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陌生人在大城市相遇时，第一次寒暄总会问到一句“你来自哪里？”你每天搭乘同样拥挤的地铁、奔向同样匆忙的一份工作，吃着同样一份由外卖小哥拿来的不再热气腾腾的午餐，思考着同样的关于薪资与房子的问题。你越来越严丝合缝地嵌入到社会庞大的、磨灭掉所有特殊性的秩序中，或许也越来越感受到一种无所依傍的空虚。于是你会在同样一个城市里灰蒙蒙的夜晚里寻找一个关于故乡、或者关于异乡的足够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会以其和大城市鲜花着锦般的安逸顺遂所不同的苍凉、泠冽或温情、怀旧给你带来情感的冲击。《我的诗篇》剧照
于是你会听到“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漠河舞厅》）“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以近乎挽歌一样的悲伤唱人荒诞的命运、唱无数个风雪夜里凋敝败落的往日荣光；你也会听到“青松排两旁，中稻与泥塘/垂钓俩三竿，不远是工房/早起有浓汤，雾水是清凉/二月喜色来，爆竹啊禁放”（《还乡去》）中关于南方细碎又脉脉的人间烟火。或许除了这些吉光片羽的抒情，你也想了解更多关于城市的故事，无论是那些被当作样本的、被写作者们置于手术台上、希望落下的每一刀都能精准地切到其最痛切处的大城市，还是那些显现出独特的气质或者有格外迷人的故事的小镇小城。城市的叙事正在流行，为此，我们也想给出一份注脚。在下面这几本书中，阅读城市故事。过去几年间，以抒情的笔触来描写一段记忆中泠洌往事的叙事手法几乎贯穿于所有东北文艺作品中，从《铁西区》《钢的琴》《白日焰火》到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的小说中。在这些表达中，读者将会不断强化自己对东北那些语焉不详的印象，关于东北的一切都感伤又迷人。相比于小说，《张医生与王医生》是对东北文艺的祛魅，这本书以张医生和王医生为主线，但这不是一个成功学的鸡汤故事，相反，它以39万字的体量尝试去解释过去的三代东北人经历了什么，沈阳这座城市又经历了什么，由此，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或许可以叫“东北怎么了？”东北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心；工业总产值一度位居全国首位；城市化率、GDP与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曾长期领先全国。半个多世纪里，东北经历了兴盛与阵痛，如今已成为了外界眼中的落伍者。从城市发展来看，东北城市不仅在中国的各项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还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与人口外流问题。《张医生与王医生》中很多看似脱离了主线故事的“番外”则真实记录了这些变化发生的瞬间和对一个城市的大印象背后隐藏的真实背景，如“女性记忆——'干净利整’”解释了在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前期，人均住房面积不到四平方米的时代，为什么“干净利整”成为对女性的至高评价之一；“番外：关于南方人的都市传说”一章，作者们盘点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沈阳日报》上刊登的文章的标题，如《如何改变小商品的南货北销的局面》《“华丰”为何挤了“众乐”》等等，来表示失去了在计划经济中一骑绝尘的地位的沈阳，对“南方”的诸多想象、羡慕、疑惑……为什么“关系”“义气”“人脉”在东北变得如此重要，书中尝试给出答案：不同于广州、上海、深圳等南方的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剧烈扩张，沈阳是相反的，人才流失，社会变窄，机会变少。这种情况下某些因素会变得非常突出。