师生，赴纪南城实测了一张比例为二千分之一的大型城址地形图［14］，并在纪南城旁建立了江陵考古工作站，为我省开展楚文化考古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二
张云鹏先生在田野考古中，有着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迎难而上、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
1952年他在浙江大学攻读了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直在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因长江中游考古工作的需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先生来江汉地区，从此，他就和湖北结下了考古情缘。此时的湖北，省里的考古工作人员屈指可数，且都是从北大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刚培训出来的年轻人，基层考古工作人员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里，他要独自主持田野考古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不仅有需要传帮带的考古新手，还有一批需要培训文物考古基础知识的基层文化干部。白天他精心主持田野考古工作，关心辅导我们这些考古新手，晚上则在煤油灯下，为考古的基层文化干部传授考古基础知识。江汉地区考古工作的初创期，困难重重。张先生敢于向困难挑战，在考古实践中，他用自己的知识和毅力，努力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为江汉地区的考古工作开辟了新局面。
(一)考古实践中狠抓科学求实和专业队伍建设
张先生认为，严格培训考古专业队伍的业务素质，是做好田野考古工作的前题。田野考古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尤其是在背着行李下工地的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又是一项严谨的科学工作。为此，对于考古工作人员来说，不仅需要掌握这门专业知识，还应具有艰苦的工作作风。他常对我们说：“对于初学田野考古的人，一定要严要求，要培养自己能吃苦耐劳，具有科学求实的工作作风。如果开始就坏了坯子，成了习惯想改也难”，“在发掘中有误或处理地层和遗迹上有错，如实记录，不要隐瞒，以免造成错误结论”等等。他还说，考古所刚从考古专业分配来的大学生，都要在所里明确一位学长为师，严格地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带一阵子，合要求后才放手让其独立工作。张先生带着我们做田野考古工作的几年里，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工作中严格要求我们，并与我们同甘共苦，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为我们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对于配合基本建设的田野考古，张先生认为，也应带着学术课题。出发之前，他总会要求我们，先在图书室查阅有关该区域历史沿革和文物古迹等方面的文献记载，以及有关当地的文物古迹等资料，从已了解的历史、考古资料中，根据不同地域的考古学任务提出学术课题。通过工程范围内的文物普查，以点代面的选点试掘，进而带着需要探讨的学术课题，确定重点发掘对象。如在配合石龙过江水渠工程中，带着学术课题，点面结合，重点发掘了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揭示了长江中游具有代表性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配合丹江水库兴建工程中，重点发掘了郧县大寺、青龙泉，均县朱家台、乱石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获悉了屈家岭文化向北发展的分布范围，和屈家岭文化在鄂西北至豫西南区域的青龙泉类型，了解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谱系的大致轮廓，以及它们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的关系等情况。
张先生主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科学严谨、求实创新。他了解南方地层情况比黄土高原复杂后，在正式发掘屈家岭遗址时，采用开2x2小探方的方法，较好地掌握了地层的变化。为防止探方各自编层造成混乱，他常先在遗址的不同方位，各发掘一两个探方，了解文化堆积情况，按遗址上土质土色的大变化统一编层。先生十分重视发掘质量，力求准确掌握文化层的层位关系，严把质量关。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考古发掘中出现的各种遗迹现象，严格要求各探方的发掘者，注意地层与遗迹和遗迹与遗迹的叠压或打破关系。对于暴露出的残存遗迹，在没有弄清之前，要求我们不要轻易处理，宁可留错也不要打(打掉)错，找出它的分布范围，弄清它与周边遗迹的关系，无须留者做完记录后再作处理。他对我们说，田野考古资料是复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有误，会导致历史结论的错误。
张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掘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在考古发掘中，一定要尽可能地做到科学准确地揭露和记录遗迹原貌，在田野考古中，要尽力获取各类考古信息的资料，取得尽可能接近客观实际的三大原始记录资料（大意）。在屈家岭等遗址发掘工地，我们不仅取得了不同文化层位中和有关遗迹内的碳14标本和各类遗迹的标本，也科学地从文化层中取了作孢粉分析的土样。
张先生的田野考古技术比较全面，他不但能绘制田野考古中的各类考古图和室内的器物图，还能独立进行大面积的考古测量（大地测量）和全面的考古摄影（包括高空摄影和器物照相）。他十分重视考古资料记录工作。在每一个遗址发掘之前，必先取得一份地表的地形图（向有关测绘部门索取遗址所在地的地形图或自己用经纬仪测绘的遗址地形），每个探方发掘结束，要求我们绘制一张坑底的等高线地形图，以获取聚落建址之前的原始地形资料。对田野考古绘图记录，他要求做得越细越好。如遗迹的分布图、遗迹的位置图、遗迹的层位关系与有关遗迹的关系图，以及各类遗迹的俯视图、剖面图和遗迹的重要细部特写图等。对各类绘图资料的相对比例，以及遗迹俯视图与各部位剖面图关系位置的准确性，都要求得十分严格。文字记录也要求写得越细越好，要求我们不要怕烦琐，编写报告时再作取舍。
张先生十分重视考古专业队伍的建设。他认为，要发展我省的文物考古事业，省级文物考古队伍的知识结构，对于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张先生来湖北后，为提高我省考古专业队伍的业务素质，一方面在考古实践中培训在职的年青考古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同时报请省文化厅人事部门同意，与当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系主任苏秉琦先生书信联系，向北京大学先后要来两届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如前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胡美洲，我所的陈振裕、杨权喜、陈文学和已调西南师范学院的管维良等几位先生，就是当年苏秉琦先生应张云鹏先生的要求，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先后输送我省的专业人才。由于省级文物考古队伍专业素质的提高，加速了我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
(二)勤奋求索开展江汉地区考古研究
在我省考古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开创期，张云鹏先生凭着他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创业辅神，在短短十年考古生涯里（1966年即进入了’文革’动乱期），在新石器时代、商周和楚文化考古的开拓上，中都作出了一定成绩，为我省考古事业的发展莫定了基础.他开拓的京山屈家岭遗址和天门石家河遗址群、黄阪盘龙城遗址(城址)和江陵楚都纪南城内外的楚文化考古，这几个重点考古学课题，仍是今天我省考古工作的重点。
