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丁贵堂（1891-1962），字荣阶，山东黄县人，生于辽宁海城，1951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1949年5月25日凌晨，上海市苏州河沿岸，炮声隆隆，子弹啾啾，解放上海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中。此时，江海关的地下党员已经悄然行动起来，将事先藏在海务科办公室里的红旗和秘密缝制的标语带上江海关六楼。凌晨4时30分，海关大楼挂出了解放上海的第一幅红色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高大的钟楼上升起了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江海关钟声长鸣！
当时中国海关最高级别华员、原海关总税务司署副总税务司丁贵堂领导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包括浚浦局、港务科、检疫所等）工作人员起义了，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称赞丁贵堂“立了大功”。毛主席亲自接见他并亲切地称呼他为“丁海关”。
▲上海海关大楼。
▲税专同学纪念影集，收录有丁贵堂的照片。
勇于抗争，维护海关华员权益
丁贵堂是旧海关中第一位华籍副总税务司，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职务最高的华籍官员，这在一直由洋人把持的旧海关中可是凤毛麟角。
自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我国海关的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收支权等，均被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把持，统管全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及各关税务司、副税务司皆由洋人担任，完全垄断了我国海关大权。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员，备受洋人的歧视和欺凌。
丁贵堂祖籍山东，出生在辽宁海城，性格中混合着东北人的刚直与山东人的耿介。1916年，丁贵堂从培养海关专门人才的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安东关后，看到洋员对华员飞扬跋扈，华员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丁贵堂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与洋人交涉。有一次，日籍帮办垣花惠在关里飞扬跋扈，欺压华员，丁贵堂忍无可忍，与之据理力争，差点动了拳头，后经安东关税务司美国人柯尔乐居间调解方才平息。
1919年，丁贵堂调任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务科帮办。在此期间，他对洋人蔑视中国主权的跋扈行径甚为不满，曾几次与洋人发生争吵，富于正义感的他联合在署里的中国职员与洋人交涉，争得了房贴和煤贴，维护了华员的权益。即便是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亲信、税款股副税务司泽礼欺压华员，丁贵堂也一样敢于抗争，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丁贵堂不仅海关业务精深，英汉语功底深厚，人品上也公而忘私，敢作敢为，因此不仅在华员中威望颇高，在总税务司署的高级职员中也赢得了口碑。
1927年，丁贵堂奉调至上海江海关任汉文秘书课秘书。上海江海关中国员工发起组织海关华员联合会，丁贵堂担任组织部员。联合会以“提高职权，改良待遇”相号召，开展争取中外关员平等待遇的斗争。在广大员工坚持斗争下，海关当局被迫提升数名华员为代理副税务司，丁贵堂是其中之一。回顾这段火箭般的升迁经历，丁贵堂这样总结：“自有海关以来，华洋关员升任代理副税务司最早最速者，实以堂为第一人！”
1929年初，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在南京举行海关关制审查会议，丁贵堂和其他爱国人士为挽回海关行政管理权及提高华员地位待遇，在会上据理力争，取得了中国关员和外籍关员原则上的平等待遇和地位，并规定以后海关行政部门停止招收洋人，开始削弱洋人的垄断权势。他还坚持海关的报关单和其他统计报表上，都应该加列中文，打破了海关单据全部用英文的惯例，尽力维护中国的管理主权。
踊跃救国，发起义捐资助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丁贵堂对家乡东北的沦亡十分痛心，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非常敬佩。丁贵堂耳闻目睹十九路军将士缺医少药、给养短缺的困境，以自己在海关同仁中的威望挺身而出，通电全国海关，发起组织爱国捐献运动，号召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自1933年起，按月捐献薪金的百分之五，慰劳和援助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和冯玉祥、吉鸿昌、宋哲元在华北的抗日部队。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主持的东北抗日救国会也得到了资助。
▲《抗战时全国海关华员爱国捐章程》及有关的通启案。
丁贵堂支持东北进步人士和流亡学生的爱国活动，热情接待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住在自己家中，积极支持和赞助宋庆龄和斯诺、艾黎等倡导的工合运动。他还带动海关员工积极捐款捐物，踊跃救国。虽然丁贵堂当时对共产党不了解，但他知道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丁贵堂请阎宝航转交一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还把海关同仁爱国基金两万元，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捐献给新四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丁贵堂筹划将总税务司署内迁重庆，但为日本侵略者所阻。总税务司署曾把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况密电报告国民党政府。日军进占租界后，在天津海关发现此项密电副本，认定是间谍行为，于1942年3月以“反日间谍行为”逮捕丁贵堂。经过一个月的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丁贵堂始终表示按政府明令办理，拒不认“罪”。日本宪兵队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其释放出狱，但仍暗中监视。是年底，丁贵堂佯称“血压增高、心脏病复发”回老家养病，穿越日伪封锁线，辗转抵达重庆。
1943年3月，丁贵堂出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6月，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后，他被委派为代理总税务司，这是中国关员首次执掌海关领导权。然而，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却在两个月后委任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丁改任副总税务司。10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委派丁贵堂兼任专员，前往新疆筹建海关，并于1944年2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迪化关，丁兼该关税务司；之后又在中苏边境塔城、伊宁、霍城、和阗等地设立了关卡。