那些我们称之为大众文化的东西，那些道德观，那些社会观念都出现了，而且占的分量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认同这些东西，其实是反映社会的一种紧张——资源的紧张导致的社会道德和文化资源的紧张。最近，一位阅读和翻译海德格尔、长期浸淫于哲学中的农民工陈直被大众关注到。而这也不是文艺界第一次对农民工投以这样热切的目光，刘小样、皮村的写作者们、范雨素、以及我们将要介绍到的陈年喜，均因为其才情及热爱远远溢出大众对于其身份的期待而被讨论。继《炸裂志》之后，陈年喜的非虚构故事集《微尘》再次回到他曾洒下血与泪的矿山中，21篇故事，关于人向大山讨生活并最终归于尘土，这些山峦、矿石一度慷慨地将财富捧给人，也会毫不留情地塌陷，戕害人的性命。很难讲《微尘》中如草芥一般的炼金石工、爆破工、运石工、乡村木匠、农夫、农妇、小作坊老板等在人间艰难地走这一遭有什么浪漫可言，但陈年喜的文章中，这些哪怕最终逃不脱生病、死亡的“微尘”，也有和山河一样的坚实和值得被纪念的壮丽。我们很容易在陈年喜写作中读到一种雄浑的气象，如果有一种思接千里，长期以陕西爆破工人这个身份生活在秦岭、交换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来营生的陈年喜接续的或许是李白的文脉。李白在《侠客行》里“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古典的浪漫与豪侠承续到一个工人这里，陈年喜写“随着高温的金锭在冷水里哧的一生，百雾气散尽，变成一坨黄橙橙的纯金”“雪白得让人眼疼”……他回忆每一次的伤害和牺牲：断了一截的钎杆刺穿肋骨，像是一根从人身体里长出来的甘蔗；被爆破时强大的起浪冲成碎末的人的残肢，和收尸时让人无法忽视的“要落不落”的血色残阳。而除了这些因为关乎死亡而天然有种悲壮的内容，一向被认为是小而美的关于美食的人间烟火在陈年喜的笔下也有另一种气象：“蔚为大观的面食，在豫陕之地的一日三餐中吃出了气象和境界。花样百出的面食里，尤以馍最为丰饶而普及。馍里，以肉夹馍最为沉实厚重，它似饼似馍又非饼非馍，早已自成体系。据说，顺着它的演进脉络往深处走，可以从长安沿河西走廊走到遥远的西域，直达历史深处的胡尘马嘶。”今天再提起中关村时，想到的可能是高科技产业中心、林立的、整齐的商业楼。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关村高楼大厦的缝隙中，生存着许多边缘人——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正式工作，除了身份证，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时常也需要躲躲藏藏，在那部热播的《后来的我们》曾对这些青年的生活做过展示。而这些人在小说家徐则臣的笔下是《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卖盗版光碟的敦煌和夏小容，是《啊，北京》里办假证的边红旗，也是《西夏》里靠与朋友共同经营一家小书店来生活的王一丁。《跑步穿过中关村》这个短篇中，物质上极度困窘的人，以叛卖某种精神性的内容为生，卖光盘的“我”随手以一张碟换取卖旧书的人在售卖的研究《罗拉快跑》的书，这是这本小说集中更为可贵的内容：它为读者真实再现了一个时代里，知识和文艺不是某一个阶层的特权，所有的人都平等地、没有高下之分地沉浸于艺术中，光碟的贩卖者会给学生们提供《柏林苍穹下》与《小城之春》，买碟人和北大的听课党、考研党租住于同一个房间，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北漂们的悲凉的故事，不如说这是一个记录着所有小人物都共享着崇高的可能的故事。这本首版于2008年的书距今已有13年之久，它让我们思考：一切变得更好了吗？正如我们前文提及的，大众对于《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表现出的震惊，大众或许已经接受如下的预设：哲学、艺术已经被固化为文化身份的象征符号，而农民工这个阶层的人每一次尝试摘取这个身份的努力都将被视作一次大型的行为艺术。