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在伊历五世纪之前教法原理学家们对亚氏逻辑的立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学者没有接受亚氏逻辑。在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宗教原理学家们对亚氏逻辑的立场。
关于该立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伊斯兰思想史家们的流行主流观点，尤其是东方学者们的观点认为：早期的教义学家们在宗教人士的神学辩论中运用亚氏逻辑，虽然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但还是以讹传讹地流传到今天，或许下面他们的理由是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在很早的时候，穆尔太齐勒学派就开始了同基督教的宗教论辩。早期淳朴的基督教已经被建立在希腊逻辑基础之上的另外一种混合型的基督教所取代；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基督徒们在宗教论辩中以整个亚氏逻辑为武器，在他们的证据论辩中，这些基督徒们在谈论神性和人格在耶稣身上的统一、以及位格的统一和多元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诗歌和宗教法令的证据。可以理解到的是穆斯林一开始并不这样辩论，因为他们不了解亚氏逻辑，更尤其是约翰·大马士革在他与穆斯林的辩论著作中把伊斯兰作为是一个哲学式的理性信仰。
第二，穆尔太齐勒的书籍没有流传到研究人员的手里，也就无法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做出明确判断，大多数时候，我们所掌握的都是关于他们的主张的一些短片残卷，对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却几乎未曾提及。
第三，在伊历五世纪之后，出现的一些晚期教义学家们的著作，可以让人说在此之前的早期教义学家们的著作也和晚期风格一样，而后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按照亚氏逻辑的方式，我们有这样一些书，而早期教义学家们的著作，要么是失传了，要么是还没有流行开。这就可以说，教义学在其整个历史上都受到过亚氏逻辑的影响。
事实上，在五世纪之前，亚氏逻辑在早期的教义学派里受到的是最坏的待遇，所有的教义学派都激烈反对，无论是穆尔太齐赖派，还是艾什尔里学派，抑或是什叶派，甚至是凯拉闵耶派均是如此，伊本·泰米叶说：“穆斯林中的远见卓识者们压根就不重视他们的方式（亚氏逻辑），甚至包括艾什尔里、穆尔太齐勒、凯拉闵耶、什叶派和其它一些研究人员，都对亚氏逻辑进行数落，而第一个把他们的逻辑和穆斯林的原理结合起来的人是艾卜·哈米德·安萨里”，他在另一个段落里说道：“穆斯林中的远见卓识者们对安萨里提出了谴责和批评，在他们的理性和教律标准中，对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是敬而远之”，这也是伊本·戈伊摩所一再强调的地方。
这就明显地证明了：
第一，教义学家和逍遥学派对关于“下定义”存有分歧，前者对亚氏的“下定义”提出了批评。
第二，教义学家拒绝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伊本·赫尔顿（卒于伊历785年，公历1406年）说道：“穆斯林们没有采纳有别于信仰、具有哲学知识背景的三段论”。
第三，对很多教义学家的文本进行分析评论发现：巴格纳尼（卒于伊历403年）、戈维尼和很多穆尔太齐勒学者们，在他们的研究中都避开了亚氏逻辑，艾卜·苏莱曼·舍基斯塔尼表明了这种观点，后面将会提到。
第四，批评亚氏逻辑的很多书，比如像艾比·拜克尔·本·团伊卜的《精准》和伊本·鲁百哈提的《观点和宗教》等，很多文本都指出，艾巴·阿里·基巴夷、艾巴·噶色木、嘎堆·阿卜杜·简巴尔都著有对亚氏逻辑的批评方面的著作，穆尔太齐勒学派的艾卜·阿巴斯也对亚氏逻辑提出过批评，斯拉非（卒于伊历368、公历978年）和艾比·佰希尔·马太·本·尤努斯（卒于伊历328年，公历939年）的辩论中这样记载道：“这位年轻的艾卜·阿巴斯对你们提出了批评，他按照你们的方式，阐明了你们的错误，指出了你们的弱点，今天对于他说的话你们无言以对，而你们不外乎就是一直说：他不知道我们的所指的目的，没有了解我们的意思，他只是无中生有地乱说一气等等”，据传，伊本·哈兹木也对亚氏逻辑提出了批评，萨尔德这样说道：“他著有一本书，取名为《逻辑定义的阐述》，其中详细地对知识进行阐述，并运用了法学实例和宗教上的名言警句，他和亚里士多德——该学科的创立者在一些原理方面产生了分歧，也这种分歧也无人能够知道他的目的，也无法从书中得知，因此他的书也漏洞百出，不值一提”。
我们可以根据教义学家对伊斯兰之前的早期学科知识的立场来解释对亚氏逻辑的态度，我们发现穆尔太齐勒学派的历史学家伊本·穆尔泰达（卒于伊历740年）对艾比·哈桑·巴士拉这样说道：“对他敬而远之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他沾染上了一些哲学和先前学科知识”，伊本·穆尔泰达在多个段落中反复提到穆尔太齐勒对哲学和早期学科的憎恶。
但是当教义学家们在攻击亚氏逻辑的时候，他们在研究中都超避开了其规章准则。毫无怀疑，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也有着不同于亚氏逻辑的独特逻辑，他们的批判建立在独特的逻辑基础之上，当他们在批判亚氏关于“下定义”这一话题的时候，他们为“下定义”建立起了另一种研究，同样，他们还制定或者是从原理学家那里为理性采取证据和认知途径，相当于亚氏三段论的研究和相关内容，这都证明了教义学家们采取的是不同于亚氏逻辑的研究方法，理由如下：