坚持正义，积极帮助民主人士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任命丁贵堂为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专员，同时接管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江海关。此时，总税务司李度还没有抵达上海，大小事宜皆由丁贵堂负责。
丁贵堂不仅要处理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收复区各海关事务，还要接收原海关财产档案、敌伪码头仓库，事务繁杂，但他一直洁身自守，与当时众多国民党“劫收”大员截然不同，其卓著的接收成绩得到各界的好评。为此，国民党政府财政部1946年5月25日颁令，给丁贵堂记大功一次。当时许多接收大员多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对于种种“接收花天酒地，人民呼天唤地”的做法，丁贵堂深恶痛绝，公开进行抵制。
1947年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国统区市场物价暴涨，马口铁奇缺。孔祥熙大公子孔令侃见有利可图，就从美国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一批马口铁原料，准备运进国内销售，大发国难财。因为马口铁原料是专控物资，严禁擅自进口，江海关于是拒绝签发进口许可证，不予放行。孔令侃大为恼火，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为由，与海关当局大打笔墨官司，同时利用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发动说客去说情，多方施压。最终，丁贵堂因抵抗不过其强有力的后台，只得放行。但这件事对丁贵堂触动很大，使他更加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
▲丁贵堂（左一）与中共地下党员孙恩元（左二）等人在一起。
上海区海关员工曾先后五次发动怠工、罢工，丁贵堂始终同情。总税务司李度曾勾结国民党特务、军警拟武力镇压职工运动，丁贵堂与其他进步人士从中斡旋、阻止，避免了流血事件发生。
1946年，丁贵堂的好友兼同事、海关高级职员孙恩元回到上海，经中共地下党代表李正文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孙恩元严格遵守地下党的组织原则，没有把入党的事情告诉丁贵堂，但丁贵堂却意识到孙恩元可能是共产党员了。因为孙恩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所表现。对于那些违反国民党海关制度而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孙恩元就干，而对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不利的事，即使蒋介石政府下令要办的，孙恩元也经常找理由不办。丁贵堂在孙恩元潜移默化影响下，也逐步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下定了为爱国民主运动和全国解放事业作贡献的决心。
当时，阎宝航也从重庆来到上海，在李正文家住了一个多月。丁贵堂多次在家中以东北老家捎来的高粱米、家乡风味招待阎宝航、李正文和宁武。
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大肆迫害进步人士的时候，在李正文的单线领导下，孙恩元利用在海关工作可逃避国民党宪警联合检查的便利条件，同在海关工作的地下党员陈凤平、陈琼琨一道，护送地下党领导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出上海港。
下关惨案发生后，阎宝航从南京脱险返沪后不久，陈凤平从大沽找了条小船，孙恩元护送阎宝航从上海黄浦江码头乘船去天津转东北解放区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主席。
从1948年开始，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开上海，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孙恩元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国民党政府规定，凡离沪去香港的，必须经过警备司令部严格审查批准。孙恩元设法化名办理出境证件，代购船票，帮助黄炎培等民主人士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1949年1月，张执一夫妇、李正文夫妇从香港回上海时，也是由孙恩元和陈凤平到码头迎接，保护他们过关，行李没有遭到搜查，身份职业也没受到盘问。孙恩元还护送徐寿轩、沈体兰、张志让、顾执中等离沪出港去东北解放区。
这些迎来送往的工作，是得到了丁贵堂的同意和支持的。丁贵堂不一定知道这些工作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做的，但他认为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爱国行动。
弃暗投明，秘密见面宣誓起义
1948年底，淮海战役即将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海关人员也人心惶惶，特别是高级华员都看着丁贵堂的行动，唯其马首是瞻，以抉择去留。
丁贵堂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做法早已不满，暗中派他的外甥陈琼瓒去香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陈琼瓒在抗战期间曾参加海关长征团，结识了夏衍。1948年冬，他从上海秘密到香港，找到当时在《华商报》工作的夏衍，讨论丁贵堂起义的事宜。陈琼瓒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得到江海关关长丁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陈琼瓒说，江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夏衍问陈琼瓒，起义有没有把握。陈琼瓒说，丁贵堂很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
夏衍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得知后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回复。周恩来明确指示，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
中共上海局认为，海关上层人员中丁贵堂是重点人物，他影响面广、顾虑重，而总税务司李度又在多方拉拢他，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方面力量，想方设法，做好丁的思想工作，使他消除顾虑，安心留在上海，以稳定海关上层人员及广大海关职工情绪。这样就能为保护关产，迎接解放，起到重要作用。
中共上海局指派与丁贵堂有联系的李正文、宁武等人对他多做工作。孙恩元也同丁联系，说明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指出中国的前途，并介绍华北解放区海关的接管情况。丁贵堂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不去广州。