从《跑步穿过中关村》到《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的嬗变，也是北京故事的写作重点的迁移：从人群混杂的中关村挪到文艺聚居地鼓楼、从边缘人到都市中产。小说一上来就有种众声喧哗：“世上迷茫的人太多，他们需要指引。其中一些人当上了司机，就更需要指引。那辆雅阁车上，架着三台手机，都开着导航，司机踩一脚刹车，一个女声说'请不要压线’，一个女声说'请保持车距’，一个女声说'请注意来往车辆’。车上了京顺路，三个女声此起彼伏。”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困住都市中产：一次不顺利的导航、要不要戒烟、今天去不去健身、要不要投入一段感情……每一次以为他们会奋不顾身时，看到的却都是他们冷漠和犹疑——“城里的噪音是金钱在嗡嗡作响，人们投入生活时热气腾腾的兴奋和心底冷冰冰的欲望相互激荡”。《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中写的不是大快人心的故事，而是那些小心的算计、拧巴，故事中的主人公们都在经历着类似的不堪，一个电台主持人和一个编剧最初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只有几万元，可以一起吃火锅、租房子，但是有一天，编剧突然挣了500万稿费，这个编剧就会想自己挣的钱为什么要给对方，并逐渐萌生了两个人不够匹配、想终止这段关系的想法；在另一对情侣身上，女生是律师，她希望她的男朋友能够帮她介绍一些投资界的大佬，她希望自己的男友能够帮她再提升一个台阶。暗流汹涌的欲望都市：“感谢伟大的音乐家，朗恩·卡特让他们相识，Radiohead让他们再次相遇，他们五百多天之前似乎有一个约定，那是一个应许之炮”“阿司匹林乐队唱的是英文歌，刘棣也听不清他们唱的是什么，他的注意力都在Echo身上。他被撞了一下，手中的啤酒洒在Echo胸前，不知道是不是该伸手去擦，Echo笑着说，太热了，正好凉快凉快，她把手里的半杯啤酒倒在自己身上，身上冒出的热气蒸腾，散发出一股肉香。刘棣把她揽在怀里，亲吻。”作者指给你看——文艺被用来兑换了什么。《洗牌年代》像是一本上海老风情、旧风物与方言的普及作品，其中密密匝匝的上海景观的意象经常拥挤地罗列在文章中，这是作者金宇澄的资料储备库（如他所言，此书是《繁花》的素材本，一万个好故事于此萌发），但是也给不熟稔南方语言和风物的读者的阅读制造了障碍。尤其在文章中写风景、交代环境时，金宇澄的句子短促、用词精当，但并不着力于上下文的逻辑和句子之间的贯通顺畅，作者兴之所至，语言就像玉珠子一样叮当落下。金宇澄带着浓重的怀旧情绪写逝去的时光，书中的第二篇文章《锁琳琅》中一生未娶、人到中年的阿强的那处三层阁像是全书的意蕴的缩写：“在她们来讲，留连这个房间，等于了解了这座城市遗留的过往回眸，丰富而杂乱，这里堆有过多的旧物，比如窗式旧空调一部，高低旧'华生’电扇两架，祖辈老马桶，铜箍脚盆，生铜痰盂，两大叠的陈年地摊杂志，壁上数幅真人大小的日本春宫过期挂历，按下开关，门口两个杂牌射灯和稀疏的圣诞彩灯珠就放光，干枯的广东金橘盆景，破旧的塑制圣诞树和发财树，嵌有'海洋世界’抬额的漏水玻璃鱼缸……”随手捡拾，都是一种光阴不再的伤逝。或许没有哪本书像《洗牌年代》这样几乎字字句句都在写上海，金宇澄甚至写离开上海以后在异乡感受到的上海，像《穿过西窗的南风》中显现出的人带着原乡的习惯去到异乡时感受到的无所适从：“经过两大堆年糕片，听见一个北方人的疑问，显然都不知道这坚硬的白色片状为何物。我再清楚不过，这是上海一户人家规定的购买量和多家亲戚支持的总和。家人将年糕切成薄片，摊在竹匾里晾乾，把心思转移在白色的年糕上，最后一直送她到上海公平路码头，送她上船，叮嘱下船时一定请人帮忙，她太娇小了，家长相信，会有人在旅途上照顾她的……”《那间街角的茶铺》