在考古学研究上，张先生十分注意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京山屈家岭遗址，他根据地层迭压关系进行考古文化分期，并与其它区域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遗存类比分析。他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收获》［15］，一文中，以屈家岭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分期作依据，对鄂西北及豫西南的屈家岭文化，进行了区系类型的研究;同时阐述了鄂东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与江南原始文化关系密切的观点;并在此文中，论述了他通过我省江陵楚故都所在地楚墓与鄂城（今鄂州市）、大冶和松滋等地东周时期楚墓资料的分析，总结出的楚文化特征，和对楚墓中铜、陶礼器组合的初步认识（对楚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因“文革”劫难而停止）。
在田野考古中，张先生十分重视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在田野考古发掘中，他坚持边发掘、边整理资料（修复有代表性器物、绘典型器物草图等），做到随时掌握各层文化遗存的变化；并及时整理编写发掘报告和简报，向学界报导江汉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同时也挤出时间写过一些考古文章。发表的发掘报告、简报和文章有；《京山屈家岭》(专著)［16］、《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17］、《湖北黄冈螺蜘山遗址的探掘》［18］、《1963年湖北黄破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19］、《湖北薪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20］、《江汉地区考古收获》和《由湖北石家河遗址发掘方法的主要错误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21］等十余篇考古文章。、
张先生开展学术研究活动，非常重视与大专院校及有关科研单位的史学和民族学界学者广泛交往。1955年，他曾邀原武汉师范学院（即今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永轩先生，参加过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试掘。在进行楚文化考古研究中，多次拜会武汉大学历史系石泉教授，探讨楚文化考古课题；与武汉大学历史系张继平教授（张教授曾在历史系讲授考古课）探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研究课题；也曾赴中南民族学院拜访岑家梧院长（文革前的院长），参观民院内的民族文物陈列馆。曾应岑院长和湖北省科学院的邀请，先后参加中南民族学院和湖北省科学院举办的小型学术讲座和学术研讨会，宜讲江汉地区的考古收获。张先生的绘图基础比较好，他用墨笔和彩笔绘制大型器物挂图，生动地向学术界宣讲他撰写的论文《江汉地区新时代考古收获》，文中除阐述了对楚文化的研究成果外，重点地探讨了长江流域新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并在湖北省历史学会1962年年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论文《江汉地区原始氏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张先生对江汉地区新石器、商周和楚文化等考古研究成果，给学术界很大影响，为江汉地区考古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走进张先生的办公室，室内贴满考古图，门上挂有江汉地区汉水中下游及其支流唐、白河一带新石器文化遗存的分期表，墙壁上挂有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图，和用红、兰铅笔绘制的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群（器物组合）草图、屈家岭文化不同类型的器物群草图、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早晚器形演变图等，体现了先生对江汉地区考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张先生对江汉地区的考古工作，有着许多远景规划和设想。他想带着培训过的这支考古专业队伍，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继续了解江汉地区新石器的文化谱系，探索屈家岭文化的源流，及其发展中的类型和分布范围。受西安半坡遗址大面积发掘的启示，他拟在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内作一次聚落考古的尝试，较全面地揭露一个聚落遗址。在商周考古方面，他想继续发掘黄阪盘龙城商代遗址，探明城址的确切年代、功能和它与商文化的关系。他认为，楚文化考古是江汉地区考古研究的重点，他想在逐步认识楚文化特色及其各类型的特点中，带着文献记载和史学界关于江陵楚郑都地望考的不同学术立论，在纪南城内外的考古发掘中，对纪南城是否为楚郧都作些考证。为了解研究楚国历史，他购买了不少史书，常因翻阅历史文献书籍、钻研有关问题而废寝忘食。
张云鹏先生为人耿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对青年同志，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扶掖后进。考古队同仁中的当年年轻人，至今还在写文章怀念他［22］。正当他怀着雄心壮志，在考古事业上坚韧不拔地施展宏图的时候，”文革”的极左妖风，夭折了他的学术青春，断送了他风华正茂的生命。可慰的是，经他生前培训成长起来的这支考古专业队伍，继续着他开创的考古事业，实现着他的考古愿望，并做出了许多成绩.他虽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忠于考古事业、奋发图强、勇攀学术高峰的敬业精神，仍在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考古学家张云鹏
注释
[1]陈贤一等：《缅怀张云鹏同志》，《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2]王劲等：《湖北京山县石龙过江水库工地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3]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1956年。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探掘》，《考古》1962年7期． [6]杨锡璋：《长江中游湖北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0年第10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年第5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8至1961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乱石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7期。 [10]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12]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太晖观楚墓清理简报》，《考古》1973年第6期；郭德维：《在江陵寻觅发掘楚墓的日子里》，《湖北文史资料》2000年第1辑(总第62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13]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勘探与发掘》，《考古学报》(第326页)1982年第3期。 [14]同[1]． [15]张云鹏：《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收获1955～1965年》。 [16]同[4] [17]同[3] [18]同[5] [19]同[10] [20]同[11] [21]张云鹏：《由湖北石家河遗址发掘方法的主要错误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22]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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