根据中共上海局的决定，李正文请孙恩元正式向丁贵堂提出党组织对其的希望，希望丁贵堂直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请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理由，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调拨、让开航路、码头装卸等方面制造麻烦，不要让国家的贵重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外国。
1949年3月，李正文又通过孙恩元向丁贵堂提出，希望他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引导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
丁贵堂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全中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振兴，顺应人民革命事业，这一切都是应该做的，但要冒很大的危险。因此，他必须和中共取得直接的联系。于是，丁贵堂向孙恩元提出：“共产党能派一个正式代表与我谈谈么？”孙恩元立即答应下来。
经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批准，李正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由孙恩元陪同，在仁济医院的一间高级病房里和丁贵堂秘密见面。尽管之前丁贵堂和李正文也认识，多次见面吃饭，但这次见面却不同。过去，丁贵堂把李正文当作“东北老乡”，这次，李正文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过去，李正文把丁贵堂当作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主义者，这次，是把他看作参加革命的起义者了。在蒋管区，丁贵堂同一个共产党员见面，特别是自己宣誓要起义、愿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是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爱国行动。当时，丁贵堂非常慎重而高兴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他表示，愿尽最大的努力，利用自己的职权和社会关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下齐心，保护关产再立新功
自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逃离上海后，海关的大权实际上就掌握在丁贵堂的手里。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政府几次派人诱劝丁贵堂离沪去台，丁贵堂始终未从。
1949年3月，丁贵堂毅然宣布自己留沪，敦促李度电令各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丁贵堂还安抚下属各司其职、严守岗位，以期将海关财物完整地保护下来，交给人民。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上海局通过地下党海关总支，与张勇年等其他海关上层职员联系，向他们不断开展政策宣传，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出路与党的解放事业和国家前途的关系，以及只要安心留在上海，保护好自己负责部门的关产设备，就是为人民立了功。这些上层人员，看到革命形势日趋明朗并且丁贵堂也留在上海，他们都愿意留在上海跟着共产党走。在整个安定关员人心的过程中，中层人员中已有一定数量的地下党员，为保护关产、档案，顺利接管海关，积蓄了重要的力量。
已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前后三次严令丁贵堂将当时远东最好最大的挖泥船“建设号”火速调往台湾。丁贵堂拒不从命，假称船只亟待修理，无法调运。上海解放前夕，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又下令征调海关和浚浦局的数十艘缉私艇和挖泥船。丁贵堂在中共地下党领导和海关广大员工的支持下，托词“船只要修理”“人员要补充”“材料要添置”而予以拖延，尽力保护关产。汤恩伯大为恼怒，以拖延执行征调海关船只命令为由，下令逮捕丁贵堂。由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汤恩伯仓促逃跑，丁贵堂才幸免于难。
当时，与蒋介石的物资抢夺战是相当激烈的，也可以说是解放上海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的全部国民党海军船只以及招商局大部分公私船只都被胁迫到复兴岛运送军火和军队。黄浦江从龙华到吴淞口，被国民党军队凿沉的大型船舶有59艘之多。海关船只除了4艘被国民党海军用军舰拖往台湾外，其余舰船“春星号”“海星号”“流星号”及轮船队30多艘，以及浚浦局所属的“利江号”“建设号”等均得以保留，所有关产、税款、档案资料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丁贵堂晚年。
5月25日清晨，江海关大楼挂出长达30米的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这幅标语是先期在愚园路一个江海关地下党员家里秘密缝制而成，和红旗一起存放在海务科的办公室里。这也是黄浦江畔第一幅迎接解放大军的标语。随后，一面红旗在江海关钟楼顶上徐徐升起。在丁贵堂的积极协助下，军管会顺利接管了海关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象征国家主权的国门钥匙——海关控制管理权，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里。起义不仅使得承载着悠久历史的珍贵海关档案、数额可观的库存以及大批海关船只得以完整保留，更为新中国海关的发展保留下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海关人才。
1950年2月16日，江海关正式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
1949年7月，台湾国民党当局从海、空两方面封锁上海，切断上海的粮、煤供应，上海面临停电、断水、断粮的危险。“流星号”冒着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敌机扫射轰炸的危险，扫测清除国民党海军布设的水雷。“春星号”驶入长江，恢复长江航标，并开辟长江夜航，粉碎了国民党飞机封锁长江的阴谋。“海星号”等舰船出长江口检修沿海灯塔，陆续恢复上海与南北沿海和长江通航，以使从全国各地调运的煤炭、粮食、棉花等可以及时运进上海，为稳定解放初期的上海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
上海解放后，李正文亲自听到陈毅和夏衍在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丁贵堂。用陈毅的原话说，“丁贵堂同志立了大功”。
1949年9月，丁贵堂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10月1日，丁贵堂作为特邀代表登上了开国大典的观礼台。新中国成立后，丁贵堂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等职，主持人民海关的建设，参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等一系列重要的海关管理法律法规，为人民海关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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