第一，安萨里（卒于伊历505年，公历1111年）就对教义学家们避开亚氏逻辑时又采用了从对方那里接受的著名的前提论提出批评，这就迫使他们要接受它不把它作为是一个思维法则去接受，他认为是亚氏逻辑和命题，也就确定了仅仅不证自明之理才是应该接受的，也仅仅是因为它的著名和详实，这就是《买瓦戈夫》作者所说的“薄弱前提”。他并不是认为教义学家不重视不证自明之理，也不是说他们的研究脱离了这一点，“或许他认为的不证自明之理并不是前提，遂对其表示怀疑，他怀疑的并不是不证自明之理，因为只有理智失去了健全天性者才会那样，而是因为一些偏执的教义学家和一些无神论者的错误主张牵扯在了一起”，或许安萨里指出了在穆斯林中间一再强调的那种居中论，这也是对“排中律”（也就是不存在第三种观点的原则）的一种批判，在另外一段中说道：“教义学家和法学家们，在他们的辩论和著作中的大多数论辩演绎都是由在他们中间接受的一些著名前提所构成，仅仅因为其著名，而就忽略了其理由，因此，我们发现他们的演绎产生出很多矛盾的结果，对这些结果他们不知所措，自己的理性也无从对其修正”，大家注意到：“论辩”这个词用在一些教义学家和原理学家们身上，倒不是因为他们采纳了亚氏逻辑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论辩规则和方法，通过安萨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指出了教义学家们的特殊方法。
第二，伊玛目戈维尼说：“我们的伊玛目们对理性证据进行过整理，我们对其进行引述，然后阐明其错误之处”，这就充分证明了穆斯林们在学术研究中有自己独立的方法。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伊玛目戈维尼也采用过亚氏逻辑。
第三，在伊斯兰世界，希腊思想的代表们——无论是注释者还是翻译者们，都对教义学家们表示藐视，因为他们这些人违反了亚氏逻辑，吉福特（卒于伊历646年）提到：“有一天，亚哈雅·本· 尔迪（卒于伊历365，公历975年）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些丞相们的座谈，在座谈中有一些教义学家，一位丞相要求他们和亚哈雅展开讨论，亚哈雅拒绝道：‘他们不懂我的表达规则，我也不明白他们的术语概念’”。
第四，把话语本身作为是宗教学科的一种方法，这相当于是把逻辑作为是理性学科的一种方法一样。《麦噶绥德》的注解者认为，之所以被称为是“凯拉姆”学（教义学，字义愿意为话语的意思），其中一种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产生了一种能够对合法性的求证进行谈论的能力，这就像是哲学中的逻辑一样”。
第五，伊本·泰米叶（卒于伊历729年）明确地表明教义学家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法则，他这样说道：“安萨里有自己的法则，那就是逻辑，而艾卜·拜克尔·本·阿拉比，也制定了另外一种建立在艾比·麦尔里和像嘎堆·艾比·拜克尔·巴格纳尼这些前人方法之上的一种法则”，在另一段中还指出：“穆斯林中的远见卓识者们回避开了逻辑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通往目的地，是一条通往目的的通道，它不是知识本身，这种方法是不同于逻辑的方法，而是一种特殊的证据，伊本·泰米叶在自己著作中很多地方反复提到这点，这也就像是伊本·苏卜基一样经常提到。
第六，伊本·赫尔顿（卒于伊历785、公历1406年）提到艾巴·拜克尔·巴格纳尼制定了证据和研究所依赖的理性前提，其中包括：“错误的证据导致错误的结论”，这种方法是一种依赖于自身的理论技术，之后伊玛目戈维尼关于这种方法写了一本名叫《夏米奈》的书，在这本书中阐述了教义学家们的传统方法，然后指出，晚期教义学家们阅读了亚氏逻辑，根据这种逻辑来研究前人教义学中的规则和前提，就出现了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他们不再认为“错误的证据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而形成了另外一种方法，也就是“后人的方法”——来自于希腊斯多葛学派逻辑，或者是建立在亚氏逻辑基础之上的方法。
第七，教义学家们自身认为：“教义学缺乏一套适合于其它学科的规则，它只适合于自身，而不能满足于其它”，斯亚利库题认为，教义学的研究课题不同于亚氏逻辑的很多内容。
第八，伊本·卢世德（卒于伊历595、公历1198年）指出：“教义学家们具有一种法令式的方法和证据”。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教义学时代里，教义学家们关于研究方法的形成有一种二元立场。
第一，拒绝把亚氏逻辑作为是一种研究方法，并加以攻击。
第二，采用自己所制定的独特的伊斯兰方法，或者是教法原理学家们所制定的方法，然后教义学家们加以增删和修改，使得这种方法在早期一段时间里，一直通行于所有教义学范围，无论是穆尔太齐勒，还是什叶派，还是艾什尔里，或者是逊尼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把亚氏逻辑拒之门外，而亚氏逻辑和教义学以及伊斯兰学科的结合，是在五世纪末在晚期的一些教义学家们手上开始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结合，并不是在穆尔太齐勒思想家手上发生的，而是通过著名的逊尼派教义学家艾比·哈米德·安萨里的途径。与此同时，直到很晚时候都有一些人对亚氏逻辑是坚决反对态度，这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而早期教义学家的方法，有了很多坚定拥护者，在他们的论辩中加以运用和捍卫。
是什么原因促使教义学家们不接受亚氏逻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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