从老舍笔下北京的茶馆到社会学家王笛长时间研究的成都的茶铺，我们或许都已经默认：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空间，能够像一间茶馆一样同时兼有这么多功能。一间茶馆，上能取悦文人雅士，下能服务贩夫走卒；可以堂皇，也可以简陋；或提供眼花缭乱的表演，或仅仅一碗清茶放在面前……而在一个特定的、动荡的历史时期，茶馆则更像是一个三教九流聚合冲撞的小江湖，在《那间街角的茶铺》中，王笛将目光对准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他运用了官方档案、现代小说以及成都竹枝词等资料，写作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以及在茶铺这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社会整体面貌。关于成都的茶馆，文学的描述甚至比历史的叙述中能看到更多，如李劼人的《暴风雨前》和《大波》，有许多场景发生在成都的茶铺里。沙汀在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述了成都附近一个小镇的茶馆生活，而这篇小说也是他自己经历的再现，作家们对茶馆情有独钟，甚至认为在四川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长期的观察让王笛拥有了比文学家们更多的视角，如书中写到的：“茶铺还可以为很多人提供生计……有掏耳朵的、擦鞋的、算命的、卖小吃的，大家都可以在茶铺中找到生意。这种包容性比酒吧、咖啡馆要大得多。从这个程度上说，它跟城市人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而茶铺还是一个政治舞台，在那里人们很难与政治保持距离。精英和地方官僚对茶铺和茶铺生活的批评不绝如缕，其动机也千变万化。有时为了改善城市形象，有时为了启蒙，有时为了批评落后的生活方式，有时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有时则为了其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诉求……无疑，茶铺充满着政治，从阶级冲突、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到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以及政府为控制人们思想而做的宣传，可以说茶铺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比南方更南，林棹以《潮汐图》写作广州。
潮汕地区似乎有天然的诡谲与神秘，《潮汐图》中，主人公被巧妙地置换成一只雌性巨蛙，她出现于珠江水上人家，被身世成谜的苏格兰博物学者H诱捕并豢养在澳门好景花园。由此，奇异的笼禽困兽、寰宇新知并四海众生相，悲喜相侵地进入蛙的生命。鸦片战争前夕，H破产自杀，好景花园如大梦般消失，而蛙也将经历生与死的考验。
《潮汐图》关键的灵感降临于2018年底：一是1824年的粤英词典《通商字汇》，那些古老的儿时依稀听过的如今却消失不见的方言在作者心中荡起涟漪；二是一系列“中国贸易画”收藏，它们将她的目光引向了19世纪的中外画家。而《粤海关志》《广东十三行考》《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疍民的研究》等文字资料也为作者拼凑起关于广州的想象。
在搜集资料期间，林棹也沿着珠江跑，她在采访中谈及，曾拿着老地图，对照着旧时风景画。有时会收获一些落差。有时会收获一些意料之外又合情合理的惊喜，一处座没有读到过的旧时客栈，那里已经是半废墟，牌匾还挂着，一种没有读到过的当地风俗……它们断断续续地连成一条往昔的痕迹，一种隐藏的逻辑。
《潮汐图》的时代设置在19世纪，后来风起云涌地搅乱时代的鸦片战争尚未来临，《潮汐图》是关于岭南风土的魔幻故事，从珠江水上人家，到广州十三行，在澳门奇珍园略作停留，又探向万物有灵的江河重洋。
小学时玩的航海主题电子游戏被成年以后的林棹再次拾起时，游戏中的浪漫童话的背后是殖民，征服，奴隶贸易，火与血……“有一天挥舞蝴蝶帆、尾摇开孔舵的巨大广式帆船冲破浓雾，从史料中现身；不是一艘两艘，而是舳舻相接、绵延天际，从存续两千多年的广州港，到安南，到马六甲海峡，到更远的远方。每一片帆，每一个人，每一句乡音，都太值得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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